【摘要】：在我国，事故发生后，媒体及公众最普遍关注的便是如何问责，这导致事故调查更倾向于“问责式”“平民愤式”的调查。相比国外而言，我国在事故调查的时间跨度上较短，从开始调查到调查报告批复，最长不过半年时间。而国外则是通过漫长的诉讼，来倒逼事故调查朝着分析原因、学习教训的方向进行。
专家点评_聚焦 透视 思考：国内外重大社会热点事件综述. 2015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世界巨灾委员会副主席薛澜：风险治理难见政绩，事故调查偏向问责
风险治理本身是一个难在短期内见成效的工作，且存在“把风险消除了并不体现为政绩”的观念，因此在财政并不十分富足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领导更愿意把财政支出投入到可以短时间见到政绩的市政建设等方面。在我国，事故发生后，媒体及公众最普遍关注的便是如何问责，这导致事故调查更倾向于“问责式”“平民愤式”的调查。相比国外而言，我国在事故调查的时间跨度上较短，从开始调查到调查报告批复，最长不过半年时间。而国外则是通过漫长的诉讼，来倒逼事故调查朝着分析原因、学习教训的方向进行。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于宏伟：多数城市应对不了复杂性危机
天津港爆炸事故具有“极低发生率、极严重损害结果”的特征，此类事故具有不可预测性，而现有的应急预案仅仅是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和对未来形势的分析，在应对此类事故时往往起不到多大作用。应急管理存在跨界性，常常需要跨越地域边界和职能边界。天津港爆炸中，存在天津市和天津港、天津市各级有关部门之间的博弈，这导致很多职能部门并不能较好地协调配合，甚至常常存在推卸责任的情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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