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民族解放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独立不可分。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与民族的衰败兴亡相伴随的是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落,甚至中断。

中国之所以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有5000年连续的文明,有保存比较好的文化经典,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经过艰苦的世代开拓、发展、融合,逐步发展成统一的中国。尽管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有过多种政权的并存,也有过不同民族处于统治地位,但中国始终保持着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民族是文化的主体,国家不亡、民族不分裂,文化才不会变为无所依靠的游魂。中国只是在近代面临民族存亡危机时才出现所谓真正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丧失民族自信心,是文化自卑和对传统文化的自暴自弃。这是文化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在明中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商周时代的典籍,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汉代雄风,盛唐气象,两宋文化的高度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史的辉煌篇章。毛泽东说过:“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国家辐射,在东亚形成了儒家文化圈。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是具有时代性的命题。它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豪,是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反对由于清中叶后列强入侵、中国落后于西方产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又是吹响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号角。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文化自卑问题。这一点,最早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也承认:“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当然,这种文化自信中存在着某种天朝大国的盲目性,但至少说明,文化自信是国家强大的表现,而自信心的丧失是附着在民族危机心灵上的文化毒瘤。

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仍然是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的社会,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而当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炮舰政策敲开中国的大门并连续对中国进行洗劫式的侵略和掠夺,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存亡危机时,有些人丧失了信心,但深受中国文化精神培育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失去民族自信。鲁迅在他的著名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以匕首投枪式的文字,痛斥一些人丧失民族自尊心的消极言论,他满怀热情和自信地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有论者断言,在近百年中国历史上,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斩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这种说法当然是罔顾事实。事实正好相反。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并增添了许多新的科学元素。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解放,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生气勃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

任何一个客观公正的中国人都不能否认,与清末不断割地赔款、视洋人如虎相比,与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各自依洋人以求靠山相比,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民生凋敝、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相比,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清洗了一些人头脑中的民族自卑感和殖民地心态,迈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并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大步走出国门,使在文庙中孤独自守的孔子遍游世界,孔子学院在不少国家安家。正是在当代,汉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热学,学习中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交往中的一种新景观。正是在当代,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能满怀信心地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才能清除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文化影响,复兴被列强践踏和蔑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因为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使处于衰落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复兴。

文化自信,绝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上闭关锁国,拒绝文化交流。这不是文化自信,反而是文化不自信的怯懦。中华民族自古就信奉和而不同原则,是最能吸收外来文化的。汉唐时如此,近代更是如此。在近代,我们努力向西方学习,我们翻译西文名著。当中国共产党还偏处陕北小城延安时,毛泽东就以他的世界眼光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注重文化交流,也更有条件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努力向外国学习。这些年来,中国派往外国各类留学生之多是空前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就不仅是一种经济交往,也是一种文化交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一带一路”的建设,除了经济价值外,在文化交流上同样具有重大价值。

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证明,民族的灾难也是民族文化的灾难,只有民族复兴才能为民族文化复兴开辟道路;也只有坚持民族文化精神,才不致陷于国家分裂和被奴役的悲剧境地。中国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中华民族处于困境和危机时,给予革命者以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支撑。一个真正爱护中华文化的人,应该珍惜我们得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必然从内心深处珍爱和礼敬自己的民族文化。

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与扩张在文化上的表现,最突出的是鼓吹“西方中心论”;而与民族文化危机相伴随的是一些人失去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抱有殖民地文化心态。当代中国已是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中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我们重树文化自信,应以平视态度对待西方文化。西方某些国家的政客和依附他们的学者仍然怀着旧殖民主义者的文化自大狂,把西方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化,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普世价值论”的本质就是西方文化优越论、西方民主制度普世论和资本主义制度历史终极论的大杂烩。这是以西方文化优越论为底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不可超越性的话语霸权。

国内有些学者也乐于贩卖西方的“普世价值论”。当这个问题被引向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的烦琐争论时,最容易掩盖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政治本质。当有些论者认为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就是反对世界文明,就是离开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道路时,这些说法本质上仍然是沿袭统治世界几百年殖民主义的“西方中心论”翻版,只不过把当年“西方文明优越论”,变为“西方普世价值优越论”,把它作为各国必须奉为的圭臬。在当代,西方输出“普世价值”,同当年殖民主义者输出文明,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目的都在于把西方制度和道路作为唯一模式来改变世界。

我们反对的是西方包藏政治图谋的“普世价值论”,而不是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这些人类认可的共同价值。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当中国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违背自己的纲领和承诺,而是迈开了建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新中国的步伐。当然,道路并不平坦,我们有过挫折和失误,但我们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前进。六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制度的建设方面不断完善和取得进步,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建设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文化自信是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可分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都贯穿着中国文化的自强不息、实事求是、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都能找到最适合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有最适合世情、国情、民情的道路和保障人民各种基本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