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凤鱼与美术摄影

我国美术题材广泛，与鱼的关系久远深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鱼纹盆”“人面鱼纹盆”“鸟衔鱼细颈壶”“鲵鱼（娃娃鱼）瓶”等。鱼纹盆是以厚重线条把鱼画在盆子外壁，颇为生动；人面鱼纹盆是将人面和鱼用黑彩画在盆子内壁，人面两耳左右各画一条小鱼，线条生动，运动感强；鸟衔鱼细颈壶为陶壶，肩腹部用黑彩画一水鸟叼一尾大鱼，鱼作挣扎状，画面鱼鸟神态生动逼真；鲵鱼瓶则用笔简洁、粗犷。据《中国文化艺术之最》一书载，我国现存最早具有独立性的绘画作品是《鹳鱼石斧图》，距今约五千年。

巴蜀地区璧山来凤附近，古人绘画的历史也很久远。民国年间，历史考古学家在来凤河岸台地上发现有距今约四千年的陶残片，陶片上有黑色鱼纹。璧山来凤一带，现存世最早的鱼美术作品是石刻鱼和铜雕鱼。最早的石刻鱼是东汉末年的“鲤鱼图”，由失名工匠雕刻在近距来凤的马坊镇天宫庙插旗山崖墓墓室正面石壁中。最早的铜雕刻鱼是在来凤出土的“四鱼汉洗”和在丁家镇与正兴镇界地出土的“双鱼纹汉洗”。用青铜对称铸的四条鱼十分精美，鱼嘴还能喷水，铸造艺术高超，美术观赏性很强。

唐代，璧山来凤一带的鱼美术品是比较多的，可惜传世物品多毁于“文革”中，至今少见。据有关资料记载，来凤驿行台衙门处出土的银盘上，刻绘的“鱼龙摩羯”应是唐代来凤的鱼美术精品。从宋代至明、清代，璧山来凤地区的鱼雕刻美术图，当数陵墓中的石刻鱼和鱼纹图以及二道牌坊（百岁坊）上的鱼最为精美。

从唐代起，许多民间木质器具上都装饰雕刻着鱼。木器饰鱼集中在屋门、柜门、箱子、椅桌、床榻、屏风等处，此乃汉画像石屋门扣环常用鱼和鱼纹起镇邪作用的沿袭。《艺田录》载：“门钥必以鱼者，取其不螟目守夜之义。”门柜等木器具上用鱼，实为镇邪之意。

清末民初，璧山来凤一带居人所用的木雕鱼图，多为把鱼与莲刻在一起的“富贵有余”和刻两条鱼嘻水的“双鱼吉庆”。还有雕刻活蹦乱跳的两条鱼名“年年有余”，刻九条鱼的“长久富裕”，刻金鱼与海棠相配的“金玉满堂”，笔者收集有两幅床榻围板，上面雕刻的鱼美术图名“鱼穿莲”。

来凤一带民间鱼美术雕刻还有玉雕鱼、银鱼坠、鱼形瓷枕、草编鲤鱼挂件等丰富多彩的品种。瓷鱼盘在民间也广泛使用，其装饰手法有青花、红花、青花釉黑红、红绿彩和铁锈花等。常见的鱼盘图案为盘内绘一至二尾弓身起跃的鲤鱼，寓意“年年有余”，用以表现人们对美好富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笔者在来凤一带见过的鱼盘有多种清代青花鱼纹盘、青花鱼锻纹盘、青花釉黑细鱼纹盘、青花红绿彩鱼纹盘、铁锈花鱼纹盘，现代生产的白色无图鱼形盘、青花鱼图盘、红花鱼图盘等。另外，还有绘有各式各色鱼图的大小瓷碗、瓷调匙、双鱼瓷瓶、瓷鱼灯。

璧山来凤历朝各代有微雕鱼。微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甲骨文上就有契刻小字如芥籽，笔划细如秋毫。璧山古代善微刻书画者如清代居住璧城西东林寺侧，考中咸丰九年（1859）举人的邓涵（一名光辉）和其弟恩贡生邓光耀。二人善书画微雕，曾合作在四根如绣花针大的象牙棒上分刻鱼、鸟、虫、兽，称名“象牙微刻四图”。其作品之一的“微刻鱼”流传至“文革”中散失。

现代璧山来凤一带多微刻家，如工作于重庆市博物馆， 1964年出生的来凤人邓万虹善刻人物、山水鱼虫画，其作品在国内外展出，海内外报刊曾予报道。长时间在来凤邻近的青山厂工作的陈荫山是璧山现代微刻的先驱者，花鸟虫鱼、人物书法雕刻独步一时。青山厂的潘启惠先生的微刻书画成就显著，着色微刻技巧堪称一绝。

中国的指画始于清代。家居璧山来凤驿南的老年翰林邓树標就长于指画。至今乡中还流传其未考中翰林前，常在来凤街上以指头、指甲、手掌为笔作鱼儿画故事。他绘的鱼儿图自然得趣，画面布局空灵。

抗日战争期间，著名国画家潘天寿随国立艺专校迁居璧山数年，常在璧山凤山左山岗上画写意蟠桃。他曾两次带学生到来凤驿小桥处画渔翁写景，并创作《凤驿钓翁图》和《八哥鲫鱼》指画。

剪纸是民间为人喜爱，生命力极强的艺术。据《史记》记载，最早的剪纸是周朝时的“剪桐封弟”故事。由周成王姬诵用梧桐叶剪成一个玉圭图，赠送给弟弟姬虞，令他到唐国当诸候。此后，剪纸传向各地。

璧山来凤附近剪纸代有艺人。宋代，冯状元的妻子琦姑色艺双绝，精于剪“跃鱼图”“春桃图”等窗花墙饰。清代末年，来凤、丁家一带的村姑善剪“连升三级”“鲤跳龙门”“福在眼前”“连年有余”“刘海戏金蟾”“文武财神”等图案，一部分图画一直流传到解放后。当代璧山的一些中学美术教师、幼儿教师、中小学校学生都喜欢剪纸，创作了形形色色的鱼剪纸图。教师江仲隆长于剪鱼、鸟、人物。1992年，他创作一套4幅《以死求生》单色剪纸，叙团鱼与毒蚊共同生活在水边又相克，毒蚊刺甲鱼使其无计可施，蚊毒进入甲鱼血汁使其死亡，人们将甲鱼干壳用于熏蚊使其闻味即亡。该套鱼题材剪纸作品，除有审美作用外还具有科学道理。

璧山剪纸品种除窗花、装饰、挂签、绣花样外，还有罕见的特种剪纸。特种剪纸极具审美价值，做工精湛，风格高雅，造型极有品味，经装裱或装框供人观赏，具有饱满立体形象。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璧山县科学技术协会从事学会、协会宣传工作时，曾创作《稻田养鱼好》 《栽培凤尾菇》 《良种鸡蛋个个大》等多幅特种剪纸美术作品参加县和地区科普美展。绘制时采用3至5层厚纸加染7至8种非常鲜艳的色彩，使图中的鲤鱼、鲫鱼、草鱼、鸡、人物及附属物异常艳丽，层次丰富，立体感强，如同雕塑画一样，令人赏心悦目。

木版年画，璧山来凤一带古代称名“斗方”，近代则简化称“年画”，是民间在年节之时用来迎新春、祈丰年的一种民俗艺术品，是百姓用来美化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愿望的一种最为普及的美术品。

璧山来凤一带的年画是随着社会风俗的演变而产生的，是随着印刷术的进步而兴盛发展起来的。据资料记，来凤民间有鱼内容的年画明清时较多，而清末民初时为最多。新中国成立后，年画从工艺制做上得到快速发展，以鱼为题材的年画层出不穷。

璧山来凤古今可考的年画有“卖渔婆”“沈万三打鱼”“吉庆有余”“瑞鲤图”“双鲤图”“鲤鱼跳龙门”“独占鳌头”“连年有余”“金鱼满堂”“鱼戏莲”“鱼蓝观音”“抱鱼童子”“龟鹤齐龄”等。多数年画画面新鲜，表现物体生动，富有情趣。古代的年画以单色为主，多色为辅。近现代的年画艺术水平较高，用色多鲜艳匀称，其中不泛雅俗共赏的佳品。如清人画的对称式“连年有余”，画面主体为两名嫩面童子各怀抱黑头黄身双鲤，分别坐在植于特大瓶中盛开的桃红色瑞莲花和大红牡丹花上。双童头顶有瑞狮。全画饰童、鱼、莲、桃、柿、榴、佛手、福字互相呼应，表达了人们祈祝富贵连年，丰收有余的观念。一幅民国年间艺人画的《龟鹤齐龄》，取龟和鹤的自然属性与特征，将人作比喻。因龟为长寿生物，鹤主吉瑞，来凤人希冀富贵长生，故画两吉瑞物寓意健康长寿。

璧山来凤部分人家悬挂的中国画中的鱼以游鱼花卉图为多。清代道光翰林王倬府中曾有一幅《跃鱼图》，相传系乾隆时巴县著名书画家龚晴皋的手笔。晴皋名有融，是巴蜀画奇石的高手。他喜画鱼，所作跃鱼以形显神，实中见韵。画中金色岩鲤仅用两条曲线勾出鱼形体，再以数块浓墨染鱼身和用小线勾鱼腮嘴，鱼图简洁、逼真地把来凤岩鲤欢快浮游突然跳跃的场景表现出来，颇具神韵。王倬画的另一幅浅色《鱼鸟图》，表现口含小鱼的翠鸟立在池塘边竹杆上，水中三尾小鱼儿正惊惶窜逃。富有情趣，极具匠心。

现代璧山来凤一带的绘画者也常以鱼为题材，如来凤镇中学学生创作的一幅版画《我家的渔塘》，画中表现来凤人养鱼丰产，一家老少四人怀着喜悦的心情拖网捕鱼。该画曾刊在1992年8月27日《璧山报·副刊》上。

璧山当代名画家、中国美协会员陈安乐和四川美协会员谭伯恒善国画，2002年9月20日参加来凤鱼文化研究笔会，分别画了“荷鲤图”、“金鱼图”赠送给来凤镇政府。

在来凤鱼兴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青少年幼儿也学习国画并画鱼。1985年六·一儿童节，笔者时年四岁的儿子邓高峰和4岁女童陈张艳参加重庆市妇联、教委、少年宫举办的现场绘画赛，分别画了“猫鱼图”、“熊猫与鱼”，二人均荣获奖励。1987年六·一节，幼儿李静绘《送鱼》图获璧山县少儿现场赛三等奖。1992年初，8岁的周俊绘《收获》图画鱼、鸟。1994年，6岁周航画《蟹》，表现横行多姿有趣的大小河蟹。

璧山来凤一带有糖画鱼，糖画就是用糖作的画，是深受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广泛喜爱的民间工艺食品。璧山附近称名“糖人”，重庆称名“糖关刀”，成都称“糖饼儿”。

有关史籍载，从唐朝初起，巴蜀产糖，糖制品较多。一些农家逢年过节，都要熬点饴糖给孩子浇注既可玩赏又可食用的糖品。早期时，乡人将糖液倒在光滑木板上，使之冷却成圆、方等多种形状。以后发展代有变化。到了明代，专业艺人就用糖液造型，做成糖人、糖鱼、糖龙等人物、动物，并在年节时用其祀神。

清代中叶后，璧山熬糖人户增多，来凤、丁家有四五户糖人艺人，他们制做题材广泛，将鱼、龙、凤、马、牛、猴、虫、草铸得极为生动优美，并吸收了地方雕塑、剪纸、皮影、刺绣等艺术的造型手法，逐渐将糖人演变发展成为有艺术价值的糖画。

璧山、来凤附近的糖画技艺是师徒传承，多从实践练习中掌握技巧手风。解放前，在来凤街头和附近乡村庙会集市，凡人流较多的地方，都可见到做糖画的小摊摊。往往是在一个高约70至80厘米的方木柜上放一块木板，柜边放与木板同样大小的木盘，盘上分格画着可制糖画如鱼、龙、猴等十至数十种动物、人物的纹样。盘中心一支铁签上穿一支竹箭。购糖画者可旋转箭杆待箭停箭头指处，艺人便照样式做。也可购取做好插在草把上的鱼、龙、人物样品。

清代末年，来凤有一“王糖人”，他常在大佛岩、天灯寺等庙会期间为香客做糖画。据乡中耆老传，王糖人做手艺时，面对使用日久光滑油亮的红豆木板，静气凝神，运腕走糖勺，灵巧地抖、捉、放、顿，时慢时快，将胸中的成鱼用糖液滴画在板上，然后用一竹棍支撑，待冷凝后取用。他最长于做头尾相对，中间为一顽童的“双鱼糖人”，人与鱼均栩栩如生，观食结合，深受人喜爱。

璧山来凤一带有着悠久的织绣历史，《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候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此段话告诉我们，早在四千年前，巴国已有丝织品，并用丝织品 ——帛包裹玉贡献给夏禹王。前书又载，周武王灭殷朝后，封子统治巴国，时其地域“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紵……皆纳贡之”。秦汉代时，四川蚕桑丝织业也发展很盛，农村中，劳动人民普遍在屋前屋后“环庐树桑”。在成都、德阳等地曾出土较多反映汉代种桑、采桑、丢梭织造的画像石和画像砖。璧山汉代经济文化发达，出土东汉画像石甚多，民国年间在来凤驿近处也发现有“织机图”，证明至少在汉代，作为古代巴国和秦汉巴郡（治今重庆）腹心地区的璧山来凤地区，已经盛行种桑、养蚕、丝织了。

蜀汉时，诸葛亮劝农桑，把发展蜀锦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以锦作为国家的主要贸易物，用以解决庞大的军政费用。当时璧山来凤一带属于乐城县辖，由于诸葛亮等致力推广织锦生产，致使该地区非常的富裕。20世纪时在璧山来凤南面丁家出土大量画像石、陶俑和在来凤东面的白市驿蜀汉墓葬出土的陶俑，凡是贵族达官多身着锦服即为明证。这时的美锦图案，已有“郎锦鱼鳞纹”等多种式样了。

唐宋代，璧山来凤地区纺织进步，织锦技艺达到了新的高度。据南宋初期璧山冯时行记载：璧山当时有70余家将大量的丝织帛蜀锦、巴缎献给朝廷，支持国家抗敌。此期间的图案花样据元人费著《蜀锦谱》记就达20多种。其中，多数锦图富有地方生活气息，充分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如有鱼纹锦、真红飞鱼锦、真红六金鱼锦、真红穿花凤锦、青绿如意牡丹锦等。

历元明至清初，璧山纺织和锦缎又有新发展，并对四川尤其是对川西成都和川东重庆的锦缎、纺织起了承前启后的极重要作用。据清代成都《华阳县志》卷四十二载：“蜀自明季兵焚后，锦坊尽毁，花样无存”。前书四十四卷和《四川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业篇，民国二十年《工商特刊》创刊号等史料记：明末张献忠大将孙可望从成都撤退时，将川中织户500家带往云南，而留川者已不多，使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锦生产衰败。清雍正年间，浙江一带入川到璧山来凤等处的织布锦师和原存的璧山本地织锦师重新振兴蜀锦。稍后，长机织技“自渝（州）属璧（山）传至成都。……（璧山）巴缎最为著名。”雍正十三年出任璧山县令的黄在中作《璧山四季诗·冬》谓“牧童牛背穿云出，樵子竿头带雪回；织尽机丝灯影瘦，呤残蟋蟀鼓声催。”乾隆丁丑年璧山进士刘志《咏纺锦》诗云：“两手经纶快似风，乾坤运转补天工，任他衣锦号寒子，在我轮回一线中。”清末周询《蜀海丛谈》载：璧山“尤长于纺织，所出绸缎布匹，推销甚广。”织锦缎纺纱织布已成为璧山县南以来凤，县北以八塘为中心的商品生产地。

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四川省机械厅存建设厅矿业卷附件《璧山刘仁杰哀启》记：璧山八塘人刘仁杰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在璧山八塘沙包嘴新办蜀布厂变为织锦，由数儿子“分任出庄、弄杼、纺素、制器等职……规模亦渐宏大，担囊及门辈三千人，仰绎丝为生者且数千家。”光绪三十二年，产品获川省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在南洋劝业会上得二等奖一次，“先后由清廷特奖五品同知衔。”民国四年（1915）获工商部奖一次。

清代璧山锦缎有巴锻、贡锻、金丝锻、鸳鸯缎、回文缎、鱼草花卉锦等，以巴缎最为著名。锦缎绸图案以鱼、鸟、龙、凤、梅、兰、竹、月季、牡丹等为题。色彩除沿用传统的大红外，还采用粉红、水红、鹅黄、杏黄、翠绿、湖蓝、艾青等色作底色，配以对北强烈的色彩作花色。如来凤解放初期居民仍使用的多幅粉红、兰色丝绸被面上分别有兰色鱼、金色鱼、黑色鱼图。

清代中叶，来凤织染业很发达，周围几十里内，机杼声隆隆，仅来凤驿街上就有织布机200多台，织染店数十家。到40年代抗战时期，外地人在来凤经营布业商号有70多家，本地人则开设有各种店铺500余家，来凤、丁家一带有织机2万余台，“家家织布声，户户无闲人。”抗战期间，璧山全县有织机6万余台，年产土布，花布50余万匹，其中“县年产军需布占全国四分之一”，璧山以来凤一带为主的织布业为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抗战史上书写下光辉不灭的一页。

由于璧山、来凤一带从古到现代的纺织业发达兴盛，布锦缎绸品种繁多，为美术刺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刺绣是在织物上用各种线料织出美术图案，此种传统工艺在璧山来凤一带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旧时，一些富裕人家的闺秀和许多一般家庭的小家碧玉，及至贫穷人家的姑娘喜欢“善织巧绣”。她们采用平针绣、挑花绣、铺绒绣、影金绣、盘金绣、刮绒绣、洒线绣、戳纱绣、乱针绣、满地绣、纳丝绣、网绣、锁绣等丰富多样的刺绣技法，在白色、红色、黄色、紫色、粉红色、藕荷色、墨青色、天蓝色的布、绸、锦、缎制的被面、床单、帐沿、帐挂、枕头、枕套、枕巾、头巾、帽子、护耳、围巾衣裤、裙子、胸兜、云肩、褡裢、腰带、拖鞋、鞋垫、花鞋、袜子、围嘴、围腰、背带、温裙、荷包、香袋、梳妆袋、扇袋、帕袋、眼镜盒、烟荷包、钱包、针线包、钥匙袋、桌布、门帘、壁挂、自行车套、缝纫机套、收录机套、电视机套、电风扇套上，绣出千姿百态的大小鱼类以及与鱼相关的美术图案。

笔者自幼爱好工艺美术，于20世纪80年代曾对来凤一带的传统刺绣进行过考察，发现该地区民间刺绣针法往往是数种配合并用，但以平针绣为主。床单、帐沿、沈具、女衣裤、围巾、胸兜、饰袋、帘布多是用平针绣法。一件吉祥柿蒂纹形红缎子“鱼纹云肩”用黑、兰、黄、绿、白多种色线在四片柿叶上平面绣“鱼穿莲”“莲生子”“狮戏球”“牡丹凤”等图案。一件套在小儿前衣襟颈子处，作为防止流口水污染衣服，起护围作用的兰底色缎子方形围嘴，上面用金色线平绣一尾“跃鲤”，鲤鱼侧用绿色平绣水草，黑线平绣水波纹。一个已传了三代人的青色底半月形烟荷包正面，用红色丝线绣了一条大鱼，四边为多色百卉瑞草，一侧用金线绣“百岁有余，儿孙满堂”八字。该鱼图荷包立意是表达理想愿望。

璧山来凤一带至今仍流传的绣花鞋垫刺绣也常用鱼图案，许多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姑娘做的鞋垫非常精美，如笔者同窗杨应书1970年下乡到丹凤跟乡姑学习绣鞋垫，两年后，她调入近邻来凤的青山厂，工余仍不忘刺绣，所做的一双“鱼水情”鞋垫，图中鱼水交融一体，可称一时之佳作。

笔者妻黄代芳自幼在近邻来凤的老家丁家定林乡习女红也善绣鞋垫。1976年，她在璧山师范学校读书时给从戎于黑龙江嫩江县的笔者寄送了几双平针绣鞋垫。其中有一双“花好月圆双鱼图”鞋垫，该图中银白圆月高悬于空，绿叶中有红色双芙蓉盛开，花丛下一红一黑双鲤鱼并排嘻游。全图端庄大方，瑰艳美观，凝结着智慧和情爱心血，使笔者历经数十年至今难以忘怀。

1998年，璧山县妇联发动全县妇女精心为云南“两山”前线参战的璧山籍指战员做了170余双鞋垫，当中就有来凤妇女做的“军民鱼水情”“鳌鱼护家”等精美鞋垫。

挑花，常用白料作底，用蓝线和青线挑花。挑花与针刺不同，要数纱，绝对不能有错，否则图案就不协调。再就是要架十字，针迹排列必须齐整，行距分布匀称，十字大小要求一致。另外还须反面用针，挑成图样。璧山来凤一带的挑花鱼图案用得较多的是在帐沿上、枕头套上，有一两套工序成鱼图的，也有三套工序成鱼图的。帐沿上分单色挑花和多色挑花，枕头、枕套上多红、黄、黑数色鱼挑花。挑花图案工艺和装饰性很强，耐洗牢实耐用，受人喜爱。笔者家有一幅绣有几尾游鱼、水草、花鸟、树木的帐沿，是母亲彭金容（一名贺德容）五十年前当姑娘时，采用五套十字挑花工序兼使用平针绣、盘金绣、拉锁绣诸法绣制的，使用了几十年不坏，现仍收藏着。

铺绒绣使用较为普遍，也是来凤地区常用于绣鱼类图案的刺绣针法。如有“芙蓉双鱼荷包”“六鱼扇套”“鱼虾钥匙袋”“小鱼穿莲帕袋”“金鱼枕套”“鲢鱼香包”“鲤鱼跳龙门门帘”等。

贴花是璧山来凤织绣的一种较特殊技艺。先用黑色布剪成镂空纹样，粘贴好毛边后贴到所需装饰部位上面，用白线扭成股围住四周边缘，再以黑线订锁。该法用于作儿童和妇女服饰。主要美术鱼图案有“富贵鱼（鱼）”“鳌鱼”“小鱼”“年年有余”等。

20世纪90年代，近距来凤的丁家山城电脑刺绣厂生产的床上系列产品中，有许多“金鱼”“鲤鱼”图，也多是采用平针绣。

民国以前，来凤补花堆绣比较有特色。所见物品有在鱼形枕上刺绣有蜈蚣、蟾蜍、蛇、蝎子、壁虎等五毒的“五毒鱼枕”。据传儿童用五毒枕有驱邪、庇护使儿童吉瑞的功效。大小色彩不同的多式样“蛙形鱼枕”系上凸有三至六尾小鱼，鱼作观游、嘻戏、腾空、破浪状。儿童鱼头帽和鱼头鞋饰之鱼也为凸形鱼，常见鱼以鳌鱼为多。民间认为鳌鱼为瑞鱼，可起保佑小儿作用。

璧山来凤古今的刺绣鱼图大多母体突出，子体陪衬和谐，主次分明，结构谨密。其主题充满积极向上的生活情绪，立意美好，极少厌世人生。构图大都非常明确地反映出客观世界的需要，生动有趣，通俗易懂，象征性强，轻取貌而重取神，使图形神主于形，神情尽出，令人赞叹不已。

璧山来凤的缬染在解放以前比较有名。缬染，巴蜀地区又称蜀缬。缬据东汉《说文》书释义是“结也，系彩缯为文也”，又称名“绞缬”。制法为把成段的丝绸、布或衣裙成品，按预先设计的图样，多层折叠成花样用线钉或结扎牢固，放入以兰靛为主的染色池缸中浸染后捞出晒干，拆去线结，钉扎住部分因未浸透进色就成为白色。此法能随人意制鱼虫花鸟等式样，在池缸染液中逐渐浸润时，自然形成由深到浅别有情趣的色晕。

璧山来凤以及相邻的丁家、丹凤古今的蜡缬则类同于如今的贵州蜡染。蜡缬是用白蜡或蜂蜡作防染原料，传统制作是将蜡熔化，以蜡刀作笔，蜡液为汁，在白布或丝绸上先描绘出游鱼、飞鸟、花草等各种图案或一种图案，浸入染缸染色后再用热水煮退去布绸上的蜡质，便显出了蓝白相间的花鸟虫鱼来。

《四川工艺美术史话》载蜀缬“秦汉时就有了”。《新唐书·韦绶传》记唐代宫廷里的妃嫔日常穿的是蜀缬袍服。唐白居易和蜀中女诗人薛涛都有诗涉及蜀缬。据巴蜀地区有关史料载析，璧山缬染技艺至少唐代已有，一千多年来在民间一直流传至民国时不衰。璧山东山凉亭关至来凤石龙一带山中阴湿地带盛产熬制靛青染料的植物，为县城、来凤、丁家、丹凤发展织染创造了条件。来凤一带农村有世代制作镂空印染花板的家庭，据说有鱼草花鸟几何图案几十种。清代中叶至民国中期，璧山来凤土布织染鼎盛时，来凤镇中和乡间至少有几十家大小染房，加工色彩有蓝靛、元青、墨青、藕荷、粉红、大红、金黄、浅黄、紫色等，以青、兰二色为主。笔者家曾有一副20世纪50年代初由来凤染房制的夏布（麻布）蚊帐和一条细布幼儿披被，均为兰底白花间有白色鱼图，鱼与花系采用刻花板加蜡绘制作，而后染色的。

缬染图案古朴典雅、清新隽永受到人们的青睐。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技术革新，科技进步，来凤土产缬染逐渐消失，今已罕见，唯乡村老染匠有技艺但已无经营性的传统染坊了。

璧山来凤鱼文化是摄影题材。改革开放后，璧山知名摄影家、四川摄影家协会会员李世成先生喜爱拍摄来凤石坊建筑上的饰鱼、稻田养鱼、水库网箱养鱼和饮食鱼作品，供有关单位使用。笔者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的同事，曾在县招商局任副局长的陈亮和曾任县文管所长廖学东均是当代县摄影艺术之秀，他们常拍摄各种鱼文化生活照和艺术照。

璧山来凤鱼文化也为少年儿童喜欢。1985年至1986年，笔者与友人创办了璧山县第一家教幼儿学习美术、摄影的“璧山县科普美术摄影幼儿班”，40余名年龄4至6岁的幼儿常习美术摄影，有10多件鱼作品参加了县市展览。5岁的邓高峰拍摄幼儿黄晶晶画鱼的《墨淡了一点儿》，参加1986年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摄影赛，被评定为儿童组14件鼓励奖之一，也是当年四川省唯一入选儿童组的作品。当年中国《大众摄影》杂志第6期和重庆地区的多家报刊都作了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