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推动:

学习国外社会组织发展的经验对照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差距, 现阶段社会组织的发展首先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 在一个高速运转和充满变革创新的现代社会, 社会组织无论是在社会资本的积累、 公民社会的培养, 还是社会成员间信任感的增强, 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 经济繁荣、 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的地区都在积极提倡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

1.1.3.1 地方政府治理与培育社会组织

“治理是20世纪晚期时代精神中关于政府的主流观点。”[3]俞可平运用 “治理理论” 分析得出, 政府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 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组织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重要治理主体, 善治是治理理论的追求目标, 善治就是一种良性的治理结构, 它需要不同治理主体的合理分工, 合作努力, 不同主体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伙伴关系。 美国学者彼得斯认为, 地方政府治理是指 “有关全国地方性政策和事务的执行中, 其决定主体已不再局限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简单的互动关系, 还包括来自中央和地方以外的公、 私组织以及志愿性团体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网络关系。” 这其中的志愿性团体即社会组织。 我国学者孙柏瑛把地方治理定义为: “在一定的贴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地理空间内, 依托于政府组织、 民营组织、 社会组织和民间的公民组织等各种组织的网络体系, 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 以达成以公民发展为中心的, 面向公民需要服务的, 积极回应环境变化的, 使地方富有发展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 同时孙柏瑛主张构建 “多中心” 的地方治理结构, 确定地方治理的目标与绩效导向, 要求地方治理中进行分权改革, 实行地方政府重组和调整地方政府功能, 要求公民参与地方治理之中。 国内的地方政府治理还包含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 监督、 评估以及用政府购买等政策工具向社会组织转移政府职能的研究。 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存在制度环境、 文化习俗、 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善等不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种种困境, 无疑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 发展培育社会组织即培育治理主体。 在市场化和中央政府放权的基础上, 地方政府已经日益成为具有一定 “自主性” 和利益结构的主体, 地方政府之间必然存在着竞争关系。 这种竞争关系不仅存在于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建设, 也存在于地方政府间的社会建设、 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有利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 间接有利于经济建设。

1.1.3.2 地方政府职能转移的需要

地方政府职能转移, 要求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由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 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以第三部门的特殊优势承担行业协作, 社会管理的相关职能, 必要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 规范, 防止政府自身道德价值观念与社会公民的价值观念产生偏差。 某种意义上说, 社会组织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载体, 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决定了政府职能转型的成功与否。 就我省而言, 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到地方公共管理中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 但前提是一定要有一批社会组织存在或者正处于培育阶段,因此, 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就必须培育社会组织, 同时地方政府有责任积极引导社会组织进入有效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的层面。

1.1.3.3 地方政府满足多元公众诉求、 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

市场经济时代, 一方面, 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多元化、 社会转型、 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等促使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单位中国” 趋于瓦解,“单位人” 更多变成 “社会人”。 收入差距、 年龄差异、 性别差异、 文化阅历、健康状况等导致的多层次利益诉求; 另一方面, 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伴随而来的是人民群众需求的增多。 多层次与不断提高的公共服务需求, 使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主体应接不暇, 远不能够充分满足, 有效回应。 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所产生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 随着公众自我管理及参与社会意识的增强, 加之网络时代信息沟通的增强, 少部分人开始自发形成草根社会组织, 或参与到已有的社会组织中, 但更多的人无法找到妥当的诉求渠道与合适的参与平台。 地方政府有责任培育相应的社会组织, 对公民多层次利益诉求, 多种服务需求采取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