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方向的翻译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转化成另一种语言里某个对应的表达方式的过程。翻译总是与理解和运用语言的功能密切相关，而且只有翻译是人类一切社会交往中利用语际交换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因此，翻译思想与语言学的联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对象，从20世纪50—60年代起，国外已经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对于此类研究是“翻译科学”还是“翻译艺术”，在国内外争论一直不休。传统的翻译研究是从哲理和文艺角度出发，其重点是笔调、韵味、风格等艺术要素，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成果开始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去，力求做到客观、精确、系统和科学。

一、语言学与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一）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从宏观角度，也就是从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分为宏观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从语言的主要关系来看，有语言的描写与规定关系、共时与历时关系、语言与言语关系、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关系、非位与主位关系等。

从语言的结构性特征来看，有语言结构的任意性特征，二重性特征、创造性特征、移位性特征等。从语言的功能来看，可分为信息功能、交际功能、行事功能、感情功能、寒暄交谈功能、休闲、消遣功能、元语言功能等。从语言学的主要分支来看，主要为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句法结构、句义学、语用学等。

（二）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从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来看。Newmark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并且指出他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译语表达形式上。语义翻译要求译文接近原文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交际翻译则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交际翻译要求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便译文地道、流畅。Nida提出了“等效”翻译理论，但有人认为其忽视了形式意义，有其局限性，译者应根据不同的语篇类型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可分为：北美翻译培训学派、翻译科学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理论派、解构主义学派五大体系。其对翻译理论各有所长，但也各有自己的缺点。中国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在中国有两千年的历史，从口传简短佛经经句开始，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了。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提出了一些主张，如玄类大师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严复的“信、雅、达”等。“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以后出现了鲁迅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后面人们有提出了“归化”、“异化”法，作为理解翻译作品的判断方法。到当代审美等理论学派的探讨研究。随着语言学从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以及功能主义的发展，翻译学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独立学科的初级形态，90年代又有了新发展，对学科的独立性以及理论体系的结构与功能有了更多的探讨，涉及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的内容。

翻译技巧和方法方面，从词的角度理解，有词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译，增词法、重复法、省略、正反、反正表达法。从句子的角度理解，有分句、合句法，被动语态，名词从句、定语从句、状语从句、长句等的翻译方法。再到一些习语、拟声词、外来词等的翻译。语篇翻译是翻译训练的最后阶段，一篇好的译文应该是不可拆散的整体，其思想、逻辑、风格等构成了完整的语篇。语篇翻译是对词语、句子层面所学的方法和技巧的综合应用。

文学作品又有不同的载体，如小说、戏剧、诗歌等，但语言上有共同的特点是生动、优美，富于形象性、音乐性、感染性等艺术效果，并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要翻译它们，其难度不亚于创作。这就是人们说只有诗人才能翻译好诗的原因。应用文体包括科技文体、法律合同、广告等文体。科技文体具有准确、客观、正式、逻辑严密等特点，因此翻译特别要求忠实原文，具有专业性特点。法律合同语言具有程式化的特点，且逻辑严谨，结构明晰。其翻译必须用庄严词语，用词准确精练，使用专业术语。广告语言并不是单纯的商业性语言，它是集文学、美学、心理学、广告学和市场营销等学科原理为一体的鼓动性艺术语言。在广告翻译中，如果既能完全保留源语的形式风格，又能产生与源语完全相同的效果，达到音、意、韵的和谐统一是很难的。广告受媒体的限制，要求简洁、优美，既能传递信息，又能刺激消费。再加上文化差异，要求广告翻译必须尊重接受者的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习惯，符合广告的语言风格。总之，应用文体翻译的语言和结构一般要求是语言上庄重严谨，简洁明确，平铺直叙，重点突出，格式上规范、程式化。

二、翻译理论与语言学的关联

长期以来，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学派的划分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作为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Nida1982年在其专著《Translating Meaning》中划分出四种翻译理论，即语文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而谭载喜（2004）则在其作品《西方翻译简史》中，把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布拉格派、莱比锡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以及前苏联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

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新发展主要存在两大派别：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这两种派别都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译文，更加重视于研究译文形态、可接受性等文化因素。二战以来，由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蓬勃发展，西方翻译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原动力。翻译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重要的语言学理论，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以及文体学和系统语法等理论。由此不难看出，西方语言学派在翻译理论中正独领风骚、生机焕发。

我国的翻译理论发展则滞后于西方理论界，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研究界仍旧以文艺学派为主，80年代以后语言学派开始成为主流。在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中间，还存在一派学者主张兼容并包的原则，希望建立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个学派，将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结合起来更好地研究翻译理论。

翻译语言学理论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运用语言学中规范的术语和概念阐述翻译实践里的语言现象。总体来讲，翻译是没有定规的，译者往往需要发挥创造力，通权达变。尽管规定的译法只能作为某种参考，但如果译者能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从语言学的角度获得更广泛的理解深入，那么译者也将能更加游刃有余地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此外，语言学理论为我国的译学研究开辟新的思路，尤其是Nida的动态对等理论打破了我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局面。

三、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尽管已经有大量学者认为翻译研究和对比语言学关系密切，但是依旧有更多相关研究者与实践者认为，这两门研究或学科是相距遥远的两门学科。如果对翻译和语言对比存在这样的误解，即两者仅仅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种结论认为，对比语言学涉及的只是语言学的理论问题，翻译研究涉及的却是语言应用的实际问题。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而实际上这两者应当是错综复杂的互相影响的关系。

首先，从语言符号方向认识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Roman Jakobson在其著名作品《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的开始即论述了语言符号的问题。他反对英国哲学家罗素对语言的看法，认为要理解词的意义，不一定要有认知经验。Jakobson提出，人们对词义的理解不是取决于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而是根据人们对该词被赋予意义的理解。词只是语言的符号， 由人赋予它意义。例如，我们都没见过龙，但“龙”这个词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所以，Jakobson认为“没有符号就没有意义”，不论是对语言学家或者一般语言使用者而言，语言符号的意义都是进一步将其翻译成其他可替代符号。至于语言之间的差异，Jakobson说：“语言之间的本质差异，不是它们能表达什么，而是它们必须表达什么。”正是由于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强制范畴，使得语言表达方式的对等程度有所限制。一种语言的语法形式，决定其必须在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一些方面。

Jakobson在翻译对等的问题中也运用了语言符号学的观点。他认为“在不同语际中求得对等是语言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的主要问题”，即精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的对等。通常在语内翻译中，一个语符单位代替另一个符号单位，同义词由于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词，也可以采取迂回的表示法。在语际翻译中，一般没有完全对等的符号代替，所以采用“信息代替信息”的方式实现翻译对等。也就是说，语符单位不可能完全对等，要知道整个话语的意义，需要通过符号和符号组合的对等实现翻译对等。

其次，语言的模糊性指的是语言的不精确性和非定界性。“词”表示概念，“句子”则表示判断。由词组成句子，词的模糊性直接导致句子的模糊性，即句子的判断常常难以精确定界。由于这种语言的模糊性，使得语际转换这一语言符号行为特征迥异于其他诸如自然科学公式等符号系统的行为特性。语言符号的转换具有变通、能动、非恒常的特点。另外，语言符号的多功能性也是翻译思想中必须体现到的一点。语言符号的核心和主体是概念，即语义信息。除此之外，语言符号还承载着文化、文体信息和情态信息。例如， “buck”语义信息为“庄家标志”，它的文化信息是“美元”，因其属于俚语，故而带有轻蔑的情态。

最后，从语义、语用学方面认识翻译的语言学问题。在表达上，语言的字、词就像原材料，人们的大脑仿佛加工厂，根据需要将原材料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并且根据语用目的，决定译文的语言表达手段和文体风格。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因此不能完全对照着翻译，应根据语用目的做必要的调整。语言学中的语义学研究词语的意义，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便是反复掂量词、句的意义，语义学的大部分问题都与翻译理论有关。此类研究为我们从语义特征、词义类型、歧义分析等方面分析原文语句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语用学的运用是使翻译的译入语和原语具有一样的交际功能。对于文学翻译，文字的表面意义已经不是主要的难点，真正的难点在于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这就是语用含义。借助于语用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交际意义上的综合分析，并在推导出原文含义的基础上，在译文中进行充分恰当的表达，做到使读者既理解语用含义，又享受到文化交流的美感。具体来看，运用语境信息能准确明白词句含义，准确掌握双语翻译意象的对等转换。

比如小说Gone With the Wind中的一句： “Especially after he remarked that it was lucky he went to sleep easy， for otherwise the sound of women clattering like a flock of guinea-hens would certainly drive him crazy”，其中“the sound of women clattering like a flock of guinea-hens would certainly drive him crazy”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译文为“那种像一群珍珠鸡似的叽叽喳喳声音肯定会把他逼疯的”，采用的是直译的手法。仔细分析一下，如果用“像麻雀那样……”代替“像一群珍珠鸡……”虽然改变了比喻的喻体，却更符合汉民族的习惯，对文章更加心领神会。

四、语言学对未来翻译思想的影响

翻译学的核心部分就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翻译是一个含有众多因素、较为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人脑对语言、文字内涵所携带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中。语言学对翻译过程作客观描述，与此相对，文艺学派主要是对翻译结果作主观评价。不过，语言学理论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对翻译过程进行客观描述，只不过在语言形式上，运用语言学能够更好地进行观察和对比。在2000年发表的《与Nida的一次翻译笔谈》一文中，Nida表示“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即从最初第一个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Nida认为“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觉得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从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但实际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丹，理论也不可能一出来就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因此，如何认识翻译理论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今后翻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幸的是，国内外众多翻译学学者对翻译学的结构框架已经提出自己的构想。例如，范守义将译学构想分为“基本理论”、“应用技巧”以及“多视角研究”三部分；Wilss认为，翻译学由“普通翻译学、涉及两种语言的描写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构成。上述学者都将理论和应用部分划分开，以理论作为整体结构的核心，具有高度抽象性，应用部分指导具体实践活动。一个成熟的学科就应当将理论和应用部分区分清楚、 自成体系，并且能够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以前国内的翻译只是笼统地要求对原文理解要准确，要求表达忠实、行文流畅，而语言学则从语言的外部和内部规律和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过程认识翻译学，使得翻译过程更加具体化。翻译的过程不再是依靠个人的语感，或者所谓的“悟性”。语言转换的前提是理解， 自然语言有三个向度，即概念意义、功能意义和文化意义，对它们的理解就需要运用到语义学、语用学、对比文化语的理论和方法。

语言学的使用能够使译文标准、明确化。以往在中国翻译界，同一译文或有人奉之为经典，或有人嗤之为糟粕。通过运用语言学理论，翻译评价标准可以明确化、规范化。虽然翻译研究还不能视作纯粹的一门科学，但至少在验证词、句、译文的准确度上可以利用语义学，在验证原文语用含义及目的上可以利用语用学，在验证民族文化表达效果异同上可以利用对比文化学。现如今语言学派已在国内焕发出勃勃生机，将会在未来引领国内翻译理论的新发展。

翻译理论不能完全指导翻译实践，同样，语言学的使用也不能完全等同整个翻译思想，翻译终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所以，英语翻译语言学模型应当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为理论指导，采取语义取向法、话语分析取向法、语料库取向法等描述翻译过程。唯一存在的翻译标准便是语言学理论、翻译思想与语言学紧密联系，不可能割裂开。正是由于语言学的使用，我们得以对翻译过程出现的种种变项作出有根据的分析，对译文的可接受性和质量作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