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是研究并揭示语言中存在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它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而“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它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语言学的发展对翻译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的影响
Saussure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
Saussure认为:首先,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把概念叫做“所指”,把音响形象叫做“能指”,并指出语言就是这样一个由“所指”和“能指”联系而构成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而这个符号系统是封闭自足的系统,系统中各个成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服从于自己特有的内在秩序或内在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语言的意义是静止的、凝固的、固定不变的。强调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指出言语属于个人,是具体的、暂时的。语言是指在个人的说话活动之外、互相关联而又有条理的语法关系总体。它属于社会,是抽象的。并将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注重对语言构成性规律的研究。总之,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个静态封闭的体系,注重语言符号的组合规律。
其次,强调意义的确定性和语言的共性。而意义的传达是翻译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翻译,不应该只是译词,还要译意。不但要译意,还有译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意义能否转换,如何转换是翻译理论界长期探讨的主要问题。Saussure的系统观让我们认识到意义是可以转换的,从而为翻译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前提。翻译学科在语言学理论的推动下继续向前行。
继Saussure之后,Georges Mounin的《翻译的理论问题》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对翻译及与翻译密切相关的一些本质问题进行探讨,而这些问题远远超越了一些经验主义的范围,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理性认识,将翻译带入科学的境地。正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帮助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走出来,渐渐摆脱了纯经验主义的尴尬处境,逐步进入到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与研究。
二、语用学对翻译的影响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交际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是语言学中一个较新的领域,它研究的是语言使用者如何使用句子进行交际。强调不要孤立地去研究语义,而要把语义置于使用语境中去研究,注重语言使用中的诸多交际环境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所产生的影响。
语用学强调语境,因为语言总是在某种语境中使用的。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需处理的正是语言在某种语境中的特定意义。语用学的语用意义原理要求翻译要加强对语境的分析,这有助于对原文形成正确的理解,避免译文的失误。那么语境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语境包括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非语言知识主要包括背景知识、情景知识以及交际双方的相互了解。随着语用学的不断发展,语境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例如Sperber和Wilson在他们的关联理论中就提出了新的语境观。在他们看来,“交际中的语境是一个变项,是动态的,是听话人在话语理解过程中的心理构建,交际双方以一定的认知环境为背景,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新的经历添加到潜在的语境之中,构成新的语境”。简而言之,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即语境假设。
语言学的这一理论对翻译也产生了影响。根据关联理论,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了解出发语作者试图向读者传达的语境假设,从而准确理解出发语所要表达的信息,在用目的语进行再创造。但是出发语作者与目的语读者往往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认知环境的不同。此时,译者翻译时,必须要在两种不同的认知环境中寻找最佳的关联性,才能在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获得最佳的等值效果。具体地说,要想获得这种最佳的等值效果,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分析话语在语篇中的语境,还要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
这种语境,实际上就是文化。翻译不仅要翻译语言,更要翻译文化,它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那么真正的译者,不仅可以对语言运用自如,而且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通过本国语与异语的文化对比,做出真正对等的传译。这就使翻译走出了纯语言的境地,不单单根据词汇、形态、句法分析语言,根据上下文分析语境,还要透过语言洞察文化。翻译由此迈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
三、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重要标志是Langacker著作的出版。9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他逐渐被应用到翻译学科领域,指导着翻译学科的发展。
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意学、认知文法和认知语音学三大分支。认知文法是透过对现存语言的分析及了解其背后产生的环境及习惯、隐喻等,归纳出来的文法规则。近年来,人们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开始关注隐喻的认知功能及隐喻的认知功能对翻译的影响。
Lakoff和Langaker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即语言修辞手段,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体系。他们还进一步说“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但在语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动中,我们赖以进行思考和行为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也基本上是隐喻性的”。
按他们的理解,人类语言整体上是一个隐喻性的符号系统,语言使用中的隐喻只是一种表层现象,真正起作用的是深藏在我们概念系统中的隐喻概念。也就是说隐喻的基础是概念,它是从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是从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它帮助人们在来源于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形成的概念的基础上获取新知识,理解新事物。
Lakoff和Langaker关于隐喻的认知理论对诗歌的翻译有很大的启示。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是人类认知世界体验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中完全天然融合的产物,浓缩了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因此,诗歌的翻译是很难的,雪莱就曾说诗歌不能翻译,译诗是徒劳的。但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交流的扩大,诗歌翻译中不可译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隐喻作为跨越两个概念域的方式和表达手段为诗歌意象的表达、意境的营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一般认为,诗歌常常通过一系列的隐喻或意象建构一个中心概念或诗歌主题,一个主题往往表现为一个概念隐喻,简而言之,一首诗就是一个概念隐喻。那么,诗歌翻译可以从概念隐喻入手,通过转换概念隐喻,实现诗歌主题的翻译。
因此,概念隐喻理论对诗歌的翻译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诗歌的翻译不仅与隐喻有关,而且与意象也有特殊的关系。那么何谓意象?意象是认知语言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意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它是诗歌艺术的精灵,是诗歌中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译者翻译诗歌时,要努力通过语言线索解读原文意象,实现诗歌意象在目的语中成功再现,从而达到形神具备的翻译效果。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意象等概念对诗歌翻译有很大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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