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与语篇属性

言语交际与语篇属性_语言学与翻译

一、言语交际所涉因素分析

人类使用语言进行交际这一言语行为，其间有多种因素介入其中。首先，是行为的主体（subject） ，即交际中的发起方：作者/言者。由于个体间在知识、经验、性格、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主体在语言交际行为中，其言语表现是不一样的，反映在文字或话语上而因此呈现不同的言语特征：语无伦次，还是出口成章；措辞规范、严谨，还是散漫、轻快； 口气亲切、随和，抑或生硬、刺耳。正所谓文（言）如其人。从系统功能语言学“选择就是意义”的角度看，无疑，不同的言语特征实质上折射出作者/言者对读者/听者不同的态度：是平等待人而言辞随和，还是盛气凌人而言语生硬。不同的态度当然反映出读者/言者的价值取向，相对于读者/听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等。因而，从读者/听众的角度，通过研究文字、话语的特征来认识话语主体的身份、地位、价值观，把握所读文字、所听话语的“言外之意”，从而在言语交往中应因相对，对实现交际的顺畅运行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与主体相比， 自然是构成言语交际中的另一方受体，即读者/听众。可以说，不存在不针对一定交际对象（读者/听众）的言语行为，即便是像“自言自语”和纯粹为自我欣赏的赋词做诗，事实上也是针对曲折反映在言说者心目中的“他人”的。当然了，有时交际对象是明晰的，如教室里的学子、教堂里的信徒；而另些时候则是含混的，如自由集市的三教九流；有时受众是此时此地，面对面的，如口语交谈时的情形；而另一些时候是跨越时空的，如美国发往宇宙深处寻找天外文明的航天探测器里携带的供外星人解读地球文明的符号；有时受体是单一、私下的，如夫妻夜话，写给挚友的书信；有时交际对象是多个人的、公开的，如总统竞选演讲等。显而易见，言语交际中，主体对受体范围的确定及其对读者/听众知识、经验、兴趣、语言能力等方面的估量对于其如何进行语言编码的影响是巨大的。总的来说，如果主体认为他/她与受方通过文字/话语所要进行交流的内容、话题方面的知识，对方与自己共享面大，那么，他/她在语言编码时，往往就可以点到为止，因此其文字、话语对缺乏这方面知识的人来讲就会显得隐含、晦涩；反之，则明晰、具体。从受体的角度看，如果所阅读的是并不是针对自己一类人的文字，那么该文字就或许因充满太多的生僻术语，而不解其意，如读天书；反之，如果是谈论在他看来一个老调重弹的话题又觉得“了无新意，废话连篇”。所以，从文章的作者或发话方来讲，确定交际对象，了解他们的知识、经验、阅读习惯，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编码：或白话连篇，或文质彬彬，或点到为止，或事无巨细，对于成功有效地交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写文章，做演说总是围绕某个话题，涉及一定的内容，无论是交流信息，还是诉诸情感，概莫能外，否则交际并无从进行，无此必要，也因而不会发生。所以，语言交际中的另一要素是内容，即交际行为中的本体。不同的话题和内容自然对于交际主体的语言策略、话语规范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的效果，主体必须根据不同话题内容而采取不同的措辞，遵循不同的语言规范（norms） 。谈论家庭琐事、发牢骚当然更多使用口语、方言，言辞简短，结构松散，而报告科学发现的学术论文则自然书卷气息浓厚：术语连篇、结构严密，否则因违反社会话语规范而遭到读者的拒绝——论文不像论文而弃之一边，实现不了作者的交际意图。所以，为有效交际，从主体的角度，无论是笔耕还是言说，其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不仅要因受体而异，同时也需依本体——内容而别。

言语规范当然也因所使用的语言而异，所以言语交际中又涉及另一因素，即交际的载体——所用语言。不言而喻，使用一种语言（文字）自然要遵循该语言特征和该语言社区的语言习惯。如使用汉语，一般多用短小精悍的流水句，而用英语则较多依赖叠床架屋的复合句。

因此在跨语言交际如翻译中，这是编码方（译者）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否则，译语因不符译入语规范而“翻译腔”十足，甚至不可卒读。如以下这个司空见惯的流水句群，将其翻译成英语时，就应转换成一个单一的复合句：

我曾多次见他画小鸡，毛茸茸，很可爱；也见过他画的鱼鹰，水是绿的，钻进水里的，很生动。

On several occasions 1 watched him paint fluffy little chicks and vivid cormorants with their heads in clear green water.

作者/言者因应不同的对象和内容在语言文字上做出不同的选择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文字、言语特征当然是遵守一种语言社区语用规范的必然反映，但根本上还是为了实现言语者自身的交际目的，所以交际意图或目的是影响语言交际行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有时候，言者为实现自己特定的交际目的而有意地打破言语规范——本该平铺直叙，却表述得迂回曲折；本可简明扼要，却写得晦涩、模棱两可，以传递包括语用学中的“语用涵义”等在内的交际意图。

环境因素，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从本节所讨论的语言交际所涉因素的视角，包括交际内容、对象、所用语言等在内的因素事实上都可纳入本范畴，这里我们只对言语交际所发生的媒介这一环境因素做初步考察。

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这一行为过程受到主体、受体、本体、载体、环境、意图和效果等七个因素影响和制约。显而易见，这七个因素彼此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制约的，一起共同作用、影响言语交际的过程和结果。

事实上，上述交际所涉的七种因素是包含在言语交际行为框架里的形式、功能、情景三个系统中的。如言语交际所涉因素里的交际目的/意图，就基本上对应于言语交际行为框架里功能，“语篇的功能可以看作对应于语篇制作者的意图”；言语交际因素里的载体既指行为框架层面上的语言，也与语域里的变项——语式重合；而本体，即交际（谈论）的内容显然对应于语场；而主体与受体，即交际的参与者自然属于语旨的范畴；交际所涉因素的后两项：环境和效果无疑和言语交际行为框架中的情景互为指代或包容。因此言语交际所涉因素与言语行为框架系统事实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命题——语言的使用，彼此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图5-1　言语交际所涉因素与言语行为框架系统间的互动

二、语篇属性

如前所述，言语交际是通过发、受双方间通过语言编码与解码完成的，但语码的编制与解构并不是在传统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所关注的词和句子这样语法单位上开展，而是在反映语言、功能、情景这样一个语言行为框架的言语交际单位——语篇层面上进行的。从发方来讲，通过对影响言语交际上述所涉因素的系统分析，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在语篇的层面上对所使用语言的资源进行操纵：借助于小句的及物性系统传递其所欲表达的概念意义，依靠小句的语气和情态系统表达他对所讲内容的个人看法和对受众的态度，最后依赖于体现语篇功能的主位和衔接系统将反映前述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各个小句、小句复合体等有机地串联、组织起来。从受方来说，通过对映入眼帘、传入耳膜的语篇文字，连串话语做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地分析而解构，领会其意义与功能。有鉴于此，既然语篇是言语交际的存在形式和载体，研究言语交际自然需要关注语篇的属性和特征。

交际总是有意图（intention）的。当我们在一定的情景下说和写，即制作语篇时我们是有所图谋的（或赋予它功能的）：发布命令，提出请求，发出指示，表达感受等。表现在语篇属性上，就是意图性。从言语交际过程看，语言的应用实在是交际双方通过语篇的编码和解码而实现，意图性是基于发方—作者/言者一方反映语篇的一种属性。

与意图性相对立，可接受性则是围绕解码方关于语篇的另一种属性。要使得交际能顺利进行，编制的语篇必须能被受方解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受方一定要接受、相信语篇的内容，但它确实要求受方能够理解这些内容，识别编码者通过其语篇所要实现的交际意图。

语篇的第三种属性是信息性——语篇承载的内容、信息、知识等。从受方的角度，如果语篇讲述的内容大都是新鲜的内容，那么该语篇的信息性就高，他对该语篇的兴趣就大；反之，则信息性低，兴趣小。但另一方面，如果一语篇包含的新信息太多，超出了受方解构能力范围，或者说他/她要付出解构的努力太大，那么该语篇的可读性就低，这样读者/听者的兴趣就同样小。因此，从信息性的角度，如何在语篇编码时使得新旧信息在比例上搭配得恰到好处，对于有效交际同样至关重要的。

从前面关于这三方面内容的阐述不难看出其对语篇编码的巨大影响。从解码的视角，情景对于我们判定、识别语篇的功能十分重要。比如讲，Chinese Take Away Food这一单句语篇，除非我们知道它所发生的场景，否则我们就难以判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如果它出现在报纸新闻正文上面，无疑它的作用是标题；反之，如果是印在一个门市外墙上，则是中式快餐外卖窗口的标牌。

事实上，这种基于不同情景对语篇意义和功能的判断能力是源于我们对储存在脑中已有类似语篇的比较，类似情景的经验。这种关于某一语篇与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语篇间的关系就是语篇的互文性。互文性为语言交际的成功运行既提供了方法保证，同时也规定了路径。无论是言者还是作者，要实现既定的交际目的，都必须按照某一语篇类别或体裁，遵循一定的社会约定的语篇构造规范去建构语篇，这样所编码出的语篇也因而表现出相应的形式特征。比如讲，科技类语篇与文学语篇就具有相当不同的互文性，读者正是依据关于这两类语篇的互文性知识将它们识别开来，因为存贮在他们脑海里关于这两类语篇的先前经验、知识等帮助他们注意到反映和区别这两类语篇的形式标志和特征。

语篇承载的信息内容并不是随意拼凑、堆积在一起的，相反，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将语篇世界里的各种概念、事件、关系等有机地组合在一块的，从而使得整个语篇表现出连贯性，标示出语篇的信息构造及发展脉络。作为一种重要的语篇属性或标准，它是关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判断、划分、经验。比如讲，I had a cup of coffee. I got up. I woke up. 由于违反人们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而缺乏连贯性。因为人们通常是先醒来，再起床，最后再喝咖啡的。

如果说连贯性是反映存在于语篇背后的意义结构的一种属性，那么在语言的层面反映和体现这种意义结构的就是语篇的衔接性，它是通过语篇编码者对所用语言的词汇—语法资源的操作而实现的，因此属于语言层面的概念或范畴。

以上是我们对语篇七种基本属性的简略述介。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反映语篇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判定一段文字、一串话语是否语篇的标准，它们是互为联系的。在言语交际这一过程中，它们就像一个交际链的各个节点，既各司其职，又互为依靠、协调，一起合力于交际——这一语用目标的完成。用博格兰德和德雷斯特（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的话讲：“在品性上它们彼此间是互为关联的，都是涉及语篇这一事件如何与其他方面连在一起：通过语法与语篇的衔接性相接，通过概念与语篇世界的连贯性相通，通过语言交际参与者对待语篇的态度与语篇的意图性、可接受性相连，通过嵌入的新内容与语篇的信息性交接，通过情景与语篇的情景性互通以及通过离散语篇间的关联性和语篇的互文性联通。”

三、交际因素与语篇属性：殊途同归

在言语交际中，第一个涉及的因素是言语行为的主体——作者、言者，其作用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是这一因素的介入才导致交际的发生，因为它是言语行为的发起者，不过深入一点看，确切地说主体背后的交际动机或意图才是他/她发起交际的根本原因。主体的交际意图反映在语篇——言语交际的存在形式，就是意图性，所以主体和意图性之间可以说相互包含，互为体现的。交际过程中与主体相对的因素是受体，只有主体与受体之间的互为关照与配合，交际才可望顺利进行，也就是讲，当主体为实现其交际意图进行语篇编码时必须要考虑到受体的知识、经验、习惯、期待等，即编制的语篇能否被受体所接受。所以，从交际过程的角度看所要考虑的受体因素，反映在语篇上即是编码时所要思考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可接受性还与交际过程所涉因素前述列项中的效果相连，因为最终衡量交际成效如何必然要落脚到主体编织进语篇里的交际意图是否被受体领会。

至于交际的本体即内容，它与语篇属性中的信息性和连贯性密切相关。如果主体通过语篇谈论的话题、 内容相对于受体已有知识来说是新信息，那么该语篇的信息性就高；反之，则低。另一方面， 内容在语篇里是要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的，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则语篇就具有连贯性；反之，若违反，就没有。至于交际环境，无论是交际媒介，还是语域，在语篇的层面上是通过情景性体现的。而交际目的或意图不仅与语篇属性中的意图性相应，同时还与互文性相交，因为不同的交际目的，如叙述、说明、辩论，必然要体现于相应的社会约定的语篇类型，而互文性，正如前面也已指出的，就是关于某一语篇与其他业已存在的同类或类似的语篇关系的一种属性。交际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所用的语言，即载体，不同的语言自然具有不同的词汇、语法资源，表现在语篇表层层面上就自然具有不同的实现语篇衔接的机制和特征。因而，语言交际因素与语篇属性之间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包含，相互指代。这一关系，可图示如下：

图5-2　语言交际因素与语篇属性

四、言语交际对翻译的影响

Wilss （1982）说：“言语交际总是以语篇的形式出现。”自然地，要研究言语交际，研究言语交际过程中有哪些因素介入其中，有何特征，一般只能从负载和记录言语交际过程和结果的语篇入手，只能从反映言语交际介入因素和运行特征的语篇属性入手。翻译，作为言语交际的一种形式，也自然在语篇的层面上展开。因此，对言语交际所涉因素及其反映这些因素的语篇属性和特征的探索和认识自然对于翻译与翻译评估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意图性与翻译

交际者在一定时空（情景）下运用语篇这一载体进行交际总是有意图的，反映在语篇属性上就是其意图性。为实现特定的交际意图，交际主体必然要对所使用的语言资源进行操纵，从而在语篇编码时，在词汇—语法层面留下烙印或痕迹。从翻译的角度看，翻译的过程就是交际主体——译者通过对反映原文语篇交际意图的言语特征予以分析进而解构出作者的意图，和在此基础上针对新的语言和读者对象等交际环境对其所解构的原作进行目的语语篇重构，而翻译语篇就是对这一过程和结果的体现。问题是，译者与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并不总是一致的，译作读者与原作读者的阅读目的也并非总是相同的。因此，当译作与原作的交际意图不相一致时，那么， 自然地，译者就难以译出原作的交际意图，这样译文读者所看到的译文并不是原作的真面目，这样翻译描写中的“不忠”、“背叛”、“欺骗”就因而发生。从功能与形式关系的角度就必然导致译文不同于原文的言语特征。

例如，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尤利西斯》，作者James Joyce的创作意图是“我在这本《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为实现这一意图，在写作策略上，他采用了包括句与句之间不标点，词与词之间不空格等“出位”的手法。但是，当萧乾、文洁若夫妇将其翻译成汉语时， 由于翻译与创作时的迥然不同环境——英、汉语言在音、形、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译作读者对象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一般读书界和研究者，因此，译作的意图是“化开Joyce的迷津”，解开“天书之谜”。这样原作与译作在语篇建构时发生了意图冲突，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原作与译作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

例句：

Davy Byren smiledyawnednodded all in one.

—I iiiii chaaaaaaach！

译文：戴维、伯思边微笑边打哈欠边点头。

　　　“啊——哧！”

原文的长词是smiled， yawned和nodded三个词的连写。Joyce这样做，考虑到他的创作意图，我们认为他这样别出心裁，就是为了增加阅读难度，表现“出位”。而译文语篇为“化解迷津”、方便读者则将它按常规分开译写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原文的意图及言语特色在译文里也因而丧失了。

（二）可接受性与翻译

交际总是针对一定的对象，即读者/听众，而在翻译中， 由于交际对象的不同和译文读者不同于原文读者的认知背景等，就必须在重构翻译文本时在翻译策略上予以周旋。如我国著名文学大师、翻译家林语堂在翻译孔子《论语》时，为实现让一般的西方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孔子的哲学思想，他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对此书按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了重组改写处理：抛开原文语录形式的篇章结构，将其分门别类，使之成为一本逻辑周密、有头有尾、可读性强的书，从而在西方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鲁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指出：“我们的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

不过，另一方面，译文读者的认知状态、接受环境是随时代的更替而改变的，所以，一种在彼时适宜的翻译操作到此时就不一定、甚至不合适了。如清朝末期，尽管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也承认我们“技”不如人，但却以为中国文化是强势文化而自称中国，把四周的民族都称做夷狄。鉴于这种文化环境，严复只好在把它译成中文时，在其外面裹上一层糖衣：采取归化的方法，如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口吻，使《天演论》读起来很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方便读者接受这部作品。这一翻译策略的选择无疑是与当时社会的审美规范或者说翻译诗学一致的，为的是适合译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但显而易见，在东西贯通的全球化今天，现在再那样译就不合适了。因此，翻译也同样须“与时俱进”。这也就不难解释如今一些作品的“重译”现象。同时对于翻译评估与批评的启示就在于：在评判某个译者在某部译作的翻译操作和采纳的策略时不能以今度古，而要考虑其所在时代、所处环境读者的认知特征、审美习惯等意识形态因素，这样才可望做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三）信息性与翻译

语篇的信息性对于翻译的启示在于翻译文本、内容的取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由于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社会、文化经验等，原文语篇讨论的内容，如英国的板球运动，对原文读者可能耳熟能详，因此围绕这一话题，如板球比赛的各相关概念、步骤的描述在他们眼中也显得井然有序，连贯自然，但在异域另一语言文化的读者那里，却显得十分陌生，杂乱无章。鉴于此种情形，译者如果有权选择翻译文本、内容的话，就应剔除掉那些只限于异域某一很小范围内的人物、事件语篇，如关于英国某一小镇的一件桃色新闻、特有仪式程序等。就后者来讲，虽然更多的情形是对于译还是不译什么，译者自己无权做出决定，但鉴于内容对于译文语篇连贯性、可接受性的密切关系，译者至少在翻译策略上可以进行周旋，比如采纳诸如加注、前景化等手段来提高译文语篇的可读性、连贯性等。如：《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无法从对死去的凯瑟琳的恋情中解脱出来，便通过绝食来作践自己以求早日死去，好与死去的凯瑟琳同葬一穴，终日相伴。针对希思克利夫的心理状态，小说中的“我”劝道：

“And supposing you persevered in your obstinate fast， and died by that means， and they refused to bury you in the precincts of the kirk？” I said， shocked at his godless'indifference.

译文：“如果你要任性地绝食下去，并且因此死去，人家又拒绝把你埋在教堂的墓地里？”我说道，对他这样漠视神明，感到大为震惊。

对于不信基督教的普通中国人，看过译文不免困惑：为什么“我”会用人家拒绝希思克利夫埋在教堂的基地，从而无法与他相恋的已死去的凯瑟琳同居一穴这样的方式来劝他放弃自杀的念头呢？人家为什么会拒绝希思克利夫葬在教堂的基地里呢？然而读者并不了解源语的文化背景，在基督教的观点中， 自杀违反了上帝的意志，因此，在旧时的英国自杀者不允许被安葬在教堂的墓地，只能埋在十字路口。因此，在翻译时借助加注的方法，对于读者理解原文有着很大的帮助。

（四）情景性与翻译

语篇的情景性对翻译的启示在于，虽则不乏在跨语言文化交际情景中相同或类似的语篇，如关于自行车装配的说明书，无论是对于美国加州的装配工，还是中国苏南乡镇自行车装配厂的工人，其关于自行车各构件、装配程序的介绍与说明都是相同的，因此翻译这类语篇一般只要译出各个句子的命题意义即可。但是，对于文学、社科等一类语篇的翻译，由于存在诸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阶层和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源语情景与译入语情景常常不相侔，在这种情形下，从翻译乃交际，而交际必须考虑效果的角度，译者就不能不因应译入语篇不同于原文的情景而在翻译操作时对原作进行“改写”。据孙致礼（2001）的介绍，《安妮日记》是二战期间一个犹太小女孩在躲避纳粹追杀期间写的一本日记，但当该书译成德文时，却对原文一些地方做了有悖原文的变通和更改。如将原书中“世界上没有比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深刻的仇恨了”译为“世界上没有比这些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深刻的仇恨了”，之所以加上原文所没有的“这些”这一限定词，就是把斥责限定在纳粹党身上，而不是全体德国人。这正如译者自己所说的，“这本书要在德国有销路，就不该包含任何针对德国人的侮辱字眼”。

所以，翻译从来就不是“纯洁的”。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理论家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像Sèguinot （1982）那样，继续对翻译所涉的同类语篇的源语与译入语使用情景进行比较，并据此阐述译者在多大范围内可以对原作语篇进行“改写”。

（五）互文性与翻译

无论是言者还是作者，要实现既定的交际目的，都必须按照某一语篇类别或体裁，遵循一定的社会约定的语篇构造规范，这样所编码出的语篇也因而表现出相应的形式特征，这就是语篇的互文性。那么关于语篇互文性的阐述对于翻译又有什么启示昵？我们知道，与看本国语言的作品相比，读者在读翻译作品时的一种常有的感受就是其“异样的”，即“翻译的”。这种现象的根源恐怕在于译者没有把握好所译的那类语篇在译入语里的相应互文性标准。如果译者要使其译作在读者眼中看不出翻译的痕迹，做到如傅雷所描述的，“源语作者用译作语言的再创作”，那么译者就必须下大功夫熟谙译入语篇的互文性标准，并据此有意识地贯穿于翻译策略的制定和翻译时的语言操纵上，从而使译语语篇呈现出与用译入语创作的同类语篇几乎完全相同的特征和丰采，达到或接近达到钱钟书所描述的“脱胎换骨”、“化境”。

如下面的一篇英语体育新闻语篇及其两种汉语译文：

After three championships with the Chicago Bulls， a second gold medal with the U.S.team at the 1992 Olympic， and all the accolades the game can bestow， Jordan felt his motivation slipping away. “I'm at the pinnacle， ” he told a thronged press conference. “ I just feel I don't have anything else to prove.”

译文一：在芝加哥公牛队打球连得三次冠军，在美国队打球于199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第二枚金牌，并获得篮球所能给予的一切荣誉之后，乔丹说他打球的动力在消退。“我已经到了顶点，”他在一次熙熙攘攘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觉得我再没有什么东西要去证明了。”

译文二：在效力芝加哥公牛队连获三冠，加盟美国队于1992年再获奥运金牌，并囊括篮球运动各项殊荣之后，乔丹觉得自己打球的动力日见消退……

显见，译文二由于运用汉语体育新闻报道一类语篇的常用词语（画线部分）而好像是“源语作者用译作语言的再创作”。

（六）连贯性与翻译

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一段在原文里顺畅、连贯的话，如果机械地翻译成目的语，则译文往往不自然。

例句：

八月一日第AG一3号合同项下的10万吨小麦，原定于十月底以前交货。你方在合同中保证提前交货.并且以此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但是，这批小麦迄今尚未装运。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如果直接翻译成汉语，则译文语篇可能这样：

译文一：The 100000 tons of wheat under Contract No. AG-3 of August 1 is scheduled to be delivered by the end of October. You have guaranteed an early delivery in the Contract and it is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the contract. Up to now，however， the shipment has not yet been made. We very much regret for that.

但这样的英文，正如王玉章（2001）所指出的，从英语的角度看结构松散、逻辑性不强，语义不突出，让人觉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得要领。反之，若照英文语篇的组织方式和连贯特征，译文则重点突出、结构严谨、通顺流畅，形异神似。

译文二：We very much regret that the 100000 tons of wheat under Contract No. AG-3 of August 1， scheduled to be delivered by the end of October， is up to this moment not dispatched， in spite of fact that you have guaranteed an early delivery in the Contract，which was actually sign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七）衔接性与翻译

翻译，虽然绝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但毕竟牵涉到所涉两种语言间的操作，因此，传统翻译研究对于源语和译语方面的差异及其翻译时如何在语言的层面上施以“技巧”应对，可谓论述甚多，这里不再赘述。就交际之载体——语篇的衔接性特征对于翻译的借鉴意义，这里只谈一点，即由于语言系统间的差异，一个在源语环境里具有衔接性的语篇，如果逐句转换为目的语，那么情形往往是原作语篇的衔接性在译入语篇里无法达到保存和体现。故而，译者必须根据目的语语言文字的语法、词汇资源和语篇的衔接性机制进行编码，构筑目的语语篇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衔接性。如，下面这个汉语语篇十分自然，衔接、连贯，但是将其译成英语时，如果省略了括号里的画线部分则就缺乏衔接性，所以在译文里必须补上。

例句：

东边闪电出日头，西边闪电必有雨，南边闪电天气热，北边闪电有雷雨。（如果东边闪电则出日头， 如果西边闪电则必有雨， 如果南边闪电则天气热， 如果北边闪电则有雷雨）

If it lightens in the east， it will be sunny； if it lightens in the west， it will be rainy；if it lightens in the south， it will be sultry； if it lightens in the north， it will be stormy.

所以，对语篇属性的探索就是对它所折射出的言语交际所涉因素和运行特征的探索。翻译，作为言语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样受到言语交际以上所述的七个要素的影响，从而以语篇属性或特征的形式反映此一过程而呈现出来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翻译文本。另一方面，翻译，这一特殊形式的交际活动，虽然较一般言语交际——单语交际情形远为复杂，但将其置于“言语交际”框架之下，从反映包括翻译等形式在内的言语交际特征的语篇属性角度，就能较易对杂繁纷絮的各种翻译现象进行梳理、描写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