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的启发

语篇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的启发_语言学与翻译

由于实际的翻译是以语篇形式存在的，绝大部分的翻译活动是在语篇层面展开的，因此如要建立对实践有指导和操作意义的评估模式就不能撇开语篇这个中心。有鉴于此，本研究以Halliday等建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建构英汉互译语篇（不针对孤立的词语或句子层面的翻译）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另一方面，虽然研究是基于成品的，即本模式是针对翻译成品的评估，而非如翻译过程、翻译活动的评论，但对翻译成品的评估是通过对语篇的语言——情景——功能分析来彰显介入翻译过程的多种背后因素，换言之，是把对语篇的描写作为解释和评估译文质量的切入点，而非终点，跳出“译文与原文的静态对比”。

前面的讨论已表明：言语交际所涉因素无论对单语文本处理（编码与解码），还是对翻译及其翻译质量评估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不过，就本研究所关注的基于语篇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而言，还有一个与此极为相关，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语篇的类型，虽然在前面介绍Reiss的著作和House的评估模式已经涉及，但还尚未较深入论述。这一概念不仅根本上与前述功能语言学对语言功能的论述密切相关，它还与翻译的类型，进而翻译的策略和翻译评估的标准大有干系。所以这里我们再比较深入地讨论语篇类型的概念及其与此相关的翻译类型学、翻译策略及其对翻译评估的意义与启发。

一、语言功能与语篇功能

语言的一种最重要功能是交际，交际有不同的意图或目的。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会根据交际情景和目的的需要，将语言符号组成连贯的语篇，以完成某一个——通常是几个交际功能。于是不少语言学家便将语言功能做了分析和分类。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语言的各种具体功能尽管不胜枚举，但可以将它们归纳为若干个有限、抽象的功能，即元功能。元功能包括三个方面：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所谓语言的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在系统功能语言里，这部分事实上称为经验功能，或者说关于所说“元”的功能。在语言中还有“逻辑”的功能，它以表现为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的线性循环结构的形式出现。两者的区别虽然一目了然，但共同的一点都建立于说话人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之上，所以统称为“概念”功能。

语言的人际功能是指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因此它的功能之一是反映人与人，或是对话语的选择做出规定，或是对事物的可能性和出现的频率表示说话者的判断和估量，或是反映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亲疏关系。

实际使用的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词或句这样的语法单位，而是表达相对完整思想的“语篇”。语言的上述两种功能的实现是要由说话人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实现，所以语言的第三种元功能是语篇功能。

布朗和耶鲁（Brown&Yule， 1983）曾提出了语篇的两大功能——“业务”和“互动”，前者指表达某种内容的功能，后者指表达某种社会关系和个人的态度的功能。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布朗从语篇视角提出的两大功能，大体上对应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归纳的语言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关乎语言组织的语篇功能——它虽然是一种与概念和人际功能有所不同的，即不表示“内容”的言内功能，但却是语言能为人所用、完成交际的必备要求。另一方面，既然语言的使用/交际是语篇，因此我们认为，谈论语言的功能也就是言及语篇的功能。换言之，语言是以语篇为代表的，这样一来语篇的功能与语言的功能是合而为一的。

布勒（Buhler， 1990） 1934年在他的语言学代表著作《语言理论》中将语言的语意功能分为三类：“再现”、“表达”和“感染”。再现功能：对事物而言，语言符号客观地再现事物，符号与事物之间是“暗指”关系，语言指涉的是事物。表达功能：对发送者而言，语言符号主观地表达发送者的内心状态，符号与发送者之间是“暗含”的关系，语言包含的是发送者的感情。感染功能：对接受者而言，语言符号感动、影响接受者内心感受或外在行动，符号与接受者之间是“暗示”的关系，语言指示的是接受者的行动。

不难看出，布勒所划分的三种语言功能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归纳的语言功能存在着很大的交集：可以说，前者包涵于后者所概括的概念和人际功能之中，即，“再现功能”基本上对应于“概念功能”，而“表达”和“感染”功能则包含在“人际功能”之内。当然差别也是明显的：与布朗一样，布勒也没有谈及语言的内部组织功能——语篇功能，这无疑没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归纳具有概括力。不过，另一方面，虽然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归纳的人际功能完全可以包容既涉及发送者的感情，即“表达”，又可针对读者/听者，以对之产生影响，即“感染”，但毕竟两者的对象和着力点不同，所以我们认为布勒将之做出区分还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一点在以下讨论语篇类型上看得更为清楚些。

二、语篇类型与翻译策略

布勒的三种语言功能暗示三种传意场合和相应的语篇。House （1977）持类似的看法，指出，语篇类型取决于语篇功能，而语篇功能是建立在语言功能之上的。

据朱志瑜（2004） ，西方传统上把语篇分为两大类，实用类与文学类，在中国则习惯上把文史哲归于一大类。历来学者对这两大类的翻译并非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一般认为文学翻译的要求远远高于非文学翻译。Reiss （1971/2000）认为这种文学类与实用类的分法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实用语篇的语言基本上是传意或者说传达信息的媒介，而文学的语言则是艺术创作，是传达审美价值观的工具。这种分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不区分大类之下的各种文本的个性，比如哲学翻译与诗歌、戏剧翻译显然要有不同的标准。

中国学者殿兴（1984）在上世纪60年代把语篇分为三大类：①新闻报导，文件和专门科学著作；②政论作品；③文艺作品，并简要论述了相应的翻译原则。

德国学者Kade的博士论文按照语篇内容、 目的、形式分类。他在论文中还讨论了几种分类法。如美国语言学家Casagrande的实用类、美学—艺术类、语言类、人种学类。Thieme按不同读者对象分出的四种“理想”类型：宗教、文学、官方、商业等语言。法国学者Mounin的分类更细，标准也不统一：宗教（标准是内容）、文学（语言）、诗歌（形式）、儿童文学（读者）、戏剧（表达媒介）、电影（技术条件）、科技（内容）。

Reiss （1971/2000）集以前各派翻译类型学之大成，又从其他语言学家处吸取营养，尤其是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分出三种语篇类型——“重内容语篇”、“重形式语篇”、“重感染语篇”，后来在彻斯特曼德版本里，她分别称之为“信息语篇”、“表情语篇”、“感染语篇”。

将这个分类法应用到翻译上，就可以说，根据语篇目的和性质，信息语篇要求“直接、完整地传递源语语篇的概念内容”；表情语篇传达“源语语篇内容概念的艺术形式”；感染语篇再造“语篇形式以直接达到预期的（接受者）反映”，其重点分别为“内容”、“形式”、“效果”。

这就是说，如果原文的目的是传递信息，译文就要不多（“直接”）不少（“完整”）地传达信息内容，虽然有的信息语篇作者也有独特的文体风格，但翻译的首要目的是达到内容与原文一致，达到有效的传意，信息的精确。

如果原文作者表达一种包含艺术形式的内容，译文就要以类似的手段表达这个内容，首要目的是艺术形式与原文一致。如果原文的目的是要接受者做出反映，译文语篇的处理就要迁就目标语的形式规范和文体惯例，首要目的是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以上的分析着重语篇功能而分出抽象的类型，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传统上的某个文类或某一领域的所有语篇一定属于某种类型。和布勒的语言功能一样，某一特定语篇的功能也不是单一的，它可能同时具有几种功能，这样的语篇Reiss称之为“复合类型”。不同的功能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在语篇的不同阶段出现，但即使复合类型语篇也总以某一功能为主导。下面这个图可表示各种语篇功能的不同侧重面：

图5-4　语篇类型

根据这个图，大部分语篇应该是复合语篇，相对比较极端的大概只有参考数据、诗歌和广告，它们的功能只能说相对单纯一点，并非绝对。换言之，语篇是多种交际功能的集合：“在许多语篇中我们都会发现描写、叙述和论说功能相混合的现象。”因此对语篇功能的判断，对语篇类别的分辨主要是看在众多的功能中，哪一种功能起主导作用，哪些只是起辅助性作用；哪种功能发挥全局作用，哪些只是在局部发生作用。据此，判定语篇的交际意图和类型。

那么，语篇依其主要功能的不同而在类型上的区别对翻译与翻译评估有何意义呢？总的说来，译者翻译策略的制定，翻译方法的采纳都必须根据语篇的交际意图，以是否有助于语篇的主要交际功能的实现为准绳。同理，对译文质量高低上下的评估也必须以译文语篇是否应译文交际环境实现了对应于原文的主要功能的传达做判断。交际环境即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必须共有一个语言系统，共有某些知识，共有一个文化背景。如果没有这样的共有背景，交际就不可能完成。由于翻译涉及的是一种跨语言/文化交际环境，所以这个环境里的三个“共有”要由译者来为译文读者创造。就翻译而言，交际环境，即翻译情景“总是决定着使用怎样的翻译策略”。译语的社会、文化规范、思想意识、语篇规范、文学传统、审美情趣等等都会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决定性影响。但翻译策略根本上还是为了实现语篇的主要功能，所以在影响翻译策略的众多因素中，语篇类型一般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的语篇所表达的意义或曰信息均是由无数信息单元组成的，并且这些单元并非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相反，它们有主辅之别，轻重之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语言的同类语篇存在着语篇构建模式等文化上的差异，翻译中，常有的情形是译文语篇做不到对原文语篇意义、信息百分之百地传递，而是有所遗失。换言之，用铁木钦科（Tymoczko， 2001）的说法，“意义对等”是柏拉图式幻想。在此情形下，翻译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信息的丢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换个角度讲，也就是如何做到译文语篇对原文语篇意义、信息最大程度地传递。

既然构成语篇总体信息的各信息单元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存在主、次与重心和非重心之层次差别，那么在语篇翻译时，译者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对原文语篇中承载的主要信息、中心信息在译文语篇中得到顺畅传递。为此目标，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即不能同时保证源语语篇包含的所有其他次要信息的传递时，则不惜舍弃后者，以传达前者。这样， 自然地，在语篇翻译过程中，译者就必须始终把视点投射到整个语篇的宏观题旨，而非一词一句的形式对应上。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须对在译文语篇中难以传译的、原文中承载的非重要信息的语词、结构进行包括删减、分合、重组等在内的言语调整，以凸现语篇的主要信息。

那么怎样在译文语篇中对源语语篇的言语、结构进行调整以实现上述目标呢？我们认为有两条规则可循。一是按译文语篇建构及其衔接的固有特征对原文语篇结构进行调整；二是对因文化差异较大而对译文读者构成理解上“阻滞点”的表达法和结构做出调整。

例句：

一流大学，首先是教学、科研水平达到世界一流，但能否想象，到那时（2011年）我校两万多名师生员工还敲着饭碗，拿着饭票，排着长队买饭呢？我看是不行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清华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后勤怎么办？我们饮食中心怎么办？

这是一个典型的汉语语篇，其主题或曰中心信息就是“一流大学不仅教学、科研要达到世界一流，其后勤服务也必须是一流的”。但这一主题在语篇中并未直接表白，不过读者却不难通过“观象”——“敲着饭碗，拿着饭票，排着长队”而“整体悟觉”：清华大学的后勤目前不是一流的，那么，该怎么办？不过，在将这一语篇译成英语时，由于源语和目的语语篇构建模式的不同，为了保证这一主题信息的传递，实现译文语篇的顺畅，我们就得按照译文语篇即英语语篇的构建特征将其做显性处理、调整——以主题句形式置于语篇的突出位置。

译文：If Tsinghua is turned into a first-class university， not only should its academic level live up to the standard， but also it catering services. You can not imagine about 20000 staff and students are still lining up in the queue for meals in canteens by the year 2011.Therefore， the issue of how to improve our catering services should be put on the top of the agenda.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英汉语篇在构建模式上的差异表现在对语篇中心信息处理上的“显性”与“隐含”的对立；同时在衔接形式上也差异较大：如英文语篇大量使用汉语语篇不用的语篇连接语——if， its， not only， but also， therefore等。另外，原文语篇中“敲着饭碗，拿着饭票”在译文语篇中却给删去了。这是何故呢？我们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一语句表达的信息并非语篇的重点，删除它对全篇主要信息的传达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其次（或许更为重要），由于源语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所处的认知环境不同，源语作者所拥有的关于大学食堂就餐时“敲着饭碗，拿着饭票”这一现象就意味着后勤服务跟不上的先有认知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并不存在，因此源语语篇内的有关符号无法激活译文读者的有关图式。故如果将此直译成英文，英文读者往往会如坠雾中，他们很难将中国大学食堂学生排队购饭时所伴生的上述就餐现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后勤服务”联系到一起。也就是说，“敲着饭碗，拿着饭票”，构成了译文读者理解上的“阻滞点”，这时为使译语读者对源语语篇有正确的认知和解读，译者可以对此采取灵活变通的手法，进行语用调整，以获得趋同的效果。

因此，语篇翻译的实质系着眼于整个语篇宏观题旨的传译，为此，译者在翻译中往往要对原文语篇的构建模式、衔接方式按译文语篇的构建特征作相应地调整；不仅如此，在此过程中，遇到由于文化差异较大而对译文读者构成“阻滞点”的语句还需作出调整。

所以译文对原文的对应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必要性对应，这是译文必须达到的与原文的对应，否则就不成为翻译；第二类是选择性对应，即译者根据翻译情景所做出的选择：哪些与原文要对应，哪些不要对应，或在基本对应的选择项中选哪一项。不同的译者，不同的翻译情景都会导致不同的选择。评价译文时只有将翻译情景因素考虑进去，评价才可能较为公正和合理。

当然，由于语言、文化间普遍共性的存在，有些情况下，译者并无需对原文语篇的构建及其表现形式做出更动，这在同语族内的跨语翻译如英、德语之间的翻译较为常见。在这种情形下， 自上而下看，译文语篇实现了对原文语篇信息的传译；自下而上看，两者还常常做到了句句对应。而且，如前所述， 由于语篇表达的整体信息是由构成语篇的各个层次的言语单位承载的意义体现的，因此，表面上看，只要正确地译出原文语篇中的各个词语、句子的意义，也就译出了整个语篇的意义。或许，正因如此，译界不少人把翻译的立足点或者说把翻译的基本单位定位在句子甚或句子以下的层次上，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一种视角的偏差。且不说在实际语篇翻译中，尤其像涉及英汉语这种差别迥异的跨语翻译中，许多原文语篇中的语句、结构无法在译文语篇中做到由于语言的、文化的差别而一一对应，相反，它们往往或被分割、合并、扩伸、压缩，甚或彻底地删除；即便原文语篇中的组成——句子、词语可以在译文语篇里达到原封不动地保留——字字对译，句句对应，但对其意义的确定，尤其是风格的把握，无一不是在语篇的层次上推导、实现的。

正所谓，No context， no meaning。所以，我们一如既往地认为：如果要给翻译确定一个基本单位的话，那么这个单位就是语篇，而不是句子或其他。“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这一命题的实质或曰意义正如任小平（2000）所指出的：“翻译时要从语篇着手，根据语境来分析意义，找出词语的确切含义，选择符合原意的译语对应词和句子结构，以传达源语的深层含义和题旨。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语篇为意义背景来考虑遣词造句，而不是追求简单的文字对应。”自然，翻译质量评估要做到较为全面和公道，就必须要宏观上（自上而下地）对微观层面上（自下而上）所观察和描写出的不对应个案予以辨析、归类和排查。

语篇功能是诸多特征的组合，这其中既有语篇内的特征，如语义的、句法的，也有语篇外的，如语用的、情景的等等。这些特征的“里应外合”，和谐、有效地完成某一语篇的主导功能。同样，不同功能或类型的语篇，信息单元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比如说，叙述类语篇，如故事，其小句的过程类型中的行为、心理和言语类占的比重显然要高于指示语篇，如广告；反之，说明类语篇，如科学论文，其小句的过程类型里的关系、存在和物质的比重又是文学类语篇所望尘莫及的。所以，作为一个译者，他首先得根据源语语篇的前述特征识别其功能，同时，还必须根据译文的交际环境和译文语言的措辞和成篇特征建构译文，实现翻译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实现原文的功能。

基于以上的认知，综合多家的论述，鉴于本研究的目标旨在建立一个较为系统、全面并同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翻译语篇质量的评估模式，以及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关论述的基本对应，我们把语篇粗线条地分为概念型和人际型两大类。由于人际意义包含了“表情”和“感染”，所以我们分别以反映此种功能的三大类语篇——科技、文学和广告语篇为语料来验证所要建构的评估模式。

三、关于科技、文学、广告语篇的功能、特征和翻译策略

（一）科技语篇

科技语篇的意图在于对自然及社会现象进行说明、解释和分析，提出观点、方法、程序或理论，或针对他人的观点和理论等做出评论，表明自己的立场。科技语篇是实现信息沟通、传播、扩散、交流、交锋、综合、融会的载体。科技语篇的语言正式，用词严谨，行文规范，结构完备，逻辑严密。因此翻译以准确传递信息为首要，以实现其说明功能（概念功能范畴）为目标。

（二）文学语篇

文学语篇的范围很广（语场），涉及人类物质及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主要功能是叙述和描写。就语式而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在一般语言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它植根于大众的语言，但却比大众语言更精炼、更生动和富有感染力：从十分随便的俚语、方言，到刻板、严谨的正式文体，从规范的语音、语调，到方言、土话、行话，应有尽有。文学作品里的语旨是所有语篇类型中最为复杂的，一般分为两个范畴：一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及其他们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显而易见，由于文学语篇的以上特征，这一特征在文学体裁小说中，达到了最集中和典型的体现，故总体而言，对文学语篇的翻译最难。就翻译策略而言，可以说无论对概念意义还是人际功能的传递都很重要。在遇到两难的情景下，必须再视具体情况，决定取舍。

（三）广告语篇

该类语篇的意图就是要引起人们的消费欲望，功能是祈使。为此，作者总是力图拉近与读者/听者间的距离，用一种轻松、 自然、真切，有时带有幽默、睿智的口吻向读者、听众娓娓道来。广告语篇的翻译要突出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中指示功能或祈使功能（人际功能范畴）的再现。

如前所述，不同功能的语篇具有不同的语言特征。事实上，按照Huxley （1998）的思路，把表达、传送、沟通的语言工具分为三类：①用日常语言把事情能够说清楚的，称为常用语言；②用数字、图表、定义、逻辑、符号等的辅助，把日常语言说不清楚的说清楚的，称为科学语言；③用日常语言不能或难以表达的，用烘托、渲染、比喻、讽刺幽默等手段表达出来，如“手下描水，志在映天”、“口中是酒，心在山水之间”，称为文学语言。

所以， 日常会话一类的语篇，语言明晰，意思透明，翻译这类语篇一般最为轻松，不必要精细地统计，也毋须意象的经营。对于科技类语篇， 自然主要是求“信”，溢出于语言之外的符号、图表、数字等，全可照搬过来。而对于文学语篇的翻译，由于文学语言的特征，就没必要，也很难做到一字对一字的准确，一句对一句的工整，一段对一段的齐整了。所要求的则是笼罩全篇的气氛，是鸟瞰整体宏观的架构，把语言不能表达的表达出来，既是文学的本质，翻译一事就不能用任何肯定的方法，只有求助于从模糊中显出要表达的意思/意境来。

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语篇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为译者的取舍提供了依据。有鉴于此，翻译评估自然要考虑译文语篇的类型，从译文是否准确传递原文的主要功能/意图或题旨的角度，根据不同语篇类型对不同性质的（概念和人际功能）偏离对译文质量的影响不同而引入和设定权重。换言之，在人际功能为主的语篇里，从翻译和翻译评估的角度看，译文是否与原文在人际意义上对等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要甚于概念功能的对等或偏离；反之，在概念功能为主的语篇里，译文是否与原文在概念意义上对等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要甚于人际功能的对等或偏离。同时，要阐述译文对原文，无论在微观小句层面，还是大到整体语篇结构上“不对应”即“偏离”的根源，是源于译文语言不同与原文语言的特征，语篇体裁在源语和译语里的不同结构和体现，还是其他文化因素使然？是因为误解原文，抑或是翻译的意图与原文目的有别所致？只有从宏观层面对所描写的各种偏离个案予以归类、区别和阐述，才能把握它们对译文质量的价值（正、负），才能对译文质量做出较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语篇类型对翻译策略进而译文质量的评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也不能无限强调。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能完全认同朱志瑜的观点的。根据朱志瑜（2004） ，翻译类型学是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信念之上的：不同种类的语篇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换句话说，能够解决所有语篇类型翻译的方法并不存在。他并指出，严复以后的学者一直强调翻译标准的重要性（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等），实际上他们都在追求一种不存在的，“能够解决所有类型文本”的翻译标准，却一般忽略了不同的文本类型要有不同的标准。换言之，在朱先生看来，世间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语篇类型的翻译标准。对此，我们很难认同。因为朱先生虽然正确地看到了不同语篇之间的差异，却没有对它们间的共性予以足够的关注；他只强调了不同类型的语篇要有不同的翻译策略，却忽视了无论对哪类语篇的翻译都有相同要求的一面，也因此忽视了共同的翻译标准的问题。

由于在三类语篇类型中，“再现”语篇在语言功能与语篇功能上更多是统一的，以下我们拟以表情类和感染类语篇的翻译语料为例论，论述“功能对等”可以成为三类语篇类型翻译的共同标准。

对于表情类和感染类语篇（人际功能主导型语篇），根据Reiss关于翻译类型的论述，这两类语篇翻译的焦点分别是“发送者”和“感染”的对象——“接受者”，因此翻译是“重形式的”、“重感染的”，而不是“重内容的”。又根据语言功能与语篇功能关系的阐述，语言功能对等是实现语篇功能（无论是哪类）相符的基础，因此尽管对于表情类和感染类语箱的翻译，为实现基于形式的和感染的语篇功能的对等而有时不得不容忍在概念功能上的偏离，即不是“重内容的”，但根本上说，这样的偏离是局部的，而非全局的，是从属的，而非主导的。能设想不追求概念功能对等而实现译文对原文的“重作者的”和“重读者的”语篇功能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想：如果大范围的，比如对语篇里大多数的句子都允许甚至于鼓励在概念意义上偏离原文以追求或形式的或感染/反应的对等，译文面貌因此与原文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这样的翻译还能叫翻译吗？

例句1：

I love my love with an E， because she is enticing；

I hate her with an E， because she is engaged.

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

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

her name is Emily， 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

译文一：

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 因为她是enticing（迷人的）；

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 因为她是engaged（订了婚的）。

我用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美妙），

我劝我的爱人从事Elopment（私奔），

她的名字是Emily（爱弥丽），

她的住处在East（东方）？

译文二：

我爱我的所爱， 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

我恨我的所爱， 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

我带着她到挂着浮荡子招牌的一家，和她谈情说爱。

我请她看一出潜逃私奔，为的是我和她能长久你亲我爱。

她的名儿叫爱弥丽，她的家住在爱仁里。

译文三：

我爱我的爱人， 因为她很迷人；

我恨我的爱人， 因已许配他人；

他在我心中是美人，我带她私奔，以避开外人；

她名叫虞美人，是东方丽人。

译文四：

吾爱吾爱， 因伊可爱；

吾恨吾爱， 因伊另有可爱；

吾视吾爱，神圣之爱；

吾携吾爱，私逃为爱；

吾爱名爱米丽，吾东方之爱。

译文五：

我爱我的那个“丽”，可爱迷人有魅力；

我恨我的那个“丽”，要和他人结伉俪；

她文雅大方又美丽，和我出逃去游历；

她芳名就叫爱米丽，家住东方人俏丽。

原文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第22章中的一首英文打油诗，全部运用嵌入句，即每一小句最后一个单词都是以同一字母E开头，读起来很是上口。但第一种译文虽然翻译出了原诗的命题意义，却没有做到前述Reiss阐明的表情语篇传达“源语文本内容概念的艺术形式”而大失其趣，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就在于其审美价值，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除了要有“意美”，还要“形美”、“音美”。对此，德国诗人海涅说道：“在艺术中，形式就是一切，素材是无所谓的。”所以许渊冲（2000）指出，“文学翻译不仅要求真，还需求美，求真是必要条件，求美是充分条件”。要做到这点，我们就不能不充分关注原文语篇的语言形式特征以及在译文语篇中的适切表达。

但另一方面，强调原文的艺术形式不意味着可以不忠实原文的内容而天马行空，因为“求真”，即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在包括概念意义在内的内容对等，毕竟是“必备条件”。以上述两个尺度去评判这几个译本，不难看出，译文一虽然在传递原诗的内容上可谓最成功，但在再现其艺术形式方面却完全失败。译文二，虽然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原文的形式特征，但在内容的方面却与原诗偏离过大：如“不回报我的爱”，“挂着浮荡子招牌”，“住在爱仁里”都是原文所没有的。译文三，就“形式”上考量较之译文二更胜一筹，因为它基本上做到了所有的诗行都以同一个“人”字结尾，从而再现了原文的艺术魅力；在“内容”也较译文二更为忠实原文，只有最后一行与原文偏离较大：“虞美人”用得不恰当，说不定读者以为她嫁给了中国古代的项羽；此外，说她是东方丽人，大概也只能理解为她是一名亚洲的美人。译文四无论形式和内容也基本传递了原文，但在风格上用汉语的文言体显然与原文明快自然的笔调不符。最后，译文五，不仅在形式上完全再现了原诗的特征，而且在“概念意义”的表达方面也较除译文一外其他几个译本更忠实，因此，综合而言，不难看出译文五是最成功的翻译了。

广告语篇的主要意图/功能一般十分明确、单一。宣传某种产品或劳务，具有明显的指示功能（人际功能的一种形式）——发出指令或提供诱导性信息，以产生话后效果。所以，此种类型的语篇都是以读者为中心，语篇功能的实现取决于语篇在读者身上产生的效果和读者的反应作为准绳。 自然，对此类语篇的翻译必须以实现源语语篇的指示/祈使功能，即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应，为此而对译文语篇“进行全面调整，以适应译语的语篇和文化规范”。

例句2：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译文：One of Sichuan's finest spots is Huanglong （Yellow Dragon） ， which lies in Songpan County just beneath Xuebao， the main peak of the Minshan Mountain. Its lush green forests， filled with fragrant flowers， bubbling streams and songbirds， are rich in 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

这段文字选自风景胜地“黄龙简介”的第一段。为使译文具有原文相应的祈使功能，译文在语篇结构上按英语语篇的规范做了调整。据陈宏薇（1996） ，汉语原文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先行描述，最后点明这一妙处究竟是哪里。而相应英语语篇往往开门见山，点明地点，再行描述。另外，译文中添加了are rich in 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等文字，把原文的“美妙”一词具体化，给英语读者更明晰的印象。

但即便如此，调整原文的结构并没有改变原文的内容，加进原文字面上所没有的rich in 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也只是把原文的“美妙”具体化而已，也即仍是原文所蕴涵的。这样既取得了类似原文的言后效果，也保证了内容上基本忠实了原文。

由此可见，包括“概念”和“人际”，或“再现”、“表情”、“感染”等内涵的“功能对等”是包括人际功能主导型语篇翻译在内的三类语篇的共同标准，只是具体深入到功能的内涵上，不同的语篇对之有不同的侧重因而有不同的翻译策略而已。换言之，一方面，不同的语篇类型确实呼唤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标准；另一方面，所有语篇类型的翻译，如果能配得上称为翻译，就必须要有某个最低的、共同的标准，即追求与原文的“功能/意义对等”。

因此，不能以人际功能主导型语篇的翻译是“重形式的”、“重感染的”而否定对“内容忠实”的要求。与“重内容的”概念主导型语篇的翻译相比，差异只是在程度而已。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功能对等或意义忠实是实现三类语篇主旨——形式的、感染的、内容的共同诉求，“功能/意义对等”（包括语言功能与语篇功能）是三类语篇类型翻译与评估的共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