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民族的思维模式

所谓思维模式是指人类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并进行认知、推理的基本模式，它包括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路线、思维顺序以及思维倾向等基本要素。它是最为隐含的文化内涵之一，是一切文化特别是交际文化的深层基石。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等。思维方式的差异，亦是造成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说，民族思维特征反映并且表现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民族思维模式是沟通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桥梁。思维模式的差异，也正是造成语言形式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便有必要研究与语言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模式。

一、西方人强调客体

客体和主体是哲学上的两个概念，两者往往是相对而言的。客体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客体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西方哲学思想主张的是理性，其前提是将客体与主体相分离，对事物进行理性的分析思考和判断，从而形成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培根推崇“知识就是力量”西方人以认知自然为视觉焦点，崇尚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最终征服自然，主宰宇宙。这种物本文化的长期积淀则演变形成了西方人客体型的思维模式。

汉民族较注重主体思维，而西方民族则较注重客体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常用有灵主语，即用有生命的人和动物所充当的主语（或潜在的主语）；而英语则常用无灵主语）即用无生命的物体或抽象概念所充当的主语。汉语较多使用主动句，表达较主观；而英语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汉语，表达较客观。

英语中广泛使用被动态，尤其是在科技文章、报刊文章中；汉语的被动态使用的范围相对就很狭窄。而汉语中常用主动语态，并以主动语态表示“隐含”的被动意味。即使在不以指称人的词为主语的句子中，也认为其中实际上“隐含”了人这一主体。

二、西方人重个体思维

整体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认知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而个体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认知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或者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分解开来。

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学观点，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人与自然相对分立，人应处于支配和改造的地位。西方人主张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或过程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把具体、个别的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进行研究和分析。这种认识方法正是分析思维的表现和特征。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各自的语言表现形式。英汉造字构词方式的不同也恰恰体现出中英思维模式的个体性特点。

三、西方人重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指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而逻辑思维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

西方人所擅长的思维形式则是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的物象相脱离的抽象思维，是基于逻辑推理和语义联系的逻辑思维。西方人抽象的逻辑思维很发达，热衷于建立概念体系、逻辑体系。西方语言使用拼音文字，“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它的书写形式造成一种回环勾连，如溪水长流而不断的流线效果，容易诱导人们去注重事物的联系性。这种状态和语法形式共同起作用，极大地强化了印欧语系民族对事物的表面逻辑联系的感知能力。抽象的书写符号和语音形式与现实世界脱节，容易迫使印欧语系的民族在更多的场合脱离现实世界来进行抽象的纯粹借助于符号的形而上思考”。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人们逐渐形成了脱离现实世界的物象而纯粹借助于文字符号及其语义联系的抽象思维。有学者又称之为“理性思维”，即“借助逻辑，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探索、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客观性、分析性、确定性等特征”。

英语中思维的抽象特性强调的是理性分析，注重的是形式论证。这种思维特点具体表现在英语语言的表达形式上即注重语言形式的衔接，通过借助语言形式和词汇：（如连接词）来完成词语和句子。例如“He is not honest，so he is not fit to be a cashier.”（他不老实，不宜当出纳员。）原文中的“so”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汉语行文的角度看，“他不老实”足以说明“他不宜当出纳员”的原委，再用“所以”，则嫌多余。在翻译过程中，将“so”和作为共同主语的“he”省略了。

而汉语具象性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含而不露，因而汉语一般不依靠语言形式，而是借助词语或是句子暗含意义的逻辑关系来实现连接，这就是“意合法”语言的特征。例如“老师在等我，我必须走了。”此句汉语中的前因后果关系是内在的，根据汉语习惯是不必说明“因为”“所以”的。但是从英语行文的角度看，若不考虑表明两个句子之间的联系，则译为“My teacher is expecting me，I must be going now.”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要添加连接词“because”或“so”，以体现句子的连接关系。

四、西方人重逻辑实证性

西方人理性思维发达，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性，因此非常重视形式逻辑；汉民族直觉思维发达，具有较强的情感性和直观性，因而更加重视辩证思维。这种思维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重“形合”，即注重运用各种有形的连接手段达到语言形式的完整，其表现形式严格地受逻辑形式支配；汉语重“意合”，词与词的组合，句子与句子的衔接，常常是通过意念的方式来达到辩证思维的目的，句法功能呈隐含状态，有时显得松散，但内在逻辑的流动又非常清晰。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其《译意》一书中指出：就英语和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比。

英语是分析型的理性语言，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其关联照应手段是显性的、多样的；而汉语是综合型的直感语言，多数情况下疏于语法（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注重以神统形，其关联照应手段是隐性的，语法关系要靠读者或听者自己去领会，尤其在表现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诚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其《中国语法理论》中所言：“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然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地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唯其是硬的，所以西洋语法有许多呆板的要求，如每一个clause里必须有一个主语；唯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法只以达意为主……如相关的两件事可以硬凑一起，不用任何的connective word。”英语句子无论怎样变化，句法形式主要为主谓提挈，多枝共干，树形结构，强调主谓配套，时态呼应，成分定位，有形连接；但汉语句子则为波浪形结构，整个句子由一个一个独立的子句按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层层推进，呈流水样态，包含着内在的逻辑脉络。形象地说，英语的句子仿佛是参天大树，枝杈横生；汉语的句子仿佛是万顷碧波，层层推进。

五、西方人注重直线型思维

以个体性为基点的西方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独立的结构要素，逐个进行研究，因而更多强调逻辑分析，注重形式论证。在观察事物时，采用焦点视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呈线性。这一差异也同样是汉英两种语言文字诱导暗示的结果。

西方语言的拼音文字则不易勾起人们对现实世界里事物形象的想象或联想，因此，西方人在长期使用线型连接和排列的抽象化的文字符号的过程中，思维线路逐渐发展成直线型，具有明显的直接性。莉奈尔•戴维斯曾指出：“一篇西方人撰写的论文总是有一个固定的中心论点，文内的所有细节都按照与该关注点的关系进行安排。作者的见解往往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就已强烈地表达出来。”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人撰写文章总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每一段的第一句往往就是主题句，其后围绕该主题展开阐述或举例论证。可见，西方人语言表达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态度鲜明。西方人宇宙观主张“天人相分”，认为事物之间是独立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变化。所以直线型思维的西方人认为，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直接表达必定优于间接表达，并且说话人的立场应一贯保持，不能用无关的信息掩盖真实的观点。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日常交际中的表现，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商务谈判还是日常生活中，西方人在接人待物时，总是表现得较为直接、外露、大胆、开放，语言表达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态度鲜明。例如，在进行商务谈判时，他们很少有寒暄之类的过场或旨在拉近关系的酒宴，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