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同领域的学者依据不同的研究需要、研究方向和研究角度对社会稳定进行了多样化的概括，如广义和狭义视角的社会稳定、规范视角的社会稳定、心理视角的社会稳定、控制视角的社会稳定、动态视角的社会稳定等。我们取广义社会稳定的理解：是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稳定、文化价值观念或心理稳定的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运行状态，即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大系统结构各自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已经形成的特定的组合关系。网络舆情对城镇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应单单从狭义的社会稳定视角出发，而应把影响范围扩展到广义的社会稳定领域。
一、网络舆情的正向功能——促进城镇社会稳定
（一）网络舆情益于民众情绪的“释放”——社会秩序与心理稳定安全阀
安全阀是一种为敌意和不满提供替代物的机制。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最早提出了“安全阀”的学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塞吸收并进一步完善其观点，主张将安全阀机制制度化。科塞在其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中认为人们积累起来的敌意和进攻性情绪不仅可以向敌对的原初对象发泄，也可以指向替代目标发泄，而“社会安全阀”存在的价值在于让人们不再直指当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原初对象），就可以使敌对的、被封闭的情绪以及不满心理得到部分释放，不至于破坏现有社会结构的稳定，达成恢复社会平衡机制的目标。[2]
城镇社会是由居民个体组成的，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对城镇社会的运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居民个体的心理行为趋向与城镇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更多地基于压抑的情绪，往往产生负社会效益。当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机制时，这种情绪就不会变成危害社会的行为，当一个人无法摆脱压抑情绪的控制时，就需要外界为其创造一定的排解宣泄的环境和条件。在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和社会在尽全力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但基于现代化面临问题的不可预测性和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仍给新老城镇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一次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时，贝克曾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3]确实，城镇化的加速，意味着越来越多居民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步伐加快，人们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的心理状态，不良的心理情绪得不到及时的释放，给城镇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了风险。人们虽然学会了对社会转型的适度成长容忍，但也急需一个常规的排气孔（即安全阀）帮助他们释放压力，以维持城镇社会稳定。城镇社会的稳定要求有一种调和的力量，把各种社会矛盾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内，而这时作为现代科技文明产物的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实时性的网络舆情的发生，就成为人们的首选。城镇化过程中，社会上的不公平，工作中的重压，怀才不遇的感慨以及委屈、愤懑等情绪都可以通过网络舆情宣泄出来并得到回应，从而释放紧张情绪、缓解恐慌心理、消除现实的孤独、补偿难以实现的愿望，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网民在虚拟世界里发泄具有消极色彩的情绪，尽情地释放自我，还原真实的自我，抛弃现实世界的面具，发表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与看法，尽情地嬉笑、怒骂、嘲讽、贬低，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现实相隔离的。如，部分政府人员的权力腐败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成员对权力阶层的极大不满，为社会的和谐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中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多次的揭发、披露与讨论，网络舆情的出现一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遏制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人们敌对情绪的排气孔。人们对于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心里充满了不满情绪，如果这些情绪不能够通过一个合理的渠道发泄出来，那就会在人们的心中不断地累积增加，当蓄积到了一定程度，又没有合理的发泄渠道的话，就会像没有安全阀设置的锅炉一样发生爆炸，导致整个社会系统崩溃。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实时性网络舆情的传播就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可以为人们宣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提供一个合理的渠道，及时地发泄，可以防止最终恶性后果的发生。如果网络舆情对腐败现象长时间保持缄默，熟视无睹，不给予披露讨论，人们的不满情绪无法得到发泄，就会蓄积；相反，如果互联网对腐败现象进行曝光、批评，人们就会将敌对情绪发泄出来，就会感到很解气，心里也就平和了。通过合理渠道宣泄不满情绪，防止这些情绪不断累积，从而维护了矛盾双方的关系和城镇社会的稳定和谐。当然，民众宣泄情绪往往会导致舆情多元化与尖锐化并存的状况。如果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不力，则会使得社会矛盾和冲突在网络世界里进一步扩大，增强了网民社会不平等的感觉，不仅起不到维持社会秩序和心理稳定的作用，反而会加剧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对立情绪，增加城镇社会不稳定的概率。因而网民情绪宣泄的同时需要政府正确、及时的疏导。
在现实社会中，受个人身份的限制以及对强势阶层的恐惧、对专业人士的盲从等因素的影响，公众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受到了阻隔，人们在交往中很难有信任感和被信任感、参与感和归属感，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而网络舆情的交流中，新的技术手段使得网民间的交往呈现符号化、数字化、虚拟化的趋势，剥去强权和金钱的渗透，而且网络主体的匿名性特点更使个体可以抛却现实交往中的过多掩饰，提高了公众的心理安全感，有利于城镇社会心理稳定。
（二）网络舆情开辟民意表达新渠道——城镇社会政治稳定
媒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民意的表达。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在民意表达的渠道和空间上更具有选择性。中国目前已建立起的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民意表达诉求机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包括政党制度、政协制度、信访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环境。但是随着中国城镇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变为“新城镇人”，他们与原有城镇居民一起由单位人转为社区人、社会人。一方面，中国城镇居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更加关注，对于城镇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和探究也日益迫切。另一方面，城镇化的过程通常孕育着利益分配不均、价值理念多样化等矛盾，导致不同城镇人群的利益诉求表达出现了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互联网的出现弥补了中国现有的民意表达机制无法承载如此多的民意诉求的不足。
1.互联网之于传统民意渠道的两大优势
（1）互联网受限空间较少。相对于传统媒体和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互联网在民意表达功能方面有其特殊的必然性。以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信息的交互性较弱，受众与媒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往往是媒体发布什么，受众就接受什么，缺乏信息的反馈和交互过程。以传统的报纸为例，它们和受众之间的双向交流很不明显，最多只是设立读者热线供有关受众提供新闻线索或进行咨询、提供建议，电视媒体的交互性也只存在于一些互动节目中。新媒体传播除了表现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还表现为各信息受众之间的交互性传播。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报刊通过文字和图片传播，电视通过图片和声音传播，而新媒体传播则采用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形式，使信息能以更为生动、直观的形式展示给受众。传播中信息的来源渠道相对比较窄，信息传播方向也主要是由新闻机构流向社会公众，因此受众更多地是被动接收信息而没有太多的自由选择权。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主体相较传统媒体更为多元化。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主体可以是各大商业网站、传统媒体开办的网站以及普通的网民用户等。地方传统主流媒体作为政府形象的宣传者，对舆情传播的首要选择在于社会稳定性，对于传播话语的使用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无法满足民众对信息的需求。表2-1为互联网媒体与传统媒体受限空间对比。
表2-1 互联网媒体与传统媒体受限空间对比
（2）互联网对话空间畅通。地方政府作为城镇化的主导者和方向掌控者，是地方舆情的主要负责人和针对者。这也就意味着政府人员需要及时地了解民意，传达民意和维护民众利益。现有政治体制格局下，地方政府多为信息的发布者，主动吸纳民意的渠道较少。地方政府与城镇居民交流渠道不畅，互动性差，无法实时性地实现下情上传，导致政府无法及时应对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容易酿成公共危机。互联网的出现为政府成为公众间良好沟通的桥梁提供了可能。这种双向互动的沟通模式，不仅能够促进城镇居民诉求的表达，也能够拓宽地方政府听取群众意见的渠道。网络舆情由此成为城镇居民诉求的重要表达途径，其中甚至包含社会上的各种错误思潮、不健康的价值观的反映。[4]如此一来，人们心中的想法就更容易地通过网络舆情表达出来，而这样的舆情更接近“原生态”。政府可以从网络舆情中更为可靠地判断出人们的真实情绪和态度，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隐藏着的各种问题，为科学地制定政策提供了基础。
以2009年内蒙古赤峰市的万人饮水危机事件为例，政府未充分、有效运用互联网，未及时关注网络舆情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2009年7月23日突降一场暴雨，在随后的几天里，该市新建城区数千居民在饮用自来水后出现腹泻、呕吐、头晕、发热等症状，一时间各医疗门诊腹泻患者激增。饮用自来水受污染事件发生后共有4307人因此而出现各种身体不适的症状，直到8月9日赤峰市自来水饮用才恢复正常。而在这次事件中，尽管其始作俑者是赤峰市九龙供水公司，但政府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在九龙公司26日向政府上报之前，赤峰市的部分居民已经出现了饮水后患病的情况，事件发生到公司上报这3天，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传言，居民也开始抢购矿泉水，但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尽管政府在26日接到水污染报告之后召开了会议、发布了公告，但不得不说政府在对于居民饮用水的检测和监控上存在很大问题。当地政府一直到接到引起水污染的九龙公司的上报才了解实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当地政府信息采集渠道过于单一，没有良好地运用网络等新媒体及时了解和发布相关信息，致使危机事件没有能够向利于解决的方向发展。
（3）民意表达的新技术路径。李永刚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民意表达与传统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相比，有四大新特征。第一种路径，民意的私下表达：人们以互联网即时通信工具（QQ、MSN、微信等）和电子邮件等为平台，相对自由、成本低廉和大范围地交换私人意见和看法。2008年的“抵制家乐福”的网络舆情的传播就是通过QQ和MSN传播并得到网民积极响应的。第二种路径，民意的公开传播：大量网民通过BBS论坛、网站新闻跟帖、集体聊天室等，讨论城镇化过程中感兴趣的话题，并在网络舆情出现时吸引庞大的人群参与讨论，充当临时记者、道德法官、舆情评论员和法律专家等角色。第三种路径，民间意见阵地：一些民间意见领袖通过个人网站和博客等发表自己对网络舆情的看法，引领部分网民对网络舆情的认知。第四种路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相呼应。[5]陕西神木“房姐事件”就是两种媒体合作的典型。网友以上述几种路径为平台，对有相关切身利益的社会公共事件进行议论，不单是意见的表达，这种意见表达已经引起社会管理者的密切注视。各级政府领导人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各大网站网民热线的开通、两会期间网民参政议政通道的设置以及网民议政、网民参政、网络参会成为两会的最大亮点等，都激发起数以百万网民的参政热情。网络民意的权利表达之声弥漫在虚拟世界的各个角落，网民正以热切的心态加入对社会事务和社公共管理的讨论中。
2.网络舆情便于公共政策协商——新型城镇化社会平稳过渡
在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体制限制了公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随着城镇现代化的加快和普及，公众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表达和实现，公共政策协商机制就成为必然。公共政策协商作为一种由公众通过诉求表达、交流、协商而促成共识的机制，为保证社会良性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互联网的出现恰恰为公共政策协商提供了便利的平台，而网络舆情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信息源。在虚拟世界中，网络论坛、博客、微信等以对话、交流形式参与社会描述、社会分析、社会建设和社会协商，形成一个全网民参与的虚拟公民社会结构。网民在交流、沟通的同时，建立起成员间基于思维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协商机制与协调机制。网络舆情视角下的公共协商主要形式表现为：通过网络舆情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通过网络舆情表达政治情感；通过网络舆情参与重大事项的讨论；通过网络舆情监督政府；等等。网络舆情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和精神。虽然网络舆情内容还有待于规范，但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决策的优化等方面，无疑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网络舆情的传播事实上推动了协商民主的实现。
网络舆情推进地方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升政府公信力。互联网信息传播具有的普遍性、累积性和共鸣性，使网络舆情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政府决策的信息来源，也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决策信息源的范围，使得决策者可用以作为依据的信息更加充分。网络舆情内容的丰富性、多元性，使网络舆情表达的过滤性相对宽松，使得决策者能够收集到更丰富、更全面、范围更广的网络舆情信息，对决策者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有很大的帮助。网络中的信息环境是很开放的，在舆情信息传递过程中，如果能够使信息传递渠道多元化并使信息传递中间层级的功能为网络所取代，那么就可以消除信息源与决策层之间不必要的传递环节，减少信道中的干扰因素，防止信息失真的出现。网络舆情由于其网络主体的匿名性，不需要透露真实身份，使得发表言论者可以不用顾忌话语责任的约束，可以自由、坦率、尖锐、深入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意愿，这样便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的相对垄断。在事关城镇建设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城镇居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上网络舆情的信息量又非常丰富，有利于决策者得到更多更全的第一手材料。其主体的实体性，使决策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捕捉到舆情信息；其客体的公共指向性，使得它与公共决策密切相关。这样就有利于有效减少和避免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信息失真现象，这对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自身建设、加强传播、塑造形象、科学行政、民主管理等手段提升地方政府形象，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了政府的行政职能，为和谐社会的创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网络舆情是地方政府对外展示的一个良好平台，也为城镇公共管理双方提供了便利的沟通渠道。对网民而言，通过网络可以了解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初衷，可以知晓公共管理具体行为的推进情况，甚至可以通过网络监督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网络舆情是现实城镇居民心声的某种反映，政府可以通过网络舆情全方位了解人民疾苦，及时发现各种社会问题，同时能够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问计于民，问政于民，改进自身建设。如果地方政府能做到及时发现民生问题，及时解决、科学决策并落实到位，地方政府就能够在“虚拟社会”中争取到虚拟城镇居民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到现实社会中来，那么地方政府不仅拥有了政府形象的硬实力，更有了政府形象的软实力。地方政府改善自身形象的过程，意味着地方政府将实现城镇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行政目标，让城镇居民公平享受城镇社会发展的成果，并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会赢得居民们的信任和拥护，会大幅度减少城镇社会矛盾的爆发，会巩固城镇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网络舆情让城镇社会边缘群体获得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当所有沟通都能够本着契约平等的精神来进行利益整合时，该社会的秩序往往就有保障、可持续；而当沟通主要本着强盗逻辑或丛林法则来进行利益整合时，社会中的秩序可能是暂时、相对的，很容易被打破。网络舆情所传播的信息是被数字化的信息，可以被无限地复制、长时间地存储，既保障了不同信息间的平等传播，又降低了信息的成本，从而使人们拥有了更为均等的获取信息的机会。加之在网络舆情表达空间中IP地址是确定个体身份的主要标识，而IP地址没有地位的不平等和身份的悬殊差异，因而在虚拟世界的人们要比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更平等的地位。所以说，网络舆情表达的虚拟环境比现实生活的实际环境更能为每一个人营造平等参与的公共空间，使得公众的普遍话语权由现实中的“虚拟”变成虚拟空间中的“现实”。网络时代的沟通中，沟通者之间隐去了因身份、权力、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阶层障碍，这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沟通和对话来进行平等的表达和博弈，从而最终创造出一种互利多赢的局面。[6]网络舆情使得民众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政府消息，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评价已成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网络舆情产生于没有参政议政权利的广大民众，这种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升与落后的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使得公民成为政治参与的边缘群体。在城镇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一批人，也是没有现实能力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人。当这个群体与富裕阶层或政府官员发生冲突又难以维权时，网络舆情便产生了，由于感同身受，这个群体中大量地位相当的人开始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进行声援。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边缘群体成为网络舆情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与政府进行博弈，用自己的话语表达权推进网络舆情到公共政策的升华。网络舆情相对于现实社会舆情的一个优势就是短时间内形成的浩大声势，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强大的舆情压力，从而加重地方政府将公众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的压力。因此，大规模社会边缘群体参与网络舆情能够对地方政府产生强大的舆情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从而使其对待公众议程的态度有所转变，进而加快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的进程。
3.网络舆情开创社会监督新形式——网络舆情监督
城镇化进入关键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预见的和不能预见的冲突。广大民众对党和政府新的政策、法规需要理解，充分利用网络舆情，发挥网络舆情的社会监督功能就显得异常重要。“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必须有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作保证。”[7]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个人及社会组织对政府实施的监督。体制内的监督一般是自上而下的，监督机构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监督右手，往往使监督效果大打折扣。社会监督，尤其是网络舆情监督具有主体广泛性、空间广阔性、方式隐蔽性、通道多元化等优势，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没有太多的利益纠葛，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官官相护。网络舆情是一把悬挂在被监督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警醒着他们。网络舆情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起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监督形式能够使社会监督改变现状，促使“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实现了‘本位’回归”[8]，效力大大增强。首先，传统的社会监督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组织才能完成，在这个间接的过程中信息已经被过滤，已经被经过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同时还可能会有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再加上时间的拖延，使得其效力化为乌有。网络舆情的监督则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监督意愿直接送达被监督对象，进而调动强大的网络舆论的谴责，可能进一步引起司法机关的介入。其次，网络舆情监督扩展了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网络将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同样公民和政府通过网络也被紧密地联系起来。网络舆情监督的视野可以扩展至政府工作的各个领域，触及每一位政务人员。最后，网络舆情监督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监督机会和权利。主体的匿名性使得公众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监督，2009年1月初，人民日报社与人民网联合进行了一项网上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9]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13年100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图2-1）表明，首发曝光的媒介中，体制内媒体所占比例接近三成；市场化媒体首发曝光的约占1/4；而网民和网络认证用户通过互联网自媒体曝光的则接近半数，当然很多爆料也是因为市场化媒体或体制内媒体的介入而迅速升级扩散的。[10]网络舆情开创的新的社会监督主要是通过网络新闻曝光的形式实现社会监督的。（表2-2）
图2-1 100件热点舆情中首发曝光的媒介
资料来源于《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表2-2 2013年网络自媒体首发的热点舆情
资料来源于《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10年12月29日，中国首次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白皮书高度评价了网络监督的作用，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加强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反腐倡廉舆情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网络监督是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开始，网络舆情监督在中国舆情监督舞台上越来越走向前台最显著的位置。山西“黑砖窑事件”便是网络舆情监督继“孙志刚事件”之后规模最大的成功范例。一篇题为“孩子被卖进山西黑砖窑，400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于2007年6月5日在论坛上发出之后，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后来该帖被转载到天涯杂谈，仅6天时间就获得了高达58万的点击量及3000多篇的回帖。接着这一事件得到党中央的重视，随后山西省成立专项行动组，解救出农民工358人，年龄最小者仅13岁。最终刑事立案达53件，刑事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147人，党纪处分干部95名。
2013年的网络反腐监督中，位高权重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网络实名举报拉下马；被曝光多块名表的“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获刑14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被曝光……2013年4月以来，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及新浪、腾讯等商业网站均在显要位置推出“欢迎监督，如实举报”的网络举报监督专区。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日均收到网络举报800件。这都有利于引导网民利用正规渠道和平台进行合法举报，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无缝对接。
由上可知，在城镇化过程中，网络舆情可以通过网络社区、论坛等途径对社会进行充分的公开披露，促使“政治过程透明化”。政治透明度的提高，使得城镇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一切掌握权力的人，被置于大众的眼皮底下，从而增强了腐败和滥用权力所面临的道德压力。网络舆情利用公众交流平台对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当作为（如腐败、渎职、滥用权力等）的监督，还可以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有助于我们社会的政治稳定。执政党通过舆论引导来加强公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让权力的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网络舆情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稳定
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不仅是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全面的综合性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其他各方面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的城镇化，新旧城镇居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希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经济和政治地位，更为迫切地希望参与到城镇社会资源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探讨和解决中。这使得社会和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寻求互动的各种可能性，寻求利益的一致和共同点，直至在反复的矛盾、协商、磨合和妥协中形成公认的价值观，这种强烈而主动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追求往往有利于在经济发展上实现相应的正效应，而经过地方政府和城镇居民沟通协商、体现二者共同意志、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价值观和发展路线，往往比单纯在某一方意志和利益支配下的方法和政策更能促进经济的进步。随着网络的出现，网络舆情的大众化为城镇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协商沟通提供了便利的途径，寻找到更多的、符合城镇居民利益的改革和发展路径，实现最大程度的共赢。
网络舆情除上述正向功能外，还能够为城镇化改革提供助力。网络媒体覆盖社会各个角落，数亿网民对社会问题进行判断，尽管众说纷纭，但总有相当数量的网民形成一致意见。这些一致意见就是民意的最大公约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和愿望，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意志。依据网络舆情推进城镇化改革，制定的改革措施才会具有更强的科学性、统筹性，能够兼顾新旧城镇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顺利得以贯彻落实。[11]
二、网络舆情的负面效应——破坏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期，城镇社会问题不断显现，地方政府既有的职权设置无法很好地解决城镇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利益机制缺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等，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以网络舆情形式在互联网上被广泛关注。因传统的体制、机制影响长期存在，这些敏感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导致公众质疑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存在的合法性，地方政府的形象、地位和公信力不断降低，并产生网络舆情事件，乃至现实群体性事件。因此我们说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保护社会边缘群体权利、推进民主化进程、缓解社会压力、提供改革机会、促进社会整合等正面功能，也有冲击社会秩序、激化社会矛盾、产生意识形态冲突、侵犯人权等方面的负面功能。
（一）网络舆情放大不实信息影响力——城镇社会秩序混乱
不实信息不仅包括谣言、伪造民意的虚假信息，还包括有意识的删减、同化和强调的半虚假信息。网络是一个信息的海洋，网民发布信息也是以网民个人意愿为基础，且基本上不受他人所控制；网络舆情是经过加工后传播生成的信息，是容易受到其他网民影响的信息。谣言等虚假信息对城镇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说的，“大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12]。
在网络空间中，缺乏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的网民有可能不加证实地随意发布信息，甚至有意发布假消息，制造舆论噪音，试图干扰或误导乃至操纵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美国著名学者克利福特·斯托尔认为：“网络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东西。”[13]美国学者埃瑟·戴森的表述更为直白：“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14]
目前，中国许多网络论坛、网络博客和某些网络“大V”们等为了吸引人气、增加点击率而疏于管理，存在管理缺位的现象，导致网络公共空间充斥着很多虚假言论、歪曲事实的谣言。以网络“大V”为例，有蓄意制造网络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恶意编造谣言牟利的意见领袖董如彬（网名“边民”），等等。在虚假信息的传播者中，既有不负责任的无事生非者，也有怀有目的的故意制造者，更有不明真相的以讹传讹者。值得注意的是，虚假信息在网络空间出现后，往往能够先入为主，得到网民们的广泛关注，催生出一种恶性的网络舆论，影响着公众对正确资讯的选择和判断。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谣言心理学》中总结出了谣言基本规律的著名公式：R＝i×a。其中，R （Rumor）指谣言，i（important）指重要性，a（ambiguous）指暧昧性。那么，谣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意思是，谣言的流通量同问题对当事人的重要性以及有关命题的证据的暧昧性的积成比例。[15]互联网上的一些虚假信息，一旦被网民采信，在评论和传播过程中，就会被歪曲和放大，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尤其是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安全事件和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很容易使民众产生恐慌和畏惧心理，引发社会动荡。在网上，一个谣言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几亿网民的跟帖、转载，即便是智者也难辨真伪。因此，网络上存在的虚假信息，不仅误导了网络舆情的发展，加大了网络民意形成的成本，还带来网络民意表达的无序性，以致带给人们这样的认知假象：网络总是带有欺骗性的，弥漫于网络空间的民意是非理性的，网络舆情表达的民意都是虚假的，等等。
网民在面对关系自身生存权益的现实问题时，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并在传播信息时有意无意地添加、删改，以致“鼠疫”“禽流感”“米荒”“盐荒”的谣言满天飞。比如说2011年3月11日，日本9级大地震造成核电站爆炸，导致核能严重泄漏，这个突发自然灾害公共事件，就是诱发“抢盐风波”的“导火线”。
2011年3月14日，抢盐始发地绍兴因生产加工“霉干菜”，本来就需要买大量食盐，加之距日本核泄漏地区距离较近，也就1000多千米，当地人容易被“笼罩”在日本核泄漏阴影中，出现口口相传的误差，于是在当地购买盐加工“霉干菜”过程中，就多了一条“碘盐能防辐射”的相关信息，于是以讹传讹，变成了日本核泄漏，海盐受污染，吃碘盐防辐射的谣言，绍兴出现抢盐风头。
“据有价值信息，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并不断地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人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暂一年内不要吃海产品。”在杭州某电脑公司工作的陈某在网上聊天时看到了上述信息后，未加思索便用网名“渔翁”将该信息复制并转发。
3月16日，抢盐消息通过网络迅速转化为热点网络舆情，并快速传播，浙江杭州、绍兴、宁波出现各种“闹剧”，由于碘盐在一天之内被哄抢，有些顾客买不到碘盐转而抢购酱油，导致酱油也被抢购一空，盐价疯涨。
3月17日，通过互联网等媒介的快速传播，缺碘盐的谣言被迅速传播到各地，上海、福建、浙江、河北、北京等地民众纷纷前往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抢购食盐，导致这些地区当日食盐的销售量相较平时猛增了十几倍。随后，这股恐慌性的购盐潮从东部沿海开始向内陆和中西部地区蔓延，并席卷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时间，人心惶惶。
3月18日，全国抢购碘盐事件波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抢盐事件”引起的恐慌不仅体现在现货市场上，这股恐慌还直接体现在了股市上。17日，受市场牵动，A股市场中的云南盐化等相关盐业个股放量大涨。3月17日，云南盐化开盘涨停，收盘报15.10元，且成交量较前日再度放大；以盐加工为主的兰太实业继3月15日涨停后再封涨停板；而作为生产盐的替代品，涪陵榨菜股价也在当日急升7.41％，至25.36元。
3月17日午间，国家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强调，中国食用盐等日用消费品库存充裕，供应完全有保障，希望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合理购买，不信谣、不传谣、不抢购，并协调各部门多方组织货源，保障食用盐等商品的市场供应。19日，各地盐价逐渐恢复正常，谣言告破。3月20日，中国盐业市场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参与“抢盐风波”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听信网络谣言“日本核辐射对海水和海盐以及海产品造成污染”，主观性地认为食用碘盐可以有效防止核辐射，自主加入抢盐行列。网络谣言通过网民的论坛、博客、QQ群快速传播，而且不到3天便突然从浙江绍兴波及全国范围，这种非理性偏差传播，也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威胁。全国各地“抢盐风波”期间，食盐价格从1元/包，攀升到5～10元/包，深圳甚至出现40元/包的“天价”，部分经销商哄抬物价，大发“盐财”，扰乱正常市场经营的秩序。中国盐业总公司3月18日发布的消息称：3月17日全国碘盐的销量是平日正常情况下连续24天的销量总和，仅北京市当天销售就达2700吨，相当于正常情况下14天的销售量，这些数据表明正常供应秩序被扰乱。[16]“抢盐风波”期间，中国盐业总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实行24小时紧急配送，不得不征用大批运输车辆，盐业职工通宵达旦工作，他们的工作、生活秩序被全部打乱。
中国社科院中国舆情调查实验室2013年9月底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5个城市所做的关于整治网络谣言舆情的专项调查显示，公众接触网络谣言的最主要渠道是网络论坛（70.2％）和微博（63％），其次是 QQ聊天（45.2％）、微信（35.8％）、人人网等社交网络（33.8％）、手机短信（33.8％）、海外网络（13％）。此次调查显示，公众认为，危害最大的谣言依次是社会治安类（71.8％）、灾难类（66％）、食品类（55.8％）、民生类（52.6％）、金融财经类（50.6％）、政策法规类（44.4％）、政治外交类（35.6％）、娱乐类（17.2％）和历史文化类（16.8％）。这充分说明，目前网络谣言种类较多，而社会公共事件以及与民生紧密相关的领域容易滋生谣言。调查还显示，超过七成（71.4％）的公众接触过网络谣言，而未接触过的仅有一成多（13％），另外15.6％的公众表示“说不清”。高达八成的公众认为中国网络谣言传播情况比较严重（认为“严重”者占20％，“比较严重”者占60.4％），并认为多数网络谣言是有害的（认为“当然都是有害的”占26％，“多数是有害的”占54.4％）。这说明网络谣言的存在会影响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破坏城镇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
（二）网络舆情引发的虚拟暴力——扰乱社会生活和心理稳定
网络舆情的走向并不是以单一的线性方式清晰呈现出来的，通常都是各种意见汇聚，具有模糊性，各种多变因素混杂其中，使得整个网络舆论的走向不容易被清晰地判别。加上互联网又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人人都有麦克风”，任何机构、部门或意见领袖都无法完全控制网络舆论的走向。针对时下的热点网络舆情，网民发言可以不用考虑是否适当，也可以不用考虑发言后会带来什么影响，结果网民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变得大胆和个性张扬，很容易形成偏激的情绪和非理性的言论，这为网络暴力的发生提供了温床。网络暴力主要包括网络语言暴力和“人肉搜索”。
（1）网络舆情传播的过程往往伴生网络语言暴力，而网络语言暴力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害，造成了民众心理和日常生活的普遍不安全感。网络舆情传播的过程中，网民经常以鼠标和键盘为武器，并且以道德的名义，谩骂、诽谤和攻击他人，奋不顾身地跳入网络空间去扮演法官和陪审团的双重角色。网络暴力主要采取“污名化”策略，把对方塑造成“道德矮人”，从而在互联网上群起而攻之。“史上最毒后妈事件”是网络语言暴力典型案例。2007年网上出现了一篇名为“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现场千人哭成一片”的帖子，帖子里详细描述了江西省鄱阳县6岁女孩丁香小慧遭继母毒打后的惨状，还附上了孩子遍体鳞伤、口吐鲜血的照片。这个帖子很快在各大网站成为热帖，无数网民群情激愤，怒斥丁香小慧的继母是历史上最恶毒的后妈。但仅过了两三天，事情却又拐了个180度的弯：历史上最毒的后妈忽然又成了历史上最冤的后妈。[17]最终真相是后妈为了给生病的丁香小慧治病而编造的一个谎言。而在这个谎言还未戳穿时，网上出现了各种讨伐和谩骂，文字语言不堪入耳。小慧的继母陈彩诗也许欺骗了众多的网民，也许触犯了法律并应受到惩处，但她的出发点是伟大的，不应当受到网络语言暴力。
（2）“人肉搜索”逐渐成为网络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的强大威力使得任何公民的隐私权都有可能受到侵犯，“一旦有人将你当作‘人肉搜索’的对象，那么你的一切将被迅速暴露在阳光下，随之而来的是来自网络和现实的双重的舆论压力”[18]。“铜须门”事件是典型案例。2006年4月12日深夜11点，猫扑论坛新注册的用户“锋刃透骨寒”发帖“2区麦维影歌守望者发生的丑闻：一个让你更珍惜爱人的理由”，揭发自己的妻子与“铜须”有染。他描述了自己痛苦的感受：“那一瞬间，我知道了一种感觉：有如雷击。当时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色，我只知道，我的脸色或许已经惨白，惨白到心里。”但是“锋刃透骨寒”的矛头更多指向的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铜须”。他说：“铜须，我给过我们彼此机会和信任了，我错了；我一直认为男人就该有海一样的胸襟，我错了；有些人不知道‘人’这个字需要一撇一捺来书写。输了婚姻我有亲情，我有友情，我有自己努力的工作，你又赢得什么？”于是，网友同情的潮水涌向“锋刃透骨寒”，唾弃的口水泼向“铜须”。帖子点击量在一天内达到十几万次。
事件导火索是“锋刃透骨寒”贴了一段幽月儿（风歌夜曲）与铜须（Zxxs）的QQ聊天记录，并且公布了铜须的QQ号。这些私密的聊天信息在网上急速流传，以此为题的帖子铺天盖地，从猫扑到天涯，再到门户网站。对奸夫淫妇的道德义愤成为网络舆论的主流，甚至有人自告奋勇要当武松，去上门追杀“铜须”。“锋刃透骨寒”在原帖中留下了足够的线索和关键词，比如“燕山大学”“守望者公会会长”，还加上了铜须的QQ号。很快就有网络“狗仔队”查出“铜须”的真实身份：“铜须”真名郑某，是秦皇岛燕山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2006年毕业，本人家住廊坊，郑某的照片、国外的女友姓名、手机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被曝光。一举成名的守望者公会被卷进风暴的漩涡，公会高层的TS（一种聊天工具）语音聊天记录也被偷录剪辑，随即放到网上，引发了新一轮的骂战。与此同时，魔兽世界的虚拟审判也在浩浩荡荡地进行。2区麦维影歌服务器出现了大批1级的小号联盟，他们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组建了由几百人组成的公会“守望慰问团”，他们在虚拟世界中以“静坐”“游行”“谩骂”“自杀”等形式集体声讨公会会长“铜须”。
当事人发出澄清视频。失去了“铜须”马甲的掩护，郑某的现实生活被彻底扰乱了。2006年4月18日下午，猫扑网站的编辑（网名“魔鬼天使”）接到郑某代理人孙先生的电话，希望删除社区里的相关讨论。李翔（猫扑的负责人）说，猫扑仅能保证客观地把郑某的澄清言论发布出来。经过协商，孙先生终于将郑某的澄清视频发给了猫扑。郑某在视频里否认了偷情事件：“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知道是哪位朋友，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来编这个故事诽谤我。”“还有对于我的朋友吧，有影响。有一个0034的电话号码，是我的朋友UP的，那个照片也是UP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再打扰他。我也希望媒体记者朋友也不要往我家里、朋友那里打电话啦，或者有其他想法的人，今天我们家里接了一个电话，是要钱的，是敲诈。”视频过后，郑某消失了。随后，事件真实性遭到怀疑。“魔鬼天使”告诉记者，孙先生曾留下郑某的一个临时手机号。但是两天后打时，这个号码不存在。记者按照网上流传的郑某手机号和家里电话号码打过去，无法接通。孙先生再也没有和“魔鬼天使”联系。“魔鬼天使”曾在站内给“锋刃透骨寒”发过消息，试图和他对话，没有回音。“锋刃透骨寒”发完后续的两个帖子“让生活继续”和“最后声明”后，也消失了。“最后声明”中他说：“我承认，关于‘丑闻’一篇文章及QQ聊天内容等多为杜撰，游戏已经结束，各位爱YY的继续，本ID人间蒸发。”记者在燕山大学找到郑某的同学，他们证实视频上的确是郑某本人。有少数人开始怀疑此事的真假。万一这件事情子虚乌有，网友的道德审判无疑被釜底抽薪，多数“陪审员”仍然坚持以前的判断：偷情的可信度极高，“锋刃透骨寒”可能是不希望此事越闹越大，故而改变说法，平息风波。
事件影响之大，以至于国外媒体都做出报道，玩家这种自发行为更是被上升为文化现象，“网络暴民”一词由此产生。撇开所披露事件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暴力尤其是“人肉搜索”对于事件当事人郑某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造成的侵害之大。网络暴力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对于“铜须”和他的家人、朋友的正常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铜须门”事件的经过可以看出，网络暴力的主体不仅包括网民，还可能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近些年，网络暴力频频上演，如2007年的“网络暴力第一案”、2008年的“很黄很暴力事件”、2009年的“艾滋女事件”、2011年“龅牙哥事件”等。网络暴力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泄漏了网民的个人信息，更增强了个人信息的安全风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情绪，阻碍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2012年4月，《半月谈》对公民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权进行了网络调查，其中对于个人信息是否泄漏的调查数据显示：30％的人多次遭遇信息泄漏状况， 40％的人偶尔有信息泄漏的情况发生，仅15％的人极少遭遇此类情况，且15％的人对自己信息是否泄漏尚不清楚。由此可见，至少70％的人遭遇过不同程度的个人信息泄漏。个人信息安全关系到个体的切身利益，个人信息遭到侵犯，使得当事人缺乏安全感，容易引发不安情绪。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是有共通之处的，是人们生活的空间，是一个以虚拟为形式的“现实社会”。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所受到的一切影响也必然会作用到现实社会。
网络时代的城镇化进程中，网络暴力形式的网络舆情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并日益成为网民的常规性行为。这无疑会破坏城镇居民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稳定，最终阻碍新型城镇化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网络舆情冲击公共权威——威胁社会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前提，也是政治发展的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使用赶超战略，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压缩到几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来完成，自然会使得一些社会矛盾与危机来不及磨合就以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现有制度模式的示范作用，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不稳定。处于网络时代，网民政治参与的信息表现形式——网络舆情的出现更加剧了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原因在于，虚拟世界的技术结构和运作模式引起了新的授权过程，使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赋权武器，它改变了传统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关系，出现了“信息决定权力分配”的范式，从根本上冲击着基于现行权力结构的社会稳定观，也动摇了迄今相对平衡的利益分配关系。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公共权威，这个权威既可以是威权政府，又可以是民主宪政。网络的发展使民众掌握了信息权力和话语权，从而出现了权力由政府向社会转移，使公共权威受到较大的削弱。如果在民主制度的权威建立起来之前，就过多、过快地削弱现有的公共权威，则有可能危及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这已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失败教训所证实。这些国家在削弱传统权威的过程中没有建立新的权威，从而使政治秩序混乱，甚至发生政治动荡、战乱乃至国家分裂。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网络舆情引发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但仍存在概率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以网络舆情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网络政治参与与社会政治制度化保持步调一致，如果政府在社会民主呼声和西方民主的压力下，让网络政治参与先行于政治制度化，结果就可能危及社会政治稳定。[19]
（四）网络舆情削减主流文化认同——冲击社会文化稳定
互联网空间下的网络舆情，包含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蕴含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网络舆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范畴，反映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传播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的界限，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传统及不同的价值观念展现在人面前。网络舆情一方面开阔了人的眼界，促进了文化传播，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造成人们心理上的障碍和行为上的矛盾，削减中国民众的文化认同，危及国家和社会原有的文化稳定与安全。
1.柔性网络舆情渗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稳定和文化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利用网络舆情来宣传其价值观，宣扬色情、淫秽和暴力等腐朽思想文化。中国在“数字鸿沟”中处于弱势地位，被迫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传播，时间长久，潜移默化，就可能逐渐认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动摇对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最终有可能成为西方强势文化“信息殖民”的牺牲品。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网络，拒绝网络就是拒绝现代化，中国人只要不拒绝，我们就有武器。”美国凭借其强大的软件制造业，不仅控制着网络英语信息，还通过将软件译成其他语言（包括汉语），广泛传播其政治理念、生活方式。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主流政治文化延续和维系其既有的行为模式和思维理念的机制被一再破坏，主流政治文化的继承也由此受到抑制。公民容易被互联网上蕴含意识形态色彩的各式各样的信息迷惑，产生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摇和混乱。应对网络舆情殖民化的冲击，防止主流文化被消解，这是网络时代中国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维护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20]
“谷歌门”事件显露出了欧美国家的险恶用心。谷歌公司是目前拥有资本、技术与数据力量强大的国际互联网头号霸主，在引导网民获取信息过程中拥有巨大影响力。其“权势”之大，连世界软件巨头微软都感到畏惧，谷歌甚至被德国媒体称为“谷歌共和国”。美国试图利用谷歌的这种巨大影响力，让其成为美国“改造”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棋子。中国是谷歌所拥有的最大用户国家之一。美国想利用谷歌，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进而输送美国人的价值观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谷歌门”事件说明美国不甘心放弃任何一个西化中国的机会，试图打着自由民主的口号，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围堵。近年来，美国越来越热衷于借助网络舆论来发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虽然在“谷歌门”事件中美国并没有得到其预期的结果，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网络舆论进行信息围攻与意识形态渗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信息与价值选择的多样性。[21]这种多样性的信息与价值选择容易使民众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淡化，诱导民众产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观念，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造成冲击。
2.强制性网络舆情输出
欧美发达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网站、论坛，雇佣大批写手，采取网络发帖、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方式制造反华舆论，对中国进行网络舆情围攻。他们通过网络舆情重点输出所谓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夸大各种负面信息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与言论，并通过发表一些与事实不符的“石破天惊”的言论，利用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与大众的非理性情绪，散布各种危害党和国家形象的“病毒信息”，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互联网内“众声喧哗”，如果信息聚合和价值判断失当，人们很容易失去理性。2009年境外反动势力“世维会”的精英骨干和激进分子，将一段极其可能产生非议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宣称维吾尔族女孩被汉人无辜殴打致死，并将视频传至境内网站、论坛、QQ群，散布谣言，把本不该带有的仇视情绪煽动起来，造成震惊全国的“7·5”事件发生。
3.意见领袖与网络舆情
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网络舆情观点的多元化和认识的不完全性，乘机充当意见领袖，通过隐瞒事实真相，试图造成热点网络舆情，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激化社会矛盾，进而达到诋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降低公众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践行的目的。同时，网络上错误思想与谣言的蔓延，遮蔽了本来有价值的公共信息，形成了大量的信息垃圾，损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环境，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
4.网络舆情的自由化与缺失
互联网强调自由与自主的个体意识，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失自由与自主的个体意识，导致政治生活中个人完全被湮没在官僚的统治中，形成了整体的、被动的、消极的政治文化。[22]而在网络沟通时代，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权利观念得到提升和张扬，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感觉，可谓“我的地盘我做主”，这也容易产生政治沟通交往和政治信息交流小众化的风险，使不少网民长期游离于主流政治文化之外，久而久之，主流政治文化就会出现分裂。在对很多网络舆情事件的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争执和辩论的亚群体特征，各方都坚持自己的一方观点和立场，造成了无谓的呐喊、撕裂。与此相适应，人们在具体的政治倾向如政治态度、情感和政策倾向等方面也容易出现各种分化。网上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信息广泛并存，并且不断发生冲突和摩擦，众多亚政治文化的存在使主流政治文化面临着断裂的危险。[23]
5.负面网络舆情的泛滥
网络虚拟世界的复杂性、舆情信息量的巨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在网络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正面网络舆情的同时，也为品位低劣、具有危害性的、破坏性大的网络舆情信息开启了输送大门。负面网络舆情具有天生的吸纳力，能吸引大量的关注率与点击率，各大门户网站上源源不断和数量巨大的负面舆情似乎是网络媒介永恒的主题。负面网络舆情占据了各大网站的大部分内容。贪污腐化事件、食品安全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群体性事件、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环境污染事件等成为各大门户网站新闻类版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打开网站看到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都是反映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贫富分化、道德缺失、政府与公众的利益冲突的舆情，由此给网民形成的印象就是社会的黑暗面远大于光明。加之网络舆情环境的宽泛化，一些对现实境遇不满的网络参与者往往带着负面情绪来解读网络舆情，发表一些负面舆情信息，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一旦负面舆情场形成，反而导致正向舆情、重要舆情和知识信息等社会公众真正需要的资源的匮乏。负面舆情的泛滥占据网络舆情场的范围变大，肯定性意见、正面舆情的活动空间就会被大幅度挤压，使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的正面舆情更加式微。网络负面舆情所建构起来的不安全与不稳定的网络舆情环境，深刻影响着公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降低了网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时代建设的难度。
（五）负面网络舆情——破坏城镇社会经济稳定
负面网络舆情作为一个可能产生危害的舆情方式，会破坏社会经济的稳定。正常的经济秩序能有效规范经济利益关系，保持经济秩序的质的稳定性，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激烈的变化和动荡，保证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团结。负面网络舆情发生的前提在于参与者的非理性不满情绪在不同群体间快速传播，并在较大范围内扩大，从而引发社会危机。比较典型的是“抵制日货”活动，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自2012年8月15日，中国香港一艘保钓船冲滩靠上钓鱼岛实现登岛以来，钓鱼岛形势不断恶化，进入9月份以来，日本种种“购岛”行为屡屡挑起事端，引发了时至今日愈演愈暴力的“抗日”浪潮。从“钓鱼岛”事件的事发到大规模爆发反日游行，民众在面对网络舆情的“接收”与“表达”中更加依赖社会化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表达的单一而理性，社会化媒体中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形式（图2-2）成了网民了解信息的重要窗口。
自8月中旬网络舆情出现爆发性增长以来，占据舆论主流声音的微博中充斥了大量关于钓鱼岛事件的“解读”，其解读结果都充分指向了日方的“种种罪行”，此种传媒环境中的网民陆续出现了极端化倾向，比如8月29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所乘公务车在北京被拦截，日本国旗被抢。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络舆论从线上走向线下，并以此“肯定”了非理性的网络表达。
图2-2 9月4日—14日“抵制日货”话题微博关注度
资料来源于网络问政平台
西安网民“举牌哥”托着纸牌，站在路口提醒民众“前方砸车，日系车掉头”的行为，在微博上竟赢得了众多网民的敬意。网民感叹：“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黑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亮色，为西安人，留下了大写的尊严！”
国内民众的“抗日”集会活动在演变成“打砸日货”后，舆情走势从最开始的舆论回应变味为网络情绪宣泄。9月15日一天，全国52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游行，充分说明了在网络媒体的煽动下民众的爱国热情出现了“自下而上”“从线上到线下”的情绪发泄。
当“抵制日货”的口号在网络中被各种放大的时候，很多人因此做了盲目的举动。当一大批人看到抵制日货这则消息后，不再是理智思考抵制日货背后的深层内涵，而是简单粗暴地去打砸日本公司、企业等。甚至更多的是将目光瞄准日货，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不管是不是自己花钱买来的，盲目地将之烧毁、砸烂。是不是只有这样才算是真的抵制日货呢？没有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日货到底存在怎样的竞争力？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买日货，我们的经济就能繁荣？这些陈述显然很缺乏逻辑。但民众在网络情绪的鼓动下还是随意地去处理了这些问题。这种抵制日货的行为，最终造成的还是本国经济的受损，因为将进口来的东西毁坏，和将自己拥有的东西毁坏一样，都是一种浪费。在看到类似言论的时候，希望民众能理智对待，因为经济的发展不是一句“抵制日货”能解决的，还需要科技的进步，依靠消费拉动。
当然，“冰火两重天”的网络舆情现象在舆论中呈现了较长时间的“对立”，这其中既有正常爱国热情的宣泄，又有面对偏向的社会运动轨迹中媒体的自我修复。从舆情角度看此次钓鱼岛事件，它在深层次增强了网民的公民意识，推动了社会化媒体理性表达。但该事件也提醒人们，媒体在舆情的推动作用中应该始终起到理性而积极的作用，稳定价值观，做好社会舆情中的“压舱石”，引导舆论理性化宣泄。
国家的发展需要经济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更需要经济的支持。负面网络舆情会导致城镇经济不稳定，因而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使负面网络舆情转变为正向网络舆情，推动城镇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的科学疏导、媒体和意见领袖的正确引导、网民的理性表达都是负面网络舆情向正向网络舆情转变必不可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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