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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些年来中国网络舆情疏导工作中的成就

随着中国网民数量和互联网普及率不断创造新高，舆情危机时有发生，这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网络舆情疏导工作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开始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广泛学习，专家学者和各级相关部门对这一工作开始进行深入研究。近些年来，在各级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网络舆情疏导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谣言的治理初见成效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8月以来，政府骤然加大互联网管理的力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网络传播日趋碎片化和网络生态复杂化，在保障公众表达和社会监督的积极功能之外，网络舆论潜在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网民的媒介素养不够，经常见风就是雨。某些网络“大V”粉丝数量众多，不经核实转发一些谣言，扩大了谣言的负面影响。此外，某些网络公关公司为了商业利益，编织和传播谣言。网络诽谤、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网络虚假信息扰乱资本市场，让不少公民、官员和上市公司深受其害。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行为，2013年8月20日开始见诸媒体报道。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人被抓获。此后，陆续有多名“大V”被拘，包括拥有超过1200万微博粉丝的超级“大V”薛必群（网名“薛蛮子”，嫖娼），活跃于云南的地方意见领袖董如彬（网名“边民”，恶意编造谣言牟利）。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台。经过几个月的清理，网上爆料社会负面现象特别是批评政府的声音明显减少，帖文情感词力度下降，积极正面的声音日渐增多。

2.政府微博从信息发布走向与网民互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言传播的公式：R＝I ×A。R（rumour）指“谣传”；I（important）是“重要性”；A（ambiguous）是“含糊性”。一件事之所以引起谣言，是因为它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含糊性，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加上初期信息的不确定性，极易让谣言流窜。克服谣言的最佳途径就在于建立起权威的即时的信息公布渠道，即让“A”值为“0”，则R＝0。政务微博就是针对具有“重要性”的事务，消除“含糊性”的便捷工具。各级党政机构和公务人员开通的政务微博在2012年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根据公开资料，新浪微博上截至2012年9月底共有认证的党政机构和公职人员微博50947家，腾讯微博截至2012年7月20日认证的各领域党政机构及公务人员微博也已经超过48050家。政务微博已成为党政机构舆情应对能力提升的集中表现之一。“国务院公报”微博于2012年11月10日正式上线，及时发布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当天即收获了23万粉丝，成为迄今最高级别的政务微博。在深圳5·26交通事故发生后，“深圳交警”发出数条微博，还举行微访谈，就网友关注的事故的诸多疑点，一一在线解答，还会同有关部门召开4场新闻发布会，通报调查进展，较好地化解了民众的疑惑，抢回了主动权。在北京7·21暴雨中，市民遇险除了拨打110、120和122急救电话，就是纷纷＠“北京发布”（北京政府新闻办，粉丝196万个）、“平安北京”（北京市公安局，粉丝400万个）、“北京消防”（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粉丝187万个）等政务微博。在危难中，民众已经认可了政府微博的存在，借助微博展开了良性的官民互动。暴雨第二天，一些车主发现前一天夜晚滞留在街头的私家车被贴上罚款条，纷纷＠“北京王惠”（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粉丝162万个），王惠把情况汇报给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吉林当天表示，罚款条全部作废。面对网络质疑，北京市政府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布77名遇难者名单和身份信息。2012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2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从地域和行业分布看，机构微博的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从地域上看，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开通了数量不等的政务微博；从行业上看，除公安微博保持了强势增长外，各级新闻办、旅游局、共青团组织等系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名博”，特别是以“北京发布”“上海发布”“南京发布”“成都发布”等为代表的一批政府新闻办微博迅速崛起，不但拥有了百万级的众多“粉丝”，也探索出了一套政府通过自媒体实现信息发布、有序互动的新途径。政务微博除了宣讲政策和便民服务内容、营销政府亲民形象外，在突发事件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用官方微博积极发声已经成了很多党政机构的“规定动作”。2012年6月11日，武汉市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爆炸、污染等传闻甚嚣尘上，当地党政机构和相关企业经过核实后，迅速通过“湖北消防总队”“武汉市环保局”“武汉气象”“魅力青山”“幸福武钢”等机构微博发布最新消息，形成辟谣团队，迅速消除了社会恐慌。在国庆“黄金周”中，车主出行除了听交通台外，还可以刷微博看路况直播，各地公安微博和政府新闻办微博在节日里加班加点，异常忙碌。

3.官员微博展示公仆本色

政务微博的另一大类，是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加V认证身份的个人微博。根据新浪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9月底，新浪认证的公职人员微博达到17815个，上至省级高官，下至基层民警，越来越多的党政干部和公务人员把使用微博作为办公习惯，显示人民公仆贴近群众的本色，有利于改善官场颐指气使留下的负面“刻板印象”。2012年2月上海市民秦岭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反映癌症晚期的父亲住院无门，俞正声通过市政府新闻办微博“上海发布”，公开答复，促成秦父住进医院，度过了生命最后几个小时，传为政坛一段亲民佳话。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奇的腾讯已经突破了800万听众。除了官阶高之外，他的6000多条微博平易随和的风格也是引发网民追捧的重要原因。2012年3月，作为人大代表的他赴北京参加两会之前，专门通过自己的微博向社会征集建议或意见，网民响应者众。2012年国庆期间，面对陕西华山突发舆情，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彻夜不眠，通过自己的新浪微博直播游客疏散，并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为前方的游客疏散和后方的媒体报道搭起了信息沟通的桥梁。2012年10月30日，湖南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应网友之邀”，在个人微博公布了家庭财产，包括7间老屋、县城一套价值40万元的房产、女儿出嫁给出的22万元，引起热烈反响，再次激起公众对官员财产公示的期盼。

4.构建“网上统一战线”，开始与社会“自组织”力量合作

在互联网“大众麦克风时代”，政府逐渐开始习惯与一个对公共治理“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新意见阶层”共处，构建“网上统一战线”。2011年，依托于互联网，知名学者、记者等发起两场声势浩大的“微公益”活动，均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一是“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该活动的微博1月开通，到11月已累计发布各类信息近6000条。公安部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各级公安机关对网友发布的信息进行核实和处理，随后公安部启动全国范围内的打拐专项行动，实现了网友微博与警务微博、网络线索与线下出警的互动。二是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网络公益项目，该项目现已为百所小学两万名孩子提供了午餐。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按照每天3元的标准，提供营养膳食补助。网络意见领袖和社会自组织力量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成长，得到了政府的包容和回应。虽然有些时候，他们的声音与政府不尽一致，但总体上看，他们是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无论是眼前的“维稳”，还是长远的“公民社会”建设，政府需要与他们联手，一起来解决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

5.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成为“时尚”

网民留言板这一形态在2010年继续快速发展。曾在2009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得到各地党政机关的积极回应。据统计，截至2014年1月已经有44位省委书记、省长和超过170位地市级一把手对“留言板”中的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涉及全国28个省区市，促成各地大量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有力化解了社会矛盾。在这一经验的鼓舞下，人民网“部委领导留言板”“知名企业留言板”“代表委员留言板”“公安局长留言板”等板块相继开通。2010年9月“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也正式推出，在海内外媒体和网友中引发强烈反响。截至9月19日下午4点，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的留言超过39760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留言超过41802条。此外，地方“网络问政”平台也发展迅猛。广东的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在2009年7月升级改版，建成了地方第一个系统化的“网络问政平台”，“捎话汪书记”“有话问黄省长”等常设板块吸引了大批网民留言，网民给汪洋书记的留言超过了7万条。天津政务网和北方网共同创办的网络互动平台“政民零距离”栏目，推行“件件有回复、件件能落实”，让网民倍感亲切。被誉为“最务实也最有个性的官方网站”的成都市新都区“香城新都网”问政平台，以个性化回复，一改政府“刻板形象”，受到追捧。宁夏石嘴山市开设了“石嘴山人民议政网”，政府在网站上公开评议信访问题，公布信访事件的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市长的批件也清晰可见。为了规范留言办理程序，避免随意性，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也已经成为各地推进“网络问政”的一种“时尚”。截至2014年1月，全国已有山西、安徽、河南、广东、天津等15省区市以“文件”的形式，建立起回复办理包括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在内的网民留言的固定工作机制，明确了办理机构和流程。此外，吉林省委办公厅组建了网友留言督办处，云南、天津等信访部门组建了网络信访处，山西、河北等地还专门成立了社情民意办公室。广东珠海香洲区启动网络政民互动平台后，要求对网民发帖4小时内初步回应，5个工作日内正式回复，体现了政府运转的高效率。

6.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官员问责力度加大

应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2009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起快速应急机制，网络舆情应对提速。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当天连开三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设兵团“最牛团长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区曝光，10日兵团领导批示进行调查，兵团新闻办立即向天涯社区发去回应，12日相关人员被免职。贵州省思南县一起“引水工程”引发的官民对峙，就是因为网上一篇帖子悄然改变了发展轨迹：乡政府表示放弃该工程，重新寻找水源。发帖人说：“多种力量汇合，最终促成杨家坳乡政府顺应民意，悬崖勒马，避免了流血冲突事件。这件事能够出现转机，应主要归功于网络。”一个偏远地区乡政府能够如此重视网络舆论，与两年前“黑砖窑”事件中山西洪洞县政府对网络舆论沸腾一无所知形成鲜明对照，提示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2009年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违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员问责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问责的6种情形中，包括“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2009年在网上网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王帅案、邓玉娇案、石首骚乱、开胸验肺案、“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事件、重庆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发生后，当事官员先后被问责。另外，近年来大量贪腐问题经网络举报后得到查处，2009年政府拓宽了网络举报的通道，鼓励实名，允许匿名。中央纪委、监察部于10月28日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开通之初一度因访问过多而导致服务器无法承受。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12309”）等也相继开通。

7.从“维稳”到“促和”，网络舆情应对的新理念

以“瓮安事件”和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代表，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心态和处置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表面“维稳”转变为深层次“维和”。“瓮安事件”影响深远。最初，地方政府延续传统政治思维，将其定性为“黑恶势力”挑衅政府，警方通缉，媒体讨伐，既没有公开事件的详情，政府自身也没有反思。此后的几天里，网上言论对此提出尖锐质疑和批评：34％的人以讥讽的口吻谈论贵州省公安部门发布的死者的同学竟然半夜在桥上“做俯卧撑”的消息；31％的人要求“别把群众认定成黑社会”；22％的人质疑“当事人为什么没有出来说话”。7月初，贵州省委正式提出，“瓮安事件”的深层次因素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撤掉了负有责任的当地领导干部。此后云南省委处理“孟连事件”也借鉴了瓮安经验，明确提出不能随意给群众扣上“刁民”“恶势力”等帽子，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时严禁动辄把公安机关推到第一线，绝不允许用专政的手段对付人民群众。11月初重庆发生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地方政府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事件说成“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的哥”的怨气从何而来，诚恳回应当事人的合理要求。重庆的做法，在随后的三亚出租车罢运事件中被复制。两地交通管理部门均被问责。

二、近些年来中国网络舆情疏导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

尽管近些年来，随着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的网络舆情疏导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较多，再加上网络舆情疏导工作起步晚且无章可循，文化素质不高的网民数量庞大，在已经开展的网络舆情疏导工作中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公信力面临“塔西佗陷阱”的挑战

2012年6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洛阳山区考察，见到路边一片长势喜人的麦田，兴之所至，下车割麦。网站新闻跟帖中，几乎一边倒地讥讽卢书记“作秀”，怀疑卢书记割麦的姿势不正确。重庆悍匪周克华被击毙后，网友“陈子河”发帖，怀疑死者可能是湖南便衣警察。没想到，网上以讹传讹，竟然传为湖南警察陈子河在重庆被误杀。虽然重庆警方严正声明，周克华DNA和指纹都已经比对过，准确无误，但网上还是质疑声占了上风。2011年11月初，网友曝料，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监测站显示北京空气污染已达“危险”水平，但北京市环保局同期数据显示，北京的空气污染水平为“三级轻微污染”，双方数据的巨大反差引发各方争议。孰是孰非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姑且不论，但从网上舆论的倾向性看，美国使馆的数据得到了更多网民的认同。在温州钱云会非正常死亡案中，尽管目前完整的证据链支持这是一场集中了太多巧合的交通事故，但多数网民就是不相信。在目前官民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钱云会案”被网民“合理想象”和无限放大，成为草根民众维权无望和基层政权“黑恶化”的标本。这样的妖魔化印象不消除，对基层官民关系将起到恶劣的示范效应。此案也有一个亮点，就是温州地方政府包容一些知名网友组成“公民调查团”进村实地勘察。虽然网友对此案还留有诸多疑点，但无一人公开支持网上的基层干部涉黑谋杀假说。在突发事件中，网民渴求真相，“全民侦探”，与一些政府部门试图掩盖真相的拉锯战远没有结束。在一些地方，政府信息不公开依然是常态，公开是例外。近年来年轻干部晋升，即使被证明符合组织程序，也一再受到网民质疑。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微博上感慨，政府部门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即“一旦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修复和提振政府的公信力，是舆情应对的关键。

2.媒体人微博言论新闻化带来了伦理新问题

2012年8月，北京大学邹恒甫在个人微博称，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玩弄餐厅服务员，被转发了近3万次。这条新闻“5个W”严重残缺的爆料，被多家媒体作为新闻报道，却未能证实，邹恒甫事后也承认夸大“是我一贯风格”。毒胶囊事件中，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在加V认证的实名微博上率先爆料，转发调查记者短信，称：“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这条微博被转发近13万次，受到央视处罚。不少网友同情和支持赵普，但记者如何在网络“自媒体”发言，在新闻界引发严肃思考。在央视播出正式报道前，赵普无权以个人身份发布同事采访的新闻。对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这样涉及百姓健康的大事，32字的微博压根说不清楚，容易引发社会恐慌，确应审慎。路透社的《网络报道守则》告诫记者：工作账号和私人账号需分开。“转发/共享一个链接轻而易举，但如果你转发/共享的内容最后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者让人联想你偏向争议中的某一方，就会损害你个人和路透的声誉。”看来，微博的言论自律和他律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都已制定记者网络发言的守则。

3.社会矛盾对抗性在网上网下都有所增强

2011年，在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加剧，从县域到省城，一个小小的摩擦，如车辆剐蹭，甚至一则谣言，都可能导致街头瞬间的民众聚集。整个社会的容忍度和包容度下降。大连PX项目引发群体聚集和临沂“陈光诚事件”引发探访热潮，表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开始溢出互联网，成为现实社会的某种行为艺术，以“集体散步”“集体游行”等方式，向政府表达民众诉求。5月26日发生的抚州爆炸案，则标志着近年来的民众维权到了某个“拐点”，从被强拆的业主龚福珍自焚到农民工职业病患者“开胸验肺”，民众选择了玉石俱焚的暴力表达。这种对抗性的加剧，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也有体现。热点事件中，网络舆论的“标签化”情况越来越严重。比如在药家鑫杀人案审理过程中，由于其父曾是部队派驻军工企业的军代表，因而他被贴上“官二代”“军二代”的标签，网民唯恐药父干预司法，因而不分青红皂白对其进行咒骂，甚至扬言：“药家鑫与法律，药家鑫与中国，只能活一个！”在现阶段，总体来看，社会矛盾的激化还不具备社会全面对抗性质。对于网下的过激行动乃至暴力表达，必须依法管理；另外，政府不能罔顾网络上的汹汹民意，或麻木不仁或一味打压而不正面回应，基层政府需要表现出政治家的气度胸怀和远见卓识。

4.商业利益渗透互联网

一些网民抱怨网上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的“网评员”频繁发帖，“稀释”了网络民意。其实，网上高倍“稀释”甚至伪造民意的，主要是商业公关公司，他们的舆论运作技巧和推动力比“网评员”强大得多。在网络时代，负面效应的炒作极易流行，也就是“以丑为美”，大爆隐私，迎合民众猎奇心理，从而达到出名的目的。2006年前，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的网络红人的幕后推手采用的都是一种个人作坊式的经验模式，大多数商家并没有从中看到市场前景。最近几年，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从个体作坊式向公司化跃进。这个新近出现的“行业”既没有自律，也缺乏公共监管，表现出严重的“唯利益主义”现象，甚至为了营利不惜制造大量低俗、恶俗的事件或话题，打法律和道德的擦边球。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具备一定的隐秘性。它们在论坛中渗透自身的力量，通过收买热门论坛版主、管理员，让网络推手的帖子在众多帖文中脱颖而出，然后吸引传统媒体的报道。有些传统媒体在开设《网眼》一类栏目报道网络热点事件时，经常为网络推手甚至网络打手“背书”。传统媒体报道之后，网友进一步“确认”事件的真实性，于是扩大了事件的传播范围。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公司，有一批网络打手只是在无意识中自发形成一股力量，因为网上失实、煽动性的描述正好迎合了网民一触即发的极端情绪。例如农夫果园砒霜门事件、霸王洗发水致癌事件、章光101事件等，都被指出疑似竞争对手在幕后操控网络打手实施恶性攻击，对各企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给消费者和公众造成了恐惧感和心理混乱。网络打手这一群体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让企业道德底线下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商家如果忽视了网络打手这个群体，缺少必要的预警机制，很可能陷入飞来横祸似的商业危机之中。此外，为了消除在网络上的不良影响和负面形象，很多企业和官员面对负面信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删除”。因此，一些以网络删帖为营生的网络危机公关公司应运而生且大行其道。在广西韩峰“日记门”事件中，据检察机关调查，韩峰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香艳日记，曾向某商人索取现金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删帖竟能提供商业机会，揭示出网络论坛管理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5.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网络管理不足

遭遇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动、统一宣传口径，成为一些干部的思维定式。就像陕西绥德县某官员所言：“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在2009年，出现了一些人为制造“没有网络”的情形。在邓玉娇案中，其家乡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的电视和网络信号一度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无独有偶，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后，石首市区网吧断网，事发地一带还一度断电，但这都并未能阻止网上的舆论浪潮。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县重现“杞人忧天”。6月7日杞县一辐照厂发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况在网上流传、发酵，政府却一直失语，7月17日，随着“放射源将爆炸”谣言的出现，大批群众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杞县县城一度几成空城。在这起事件中，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公共事务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县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迁怒于网民，抓了5名在网上夸大事故危险性的“造谣者”和转帖者。近年来，一些党政部门经常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群体性事件有严格定义，指聚众实施未经法律允许或批准的行为，如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静坐、围堵交通、围攻党政机关等。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从字面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过网上组织串联，导致网下聚众行动、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几年的情况可知，因为互联网而产生网下聚众行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厦门部分市民反对PX化工项目而上街“散步”，互联网（BBS和QQ群）和无线网（手机短信）的确起到了信息沟通和鼓动作用。但在更多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采取了断网、屏蔽手机信号甚至中断电视转播的做法，事态的恶化跟互联网没有直接关系。而适度开放网络舆论，让公众的焦虑、不满得到宣泄，恰恰可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6.网民对社会道德滑坡痛心疾首

中国社会经过“文化大革命”颠倒黑白的政治动乱，以及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唯利是图的双重冲击，一些传统观念失去约束力和感召力，社会道德滑坡。2007年7月，南京的一位老太太将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称对方撞倒自己，要求其赔偿十几万元的损失。彭宇则称自己好心帮助老太太，送她去医院，并垫付医药费，却反被诬。彭宇称，2006年11月20日，他在公共汽车站扶起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并送其去医院检查。西祠胡同、天涯社区、凯迪网络等BBS每日有超过百个帖子讨论此案。网友几乎一边倒相信并支持彭宇，并感慨现在好人不好做。2007年9月6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判决书推测说：如果不是彭宇撞的徐老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彭宇和老太太素不相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彭宇所说是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当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老太太家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但彭宇在本案中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老太太家人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他借钱给老太太的可能性不大”。法院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判决一出，舆论大哗。互联网上更是掀起了一场以后遇到老人摔倒是否该上前救助的激烈辩论，时至今日，硝烟未散。最让网民情绪激动的，并不在于彭宇和徐老太孰是孰非，而是在于法官“从常理分析”的伦理判断。“博客中国”上时寒冰撰文，尖锐批评“史上最弱智判决将把人性引向恶”，“它告诫人们，见人危难千万不要相救，否则将引火烧身”。凯迪社区网友谢洪军也对一审法官提出质疑：见死不救才是人之常情？他希望法官“在判断一个具体的案件时，不能只有小人之心，更要有君子之腹，不能一味迎合世道崩坏人心险恶，还应该保护恶浊中出现的真善美”。谢洪军同时认为：“网上一边倒地支持彭宇，就是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抗议和不满，这种集体情绪的发泄，表明人的良心并不必然和环境一同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