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假说”及其推想

人类最早的文明时代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主要标志是城市（人群聚集）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若干个具有明显相同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区，在集约化农业的基础上，合并而成中央集权的王国；这种情形在全世界6个不同地区至少发生过6次。分别是：公元前3500年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400年后在埃及，公元前2500年后在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800年后在中国黄河流域，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中美洲，以及公元前300年后在南美洲。这6处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基本上是独立进行的，而不是哪一个文明中心扩散的结果，因此它们都被认为是原始文明。

文明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各自独立产生，而且是于公元前4000年后在上述这些地区重复产生？学术界有着多种猜测。许多学者都强调水文地理和生态因素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依赖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集约化农业乃是形成大型的、高度集权化的官僚国家的关键性因素。一个基本事实是： 四大文明古国等早期文明社会都产生在水文环境恶劣的地区——也就是说，那里要么缺水，要么水太多，要成功地实施集约农业，必须要有水利工程。这就是解释早期文明起源的著名的“水利假说”。按照这种理论，早期文明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位产生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1]

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支持“水利假说”。他们写道：在亚热带火一样太阳的照耀下，灌溉农业不寻常的高产的确能够供养大量人口。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流提供了灌溉用水，尤其在它们受到人们控制的时候，总能使周围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农田。农业灌溉和防洪都需要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地区协力才能进行建造和得到维护，而且还需要因时因地分配水资源。沼泽地需要排水，大坝，泄洪道、主渠、水闸、支渠、梯田、水塘和拦水堤需要建造，沟渠还要经常疏浚以防堵塞。因用水发生争执，则需要权威来协调解决。过剩的农产品需要储藏起来，派人看护，重新进行分配。地理因素和灌溉农业技术共同作用，促成了专制国家的建立。^[2]

按照这样的思路，“水利假说”这种“环境决定论”就提供了如下解释性推想：文明产生在史前期的河谷和冲积平原，那是一些受到环境限制的农业区；其他地方，集约化的农耕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不切实际。^[3]这些受到限制的定居地，如尼罗河流域，迅速增加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口很快就达到被沙漠、洪水和大海所制约的极限，迫使人们不得不加紧食物生产。接二连三的战争也由单纯袭击变成征服和统治，因为当一处栖息地已经被人挤满时，失败者再也无法复兴，重新形成一个农业群体。在先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战败的部落通常是流浪到他处去谋生，而在为环境所限的地区，如尼罗河流域，战败的以农耕为生的人再也无其他地方可去。胜利者不仅抢占了土地和不多的灌溉工程，还将被征服的战败者置于其统治之下，留下他们的性命作为奴隶和农民，充当维持集约化农耕系统的劳力。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历史的大潮总是推动着合并与集权，再无逆转的可能。新石器时代的公有社会此时迅速分化出阶层，最终会出现一位君主，代表着地区强权对其治下的一个农业下层阶级发号施令。一个地区只要具备了这样的生态和人口条件，文明和国家或早或迟总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