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各城邦的文化是多样的，但在政治上都选择了民主政治。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推举梭伦为执政官。梭伦实行了政治改革和经济调整，包括建立400人会议、组织最高法庭、解除债务和债务奴役。公元前508年，雅典实行克利斯提尼改革。按10个地区各选50人组成500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选代表，代表以抽签的方式选出。500人会议除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外，还拥有最高行政权。公元前461年—前429年，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高潮，史称伯里克利时期，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构。建立了陪审团制度，陪审员从全国公民中用抽签的办法产生，陪审团作出的决定是最后裁决。
希腊人以其有关法律和正义的政治争论的水平而闻名，其关于王国、贵族制度、民主、暴政等的分析也广为人知。理性地争论政治体制与探究自然界的结构，两者之间只相差一小步，反之亦然。这些政治争论实际上有可能就为讨论希腊科学的起源提供了方向。
希腊人热爱自由，有极富活力的民主体制；希腊人热爱真理，有异乎寻常的求知热忱。希腊人开启了西方哲学也开启了近现代科学。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一是惊异，二是闲暇，三是自由。而提供希腊人以闲暇的是希腊奴隶制，提供希腊人以自由的是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各邦独立自主，相互竞争，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这就使整个希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希腊奴隶制和城邦民主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优裕的生活及闲暇，这无疑更有利于科学和哲学的繁荣与发展。由于手工作业都由奴隶完成，希腊哲学家一般来说不重视亲自动手观察自然现象、亲手制造仪器工具。他们发展了高度发达的思维技巧，提出了极富天才的自然哲学理论，但在实验科学方面严重不足。这也是希腊科学的一大特点。
在人类历史上，是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许多古老的民族，或者只有神话或宗教式的自然观，或者缺乏对自然界的系统看法， 自然界常常被认为是混乱、神秘、变化无常的，人在自然面前完全只有听从命运的摆布。希腊人则不同，他们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他们还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早期希腊人的自然观也是神话自然观， 自然物被赋予神话色彩， 自然现象被神话化为神的行为。但古希腊的神话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与人类相似但不是人，即人神同构。神像人一样有个性，有情欲，爱争斗，但同人有严格的界限。在中国神话中，人神之别非常模糊，许多人中之杰象神农、伏義、后羿就是神，即人神同一。同构与同一有着根本的差别，中西哲学传统之差别即已在此表露出来。同构意味着，首先这是两个东西，其次才是两个东西相似；区别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希腊神话的第二个突出特征是它完备的诸神谱系，任何一个神都有其来龙去脉，在神谱中的地位非常明白清楚。这种完备的诸神谱系，实际上是逻辑系统的原始形式。如果把诸神进一步作为自然事物的象征，那么，神谱的系统性可以看作对自然之逻辑构造的原始象征。在这种神谱中，弘扬了秩序的规则的概念，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来源之一。希腊神话这两大特征，人神相异同构和完备的诸神谱系，表现出希腊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即思想的对象性和逻辑性，这正是自然科学赖以产生的基本前提。
在希腊人看来， 自然界不仅是有别于人的东西，也不仅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其规律和秩序可以为人把握，因为它是数学的。对数学的重视，是希腊人最为天才的举动，也是他们留给近代科学最宝贵的财富。希腊人相信心灵是掌握自然规律最可靠的保证，因而极大地发展了逻辑演绎方法和逻辑思维。在一些特殊的科学领域里，希腊人成功地将它们数学化，并得出高度量化的结论，这些领域包括天文学、静力学、地理学和光学。它们不仅在古代世界达到了该领域最高的水平，而且对近代科学的诞生起了一种示范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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