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与科学的复苏

（一） 中世纪早期教会的黑暗统治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以后，起初是流传于犹太人下层中的一种秘密教派，并于公元1世纪传入罗马。它本来是受压迫而濒临绝望的奴隶和下层平民们，为了寄托自己的希望所幻想出的群众性宗教。它原本的教义主张人人平等、鄙视富人和权贵、反对罗马统治，还带有互助博爱的淳朴风气。这个宗教以它平民化的格调逐渐深入人心，并随之传入上流社会。

由于早期的基督教包含着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内容，又因为罗马的国教原为罗马教，因此，当时的罗马皇帝对基督教是压制、迫害的。公元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曾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将宫中的基督教官员处死，教会财产被没收。但是，镇压没有达到目的，基督教反而更加壮大。后来，罗马的统治者改变了策略，采用怀柔政策使其合法化，利用它作为劝诱群众顺从、驯服的工具。

公元312年，罗马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正式宣布皈依基督教。公元325年，召开了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全体主教会议，制定了《尼西亚信条》，并由皇帝颁定，所有基督徒都必须遵守。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修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并禁止异教传播。392年，狄奥多修下令拆毁希腊神庙，当时希腊学术著作最大的收藏所、位于亚历山大城的塞拉皮斯神庙，被德奥菲罗斯主教为首的基督徒纵火焚烧，大约有30多万件希腊文手稿被毁。一些未被烧毁的希腊古籍，也被刷掉或刮掉字迹，重新改写上《圣经》。公元415年，亚历山大城的最后一名著名数学家希帕蒂娅被西里耳教长指使的狂热教徒捉住，当作异教徒被当场撕得粉碎。

公元476年， 日耳曼人灭西罗马。入侵罗马的日耳曼部落刚刚脱离氏族社会，游牧和农业是他们的主要的生活方式。胜利后的蛮族将土地分封给了它的军事将领，使他们成为大地主阶级。欧洲奴隶社会就这样结束了，封建制度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取得胜利的日耳曼部落在文化上远落后于罗马帝国，这种胜利主要是依靠武力征服而取得的。但是武力统治是不能持久的，必须与思想统治相结合。 日耳曼各部落本来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或图腾崇拜，但是由于过于原始或者过于褊狭，难以在大范围传播或推广；而基督教由于它适应着各种人群的心理需要或精神需要，特别是它所主张的柔顺、忍耐、禁欲、 自我舍弃、相信命运、寄希望于天国等，很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496年， 日耳曼部队中最强大的一个酋长克洛维（481年—511年）率亲兵受洗、皈依基督教，得到教会支持，扩大和巩固了统治，成为法兰克人的第一个国王，建墨洛温王朝。与此同时，基督教力量不断扩大，到5世纪已有教皇，并形成罗马教廷。751年，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丕平在罗马教会支持下篡位，被奉为“神命的君主”，建立加洛林王朝。丕平为酬谢教皇的支持，就先后两次率军直攻意大利，把意大利半岛拉纳至罗马的大片土地赠予教皇，从此，教皇拥有自己的领土，所谓“教皇国”即由此发端。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丕平之子查理加冕，称为“罗马人的皇帝”，开创了后来教皇声称对各国国王拥有批准与罢免权的一个先例，正式形成封建神权与君权相互依存关系。当然，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与争夺。

查理大帝（768年—814年）积极推行封建神权统治，在征服其他民族或部落、王国时，充分利用基督教，强迫被征服民族或国家的臣民信奉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延伸到整个欧洲。

在查理曼帝国分裂（843年）为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三国过程中，教皇乘机摆脱世俗君主的控制，要求取消主教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手续，并取消皇帝对于修道院长的委任权。

至10世纪，基督教在各封建王国的争夺中，成为欧洲各国主要信奉之宗教。11世纪，教皇与各封建王君争夺权势斗争日益尖锐。在这个过程中，教皇常常处于有利地位，这是由于当时俗界的统治是分裂的，而教界的统治却以罗马为中心形成了超越国界的统一。由于这一原因，欧洲各封建王国为了在争夺中利用基督教的力量，纷纷把大量土地赠给教会，教会自身也采取各种手段取得土地。结果，在许多国家，教会所占土地达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随着教会经济力量之壮大，教会的组织机构也严密了起来。在各地设大主教区，大主教下管辖若干主教区，下面再设牧区，所有这一切都由教皇统管。除此之外，还制造舆论，宣称基督是世界之主，教皇是基督的代表，因此神权与政权理应属于教皇。到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年—1216年）时期，基督教会达到全盛时期，先在意大利境内树立霸权地位，然后迫使英国、瑞典、丹麦、葡萄牙、波兰、匈牙利等国君主都对教皇称臣，使罗马教皇权力达到顶峰。^[2]

罗马教会在欧洲的统治，首先是思想统治。教会掌握了教育大权，大部分学校都由教会主管，进行基督教神学教育，着力培养神职人员。神学被推崇到极高地位，哲学（包括科学）必须服从神学。为了加强基督教的思想统治，在欧洲各地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凡不符合基督教正统解释的各种观点都被斥之为异端，进行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牢狱或活活被烧死。“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种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3]

（二）禁锢在神学中的自然科学——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

基督教会将《圣经》看作是全部知识的来源，神父的教导是圣经的补充解释和发挥。他们从根本上否定研究自然和学习科学的必要性，奉行“圣人”奥古斯丁的教训：从《圣经》以外获得的任何知识，如果它是有害的，理应加以排斥；如果它是有益的，那它是会包含在圣经里的。然而，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最高经典——《圣经》，实际上是许多古代作家在不同时期所写的作品和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汇集而成。这样一部《圣经》虽通俗易懂，且颇有情趣，但有很多漏洞、破绽、荒谬、前后矛盾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早期的科学已经凋零，得以残存下来的，也只能充当神学的奴仆。例如，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之所以被推崇，就是因为教会发现可以利用它来为上帝创造了人并将其置于宇宙中心的宗教做论证。这样，托勒密的学说也就由原来不合法的学说变成了教会的御用“科学”，披上了不容置疑的神学外衣。盖仑学说中的“灵气”说也成为神学的理论根据。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关于天体分高低、贵贱等级的思想也被认为与教义一致而受到欢迎。因此，教会信条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一切科学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而真正的科学已不复存在。

（三）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作为中世纪欧洲的统治思想的基督教神学，其自身有一个演变过程，即由早期基督教神学到教父哲学再到经院哲学的系统化、理论化过程。

教父哲学是在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生于2—5世纪。“教父”是指那些将基督教信条教义化、系统化、理论化并作解释的权威人士，其神学理论即教父哲学。

教父哲学的早期代表德尔图良（约160年—222年）有一句名言：“此事可信，因为它是荒谬可笑的；此事可靠，因为它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它，正因为它是荒谬的。”典型地反映了德尔图良的信仰主义与蒙昧主义思想。教父哲学的最高权威奥古斯丁（354年—430年）主张绝对信仰，他说：“如果要明白，就应该相信；因为除非你们相信，你们就不能明白。”教父哲学提出了一套理性应当服从信仰、哲学应当服务于神学，只有在基督教教义中才能达到神秘的自我意识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就是上帝，一切与上帝无关的知识都是不需要的；一切事件和现象只有一个原因——上帝。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

11世纪后，西欧手工业、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形成与繁荣，一批大学出现，而历时200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使西欧人重新发现古希腊的灿烂文化并形成翻译与学习古希腊学术著作的高潮。从此以后，基督教神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本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是按奥古斯丁的观点来解释基督教信仰：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万物，物质世界是依附上帝的；上帝赋予人以灵魂，人们的知识，全靠上帝在人的灵魂中的光照或启示。但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例如《物理学》《形而上学》等）把物质世界作为研究对象，上帝只是物质运动的初因，而且不承认灵魂不朽。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给沉寂的经院哲学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激烈的斗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终被教会所接受（1231年）。

支持与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激烈斗争，培育、造就了后来被基督教教会推崇为“圣徒”“天使博士”的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4年—1274年）。托马斯认为信仰与理性（判断、推理）得到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说：“人的理性通过受造物上升到认识上帝，而信仰则相反，使我们通过上帝的启示去认识上帝。前者是上升法，后者是下降法，但二者是同一的。无论是超越理性而获得信仰，或者通过理性获得对上帝的认识，殊途同归。”^[4]正是由于“启示真理（信仰）”与“自然真理（理性）”的一致性，所以托马斯主张用理性来论证信仰。

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论证以获得认识上帝的知识：^[5]

第一，从运动这个事实，推出一个“第一推动者”。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别的事物的推动下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寻根溯源，必然存在一种不需要外力来推动、却能推动外在事物的第一推动力，那就是上帝。“例如手杖动只是因为我们的手推动。所以，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

第二，依据因果性原则，从结果推出一个“第一因”。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存在的事物，但它们之所以这样存在，都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的结果。所有原因又有其存在的原因，最初那个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上帝。“如果去掉原因，也就会去掉结果。因此，在动力因中，如果没有第一个动力因（如果将动力因作无限制的推溯，就会成为这样的情况），那就会没有中间的原因，也不会有最后的结果。这是显然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乃是必然的。这个最初动力因，大家都称为上帝。”

第三，从可能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在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所以它们又存在，又不存在。如果一切事物都会不存在，那么迟早越都会失去其存在。但是，如果这是真实的，世界就始终不该有事物存在了。因为事物若不凭借某种存在的东西，就不会产生。所以，如果为了说明世界是存在的，必然设想有些事物是作为必然的事物而存在的。“一切存在事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些事物还必须作为必然的事物而存在。不过，每一必然的事物，其必然性有的是由于其他事物所引起，有的则不是。要把由其他事物引起必然性的事物推展到无限，这是不可能的。正如上述动力因的情形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某一东西，一切人都说它是上帝。”

第四，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的存在。一切事物，它们的良好、真实、尊贵等，有的具有得较多，有的具有较少。其多少的标准，是指不同的事物，按它以不同的方式和最高点近似的程度来决定。所以，世界上一定有一种最真实的东西，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一种最高贵的东西，由此可以推论，一定有一种最完全的存在。“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

第五，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的人，甚至生物，它们的活动都朝向某一目标，并常常遵循同一途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但是，一个无知者如果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像箭受射者指挥一样，那他也不能移动到目的地。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它指向着他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托马斯·阿奎那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一共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等。他的这种神学，使科学与宗教在中世纪后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基督教神学鼓励学者用科学（理性）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这当然给科学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规定科学（理性）必须服从神学，凡是与《圣经》或教会推崇的学说（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托勒密的地心说、盖仑的医学等）相悖的观点都被斥为异端邪说，这当然对科学研究设置了种种障碍。

托马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学说和目的论思想构造了一个等级制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下层为质料，上层为形式；下层为手段，上层为目的。这个等级制的次序是：最高的目的是上帝，以下是天使、圣徒、人、生物（动物、植物）、非生物。与这种等级制的世界体系相对应的宇宙结构是这样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处于地球上；环绕地球运转的是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等七个球层。宇宙的边界是由不动的恒星构成的第八球层，在这里居住着正直的、神圣的灵魂；作为第一推动者的上帝，则处于第八球层之外。

托马斯从这种世界的等级体系来说明科学与神学之关系。科学是依赖质料的，如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东西，它们远离形式；神学的对象则主要是离开物质、永远不在质料之中的东西，如上帝和天使。因此，神学比科学高级，科学应服从神学。

（四） 欧洲中世纪后期科学的复苏

从11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十字军东征。西欧的封建贵族、商人和教会三股势力合到一起，有组织地向东方发动了8次战争，以夺回被异教徒占据的圣城耶路撒冷。由于参加远征的士兵在左肩披着红十字，故称“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使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从阿拉伯转移到地中海，特别是意大利的一些新兴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等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地中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十字军从东方带回了阿拉伯人先进的科学、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希腊人的自然哲学文献。12世纪，欧洲掀起了翻译阿拉伯文献的热潮，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著作、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科学著作，开始为欧洲人所熟悉。大翻译运动导致了欧洲学术的第一次复兴。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产生了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11世纪之前，欧洲的教育机构主要是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的主要职能是为教会选送神父和教士。12世纪，各类大学在西欧各国纷纷建立。最早期的大学与今日大学含义不太一样，它实际上是当时诸行业协会中的一种，即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行会。这些行会自主管理，课程自行设置，与教会学校比起来，更代表着一种自由和开放的近代精神。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是1150年创立的波仑亚大学。它起初就是一个以讲授罗马法而著名的讲学中心，后来由学生和教师组织成一个大学（行会）。随后欧洲不少地区相继建立了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大学（1168年）和剑桥大学（1209年）、法国的巴黎大学（1160年）等。

这些先后成立的大学，不仅有学生组织的所谓公立大学（如帕多瓦大学），也有教会开办的教会大学（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国王创办的国立大学（如那不勒斯大学），大学逐渐成了欧洲学术活动的中心。

至14世纪末，欧洲已有65所大学。虽然在这些学校里神学仍是必须的讲授内容，但更多的是讲授文学、法学和医学等学科，并开始授予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初步形成了一套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