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政治对科学的束缚

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除了中国科学本身缺陷外，还有社会的因素，而且社会的因素更是根本。

（一） 中国封建主义的教育和选拔人才的体制排斥科学技术

中国封建主义的教育体制和科举制度大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排斥了科学技术的内容。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笼络和控制知识子作为国家的要务，所使用的主要法宝要算儒学。儒学的中心内容是崇尚仁义礼乐和中庸之道，提倡封建的道德伦理纲常，反对各种革新和革命的精神。这样的学说当然是封建统阶级所乐于利用的。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 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经典受到特别推崇，儒经亦被各级官私学校作为主要学习的教科书。唐太宗为了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又开科举来网罗人才，还特置“明经”一科，给通儒经者提供了利禄的阶梯。到了明代，更明确规定“非科第者毋得与官”。而且考试又以“八股文”为标准款式，题目和内容都依据《四书》及朱熹的《四书集注》里的话，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这种死板呆滞的文体使那些读书人的思想完全僵化了。对于这种情况，明初时人宋濂（1310年—1381年） 曾作了确切评论“自贡举法行，学者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视，舌木强不能对。”（《銮坡后集》卷七）这实在是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个悲剧。而欧洲的教育，相对来说，要比中国活泼一些。在中世纪的某些大学中，虽然主要讲授宗教神学，但在某些场合下也讲授一些被列为宗教教义的自然科学，如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力学和盖伦的解剖学等。尽管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有不少谬误，但课目的设置多少总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接触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机会，这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无疑是有积极的作用。伽利略等人对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结论的否定，维萨里、哈维等人对盖伦有关人体结构理论的否定，都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排斥了科学技术的内容，使知识界对科学技术不屑闻问；科技人才培养不出来，中国社会中便缺乏科技知识分子的队伍。而广大从事实际生产和技术工作的工匠又几乎都是文盲，他们的实践知识不能得到纪录、传播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技术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二）封建社会禁锢或鄙弃科学技术

中国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以愚民的教育政策和科举制度排斥科学技术内容，另一方面又对重要的科学项目实行垄断。如天文历法，历代都被国家天文台所垄断，禁止民间习历。到了明代初年，历禁尤严。明人沈德符（1578年—1642年）写道：“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野获编》卷二十）。禁令如此严酷，民间天文学当然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历代封建帝王只知道治人，不重视向大自然开战， 日日殚思竭虑于施行“面南之术”，而看不到科学技术的历史价值。就拿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来说，他可算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对人民的生活、生产颇为重视，所制定的若干政策法令也有利于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可是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却显得毫无眼光。《明史》载：“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明史》，天文志）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朱元璋既以元朝留下来的一个能够自动敲击钲鼓的水晶计时器为无益而碎之，说明他是把它看成与生产、生活等毫无关系的“玩物”。

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常常要担风险。孙中山先生就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民以惧死刑，不敢从事”^[48]。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一直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奇技淫巧”的东西，儒家经典《礼记》上甚至提出凡是以“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的主张。他们热衷于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一套，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极端蔑视和鄙弃科学技术。孔子本人就十分鄙视并厌恶科学技术，他不但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且还骂想要学习农业的学生为“小人”。《论语》中说：樊迟请学稼。子曰： “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迟出。子曰： “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要学会一套“治人之术’就可以了，哪还用得着去种庄稼。

老子学派的创始人也主张“绝巧弃利”，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个东西对于社会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他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应当“常使人无知无欲”，因而他鼓吹“无为而治”（《老子》第三章、第五七章）。

与中国社会鄙薄歧视科学技术的情况相反，欧洲的社会风尚则较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十四五世纪欧洲社会上就已开始形成某种研究学术的风气，十六七世纪以后，科学研究更蔚然成风。这是欧洲科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当时科学研究还是被局限在教义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科学真理也总在逐步地被发现。即使有时科学真理因突破教会禁区而遭到限制或扼杀，但总无可避免地要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如哥白尼学说、伽利略学说的情况就是这样。这说明科学真理在欧洲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宋应星的巨著《天工开物》，在中国就受到冷落。因此他在为之耗费了毕生精力的著作的开头，愤慨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宋应星：《天工开物》序）这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生产技术巨著，尽管受到外国欢迎，先后被用日、法、英等几种文字翻译出版，而它在自己的祖国却失传了3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才又从国外返传回来。

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极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可以说中国封建制度是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因素。诚然，欧洲近代科学也是孕育于封建社会中，而且教会势力对于科学禁锢的手段远比中国残酷，但是，科学技术在欧洲社会中有较广泛厚实的基础。教会用火刑来禁近代科学的产生，但在客观效果上来说，是“禁而不禁”。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作用，使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广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科学、学习科学，社会上处处鄙视科学技术，“艺成而下”的观点十分流行，在这种情况下，纵使统治阶级不去禁止科学技术，但在客观效果上则已“不禁而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