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成立后不久就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国的传媒体制乃至意识形态控制体系都是模仿苏联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且夺取政权后都是各自国家唯一的执政党。正如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样，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运作中占有崇高地位，《人民日报》社论可以说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

一、《人民日报》的政治地位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先后创办过3个同名的《人民日报》，分别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最后一个，即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1．中共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并非原创，它的前身是中共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而中共华北局的机关报是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晋察冀中央局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合并而成，其中《晋察冀日报》的前身则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报》。这几家报纸之间传承沿革关系请见图2－6。

图2－6《人民日报》的历史沿革

为叙述方便，不妨按照时间顺序，从《抗敌报》说起。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办，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社长，黄敬、邓拓任副社长，袁同兴任总编辑。1938年4月，《抗敌报》升格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将《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成为晋察冀中央局的机关报，由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报纸由隔日刊改为日刊，4开4版，集毛泽东书法字体拼成报头。

1947年11月，随着获鹿县和石家庄市的相继解放，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年2月1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议，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局。中共中央批准了刘少奇的建议，并任命他兼任新成立的华北局第一书记，原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人薄一波任华北局第二书记，负责日常工作。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正式合并。华北局成立后，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合并，当然包括合并两个解放区中央局的机关报。1948年5月20日，新成立的华北局召开会议，确定将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确定张磐石担任新合并成立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6月15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创刊。

新创办的《人民日报》，既是中共华北局的机关报，又承担了相当多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能。因为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已于1946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时停刊，一直没有恢复。1948年4月13日，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撤出陕北，转移到晋察冀阜平县城南庄后，因为没有中央机关报，需要向全国公布的重要文告就只能交给当地的《晋察冀日报》发表。《晋察冀日报》并入华北局《人民日报》后，中共中央通过华北局《人民日报》发布重大消息、表达政治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据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的回忆，华北局《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庄创刊不久，胡乔木亲自打电话给他，让他去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一趟。安岗到达后，胡乔木对他说:“今天要你来，是要你认识一下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今后你就要和他们多打交道了，所以要熟悉他们。”胡乔木还强调，现在办的《人民日报》，等进城以后，就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安岗当时主持《人民日报》日常编务，他还回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各个版已付印，我就休息了。……刚睡下，电话就响起来了，是乔木同志打来的。乔木同志让我拿笔和纸，说他要给我传一条消息，并且说这条消息明天见报。我说报纸已付印，很快就印出来了。他说你把它先停下来，将这条消息换上去。……乔木同志说，这条新闻是毛主席写的……”^[3]可见当时中共中央确实将华北局《人民日报》作为机关报使用，而且已经有将《人民日报》升级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打算。

1949年初，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4月下旬，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江南甫定。中共在军事上摧枯拉朽般的胜利，加速了举行新政协会议、筹备成立新中国的议事日程。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仍然借助华北局《人民日报》行使中共中央机关报职能显然是不合适的。中共中央遂决定，于8月1日将华北局《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开始认为准备时间太短，过于仓促，但新政协的召开迫在眉睫，非此不可了。为此，中共华北局和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交接工作。7月11日，中共华北局报告中共中央，明确人民日报社、华北新华书店、通讯社(新华社总分社)均交中宣部接收。中共中央于7月17日复电华北局，表示接收上述单位。1949年8月1日，华北局《人民日报》按期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但当天的报纸仍然沿用以前的期号，为407号。升格后的《人民日报》，由当时毛泽东的秘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任社长，张磐石任副社长，因成立华北局《人民日报》而离开的原《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调回人民日报社，任总编辑。华北局于1949年8月8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人民日报已于7月31日正式结束。所有该社之人员、资财、经费领取与开支等均已清理完毕，正在向中央有关部门分别交接中。新华社北平总分社亦已随人民日报归中央领导。”华北局报告中的“人民日报”当然是指前华北局《人民日报》。至此，《人民日报》完成了从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到党中央机关报的转变，完全进入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角色，确立了其政治地位。

2．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重视《人民日报》

毛泽东对党报非常重视。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各个时期，毛泽东对党报工作都有很多专门的论述与指示，他还亲自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党报撰写新闻和评论。1942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缺稿，毛泽东亲自为该报拟定了征稿办法，解决了第四版的稿荒问题^[4]。延安《解放日报》停刊期间，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尤为重视。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还两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6年4月，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二书记的薄一波趁去延安汇报工作的机会，请毛泽东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欣然同意，立即写了五幅，选择了一幅让薄带回。1948年5月，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两大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也合并成为新成立的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毛泽东再次为华北局《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头。1949年8月，已迁入北平的华北局《人民日报》升级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沿用下来，一直到现在^[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多有指示，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甚至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

刘少奇一生对新闻工作的集中论述主要有三次，其中两次是对《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讲的。比较著名的一次是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个华北记者团主要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组成。刘少奇在这次谈话中集中论述了他的党报思想，内容涉及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党报的性质和作用、记者的修养等诸多方面。另一次在1961年4、5月间，刘少奇在湖南调查，跟《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有几次谈话。刘少奇针对“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发的假新闻、提出的错误口号，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刘少奇在建国后身居领导岗位时，对《人民日报》高度重视。人民日报社现存1950—1966年间刘少奇为《人民日报》亲笔修改的98篇稿件，这些稿件中，有的刘少奇加了大段论述，有的修改了标题，有的修改语法错误或用词不当之处，有的甚至还写明了为什么这样修改的理由……可见刘少奇在审阅这些稿件时态度之严谨、心思之细密。

邓小平对《人民日报》也非常重视，据统计，他先后对发表于《人民日报》的106篇社论或文章进行过批阅修改。邓小平还先后4次为《人民日报》题词。第一次是在现《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创刊时，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委的邓小平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一周年时，邓小平第二次题词:“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全力击败蒋介石，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祝贺人民日报一周年。”1985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之际，邓小平题词“向海外朋友问好!”这是第三次。第四次是198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办40周年，邓小平题写了“人民日报四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人民日报》，或题词、或改稿、或直接为报纸撰文，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与第一、第二代领导人一样，对《人民日报》十分重视，但采取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视察人民日报社，发表对新闻工作的指示。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并发表讲话强调舆论引导。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舆论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宣传思想工作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人民，用最好的东西去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6]。

2008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祝贺《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并发表讲话。胡锦涛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5点要求: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7]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③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④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⑤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②。在人民日报社视察中，胡锦涛还专门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视频直播跟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

二、《人民日报》社论的起点和发展

社论是一种常见的报刊论说文体。关于“社论”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对“社论”一词的解释是:“报社或杂志社在自己的报纸或刊物上，以本社名义发表的评论当前重大问题的文章。”^[8]《辞海》“社论”词条:“亦称‘社评’、‘社说’。报刊上代表编辑部意见的指导性言论。及时评述当前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或问题，表明报纸的立场与主张。政党机关报的社论一般代表同级党组织的观点，提出党的政策，是影响社会舆论的有力方式。”^[9]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对社论的定义是:“社论代表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政党、社会政治集团或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评论形式。政党机关报的社论一般代表同级党组织的意见。”^[10]比较以上三个对社论的权威定义，不难看出社论具有3方面的独特属性:①社论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代表新闻媒体或其背后的政党、社会群体的立场、观点和主张;②社论评论的对象是重大事件或重大问题;③社论的目的是引导舆论，是新闻媒体、政党、社会群体等直接发言的喉舌。

1．社论文体溯源

近代报刊在中国出现后，第一批新闻从业人员大多是屡试不第的没落文人，他们所擅长的是八股文和桐城派散文。八股文曾是他们科举的晋身之阶，在报刊上没有用武之地，而桐城派散文笔法成为当时报刊言论的主流。这些报刊言论往往议古论今、内容空洞，文字矫揉，而且不论政，不触及现实敏感问题，脱离现实，死气沉沉。19世纪80年代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报纸上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内容的报道越来越多，报刊言论开始联系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由“不论政”向政论方向发展。报刊言论开始提出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等要求，但大都正面说理，大而化之，很少严厉抨击时弊。在这个时期，王韬和郑观应的政论异军突起。王韬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逐日在报上发表社论，鼓吹变法改革。王韬的政论以敢言著称，观点比较系统，主张比较激进。郑观应是王韬好友，他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大多在《循环日报》发表。王韬和郑观应的政论文章的一个核心主题是鼓吹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在言论写作方面，王韬和郑观应是最早突破八股文和桐城派散文束缚的第一批报刊政论家的代表。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各种政治力量纷纷通过报刊言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报刊言论一时成为政治宣传的主要工具。当时的报刊也特别倚重言论，报刊的声誉主要依靠言论来建立，言论好坏甚至还关系报刊的存亡。这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表于《时务报》《湘学报》《国闻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的政论文章独树一帜，被称为“报章体”。报章体政论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以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义》开始。报章体政论彻底摆脱了桐城派“代圣人立言”、“托古论今”的老框框，敢于直面现实、针砭时弊，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报章体政论还克服了桐城派散文僵化呆板、矫揉造作的毛病，文章写法不拘一格，语言通俗易懂、浅显流畅。报章体政论的出现，标志着报刊政论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报刊文体。报章体政论风靡一时，影响很大，以后的很多报刊政论家，如张季鸾、邹韬奋、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曾经对之推崇备至。

严格意义上讲，报章体政论还仅仅是政论，不是新闻评论，因为报章体政论一般都论述一些社会普遍现象，重在说理，很少联系当时社会实际。“时评”则可以补政论之不足，“时评”往往以当天报上的一则新闻为话题发表评论，开门见山，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可以说是真正的新闻评论。“时评”并非由《时报》起，但狄楚青主持的《时报》坚持将“时评”作为经常的、主要的评论文体使用，成为《时报》的一大特色。“时评”虽然能紧扣现实，但毕竟三言两语，信息容量有限，真正把“时评”发展为社论的是于右任创办的“竖三民”。“竖三民”社论大都是通过评论当天或隔天的重大新闻事件，来表达革命派的政治观点，而且篇幅容量比“时评”大，善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以揭露其本质，具有一定的深度。

社论文体从“竖三民”后开始走向成熟，到《大公报》可谓发扬光大。从1926年新记《大公报》创刊到建国后结束的20多年间，凡遇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大公报》可以说从不回避，都要发表社论(当时称为“社评”)表达自己鲜明的立场和看法。《大公报》社论本着“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坚持文人论政，立论中肯，文风朴实，还力求新意，发人之所未发。《大公报》社论语言通俗易懂，新鲜活泼，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情，吸引了最广大的读者。后期《大公报》社论虽有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有“小骂大帮忙”之嫌，但其社论在同时期民营报纸中执牛耳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新闻评论写作。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和解放区分别创办了很多的报刊，这些报刊都重视言论，特别是社论。1938年创刊于武汉，先后在武汉、重庆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通过社论在国统区与《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纸进行论战，争夺国统区的舆论领导权。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称其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方面军”。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有毛泽东任书记的宣传委员会领导，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社论非常重视，亲手给报社写社论和改稿，《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很多出自毛泽东手笔。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社论传统在40年代后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的主要工具，能紧扣时局的中心问题，善于驾驭事实，分析事理，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报刊的社论传统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2．《人民日报》社论的起点

《人民日报》社论之前，代表党报最高水平的是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社论。两报一开始都效法苏联《真理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为组织和撰写社论熬干了心血，可他所写的社论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新任总编辑陆定一改变了每天一篇社论的做法，重质量而不求数量。《新华日报》因在国统区出版发行，虽然最初在头版固定位置每日刊登一篇社论，但由于屡屡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封杀，最终被迫放弃每天一篇社论的计划。

华北局《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日创刊后，对社论不是特别重视，主持报纸日常工作的张磐石也不擅长写社论，因此报纸创刊到1948年末，仅刊登社论4篇。1949年8月1日，华北局《人民日报》升级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兼任社长，他同时还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分身乏术，无法主持报社日常工作。当时任副社长的张磐石身体不好，写社论也不是其强项，而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必须通过各种体裁的新闻评论(主要是社论)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将邓拓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以加强《人民日报》的社论工作。张磐石晚年回忆这段历史，认为当时的《人民日报》“基本上担当了中央机关报的任务，只是对评论，对于各民主党派的言论，文艺界的意见，以及国际舆论，缺乏我们的有力言论进行引导和阐述。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还由(胡)乔木动笔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毛主席出马，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文章。所以中共中央决定邓拓来任总编辑是非常合适的。”^[11]

表2－1《人民日报》1948—1952年社论篇数

邓拓的到来，引领《人民日报》社论走上了一个新台阶。从社论数量上看，1949年8月1日前，《人民日报》仅刊登了9篇社论，8月1日以后至年底，共发表社论40篇，前后数量对比立竿见影，这跟邓拓的大力推动和忘我工作分不开。邓拓1949年8月到《人民日报》报到时，腰伤未愈，一直是穿了钢丝背心坚持工作。据王唯一回忆:当时邓拓“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夜里睡觉后还要被叫醒审阅报纸大样。遇有时间性很强或临时决定次日要见报的评论，邓拓同志就亲自动手，连夜赶写，边写、边排、边校，流水作业，文章写完不久，样子也打出来了，再亲自写上请负责同志审阅的话，马上派人送走。有的甚至送审稿的信封也是他自己写。”^[12]在邓拓的主持之下，《人民日报》社论逐渐走上正轨。1950年《人民日报》共发表社论137篇，1951年增加到171篇，1952年则为139篇，平均每3天一篇社论，1951年则为平均2天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在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由于邓拓对社论工作抓得紧，亲历亲为，这时的《人民日报》留下了很多社论名篇。《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他在回忆录中指出，1948年8月前，凡遇国际国内重大问题，除中央领导有直接发言外，华北局《人民日报》多采用新华社评论，《人民日报》本报社论和评论员署名评论较少。但9月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开国大典后，所有重要的社论和评论都由《人民日报》承担了。从这时起，新华社为国家通讯社，《人民日报》为党中央机关报的性质完全明朗^[13]。

3．《人民日报》社论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邓拓的主持下，《人民日报》社论开始进入角色，承担起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喉舌职能。这个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虽然数量增加了，但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不小的偏差。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人民日报》社论都起了不好的作用。《人民日报》社论不仅为“左”倾思想鼓与呼，而且这些社论开启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坏风气。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以后，社论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特别是把一些群众关心的问题列入社论选题，扩大了社论的覆盖面。可惜好景不长，19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日报》社论也开始了大跃进。1958—1960年间，《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刊登社论，而且经常一天几篇社论同时发，最多的一天居然发了5篇。这些社论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开始，要么是“全民保证钢铁生产”、要么是“全民大修水利”，要么是“全民大办交通”，要么是“全民办统计”……浮夸空洞，不一而足。《人民日报》社论在“大跃进”期间的宣传“左”倾冒进思想可谓不遗余力。虽然邓拓之前对此已有所察觉，但毛泽东两次对《人民日报》1956年发表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耿耿于怀。1958年6月，毛泽东派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已经被架空，即使邓拓有心改正，也无能为力了，况且他当时一直为不能跟上毛泽东的思想而感到烦恼和痛苦。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宣布吴冷西停职反省，《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原来的领导不得插手。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震惊全国。陈伯达在策划这篇社论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14]这篇社论出笼后，举国闹腾，武斗成风，很多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被摧残致死或被逼自杀身亡，中华民族步入了“文革”劫难。在“文革”后审判“四人帮的”的法庭上，陈伯达也承认:“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因为那天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正式提出了“文革”政治纲领，向全党发出了开展“文革”的号召。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革”是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的。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社论发展史上的一个界标，从此《人民日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才重获新生。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正式结束，开始“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拨乱反正”一开始并不顺利，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影响了刚开始的“拨乱反正”工作。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持批评态度，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民日报》于5月12日转载了这篇文章，为此吴冷西批评当时主持《人民日报》的胡绩伟，说《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不但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是砍旗。可见当时针对“两个凡是”，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人民日报》在这场斗争中亦步亦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胡耀邦的有意保护，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保守派”势力仍然对《人民日报》有影响。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平反。《人民日报》在胡乔木的组织和坚持下，于刘少奇追悼会前一天(5月16日)配发社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社论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读者致信或致电《人民日报》，批评这篇社论大谈实事求是，却不敢说真话。这篇社论的发表，影响了《人民日报》“文革”结束后不久刚稍稍树立的权威性。好在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很快尘埃落定，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人民日报》重整旗鼓，再次出发。《人民日报》社论在改革开放中紧跟中共中央步伐，引导舆论导向，树立了比较牢固的权威性。

三、《人民日报》社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

我国《宪法》序言中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国家根本大法角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1949年以来一直掌握国家政权，而且与之相适应，拥有一套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虽然不能代表这一体系的全部，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人民日报》社论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言，传达中共中央的态度和意见，统一思想，引导舆论，具有定调作用。

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社论数量多，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论题既有国家大事，也有诸如消灭农作物病虫害、综合利用薯类、收购废品、除四害等小事。这些社论尽管有的比较琐碎，但无不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工作方法，无不反映了各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向。事实也证明，当时很多地方将《人民日报》社论作为行动的标杆，《人民日报》社论也经常被作为政治学习的主要材料。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社论数量减少了，社论主题除了两会及其他重要会议、纪念日、领导人出访归来等常规题材外，主要集中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和重大成就。这个时期社论论题的涵盖面虽然变窄了，但避免了因过于琐碎而淹没指导性。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和重大成就发言，更能突出《人民日报》社论的权威性。纵观各个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虽然数量分布有很大差异，论题涵盖面有大小，但其基本职能始终没有变化，它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本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

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最后战胜国民党的法宝之一。新闻媒体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工具，而社论当然是意识形态宣传最直接、最犀利的武器。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论一直非常重视。1950年3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人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毛泽东1958年1月在《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指出:“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15]20世纪50年代长期执掌《人民日报》社论的邓拓也认为:“社论是表明报纸观点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16]由此可见，报纸社论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机器中的重要地位，而位于党报金字塔顶层的《人民日报》，其社论更是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些重要社论，大都经过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审阅或修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都曾修改过《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因此，《人民日报》社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是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