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一旦建构起来，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只有当统治关系发生变化、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变化或时代变化等情况发生时，主流意识形态才有修正或重构的可能。纵观中国1949—2008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分析其集中建构的时机可谓提纲挈领。
一、从数量分布考察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
图3－1是根据社论样本数据绘制的1949—2008年《人民日报》社论的数量分布图，在1966年、1978年和1992年3个中国当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上，加了3条参考线，这样就将此图划分为4个区域。1966年是“文革”开始的第一年，中国社会从此由1949年以来的相对稳定走向“十年动乱”。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元年，中国社会拨乱反正，重新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思想，指明了深化改革之路。上述3个时间点各自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因此，在这3个历史转折点上将图3－1分为4个参考区域，探讨各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3－1《人民日报》社论的数量分布
考察《人民日报》社论的数量分布(见图3－1)，不难发现4个区域的社论数量水平不一。1949—1966年的年平均社论数最多; 1978—1992年和1992—2008年的年平均社论数量相当，居其次; 1966—1978年的年平均社论数最少。
考察4个区域各自的社论数量分布，发现4个区域的数论数量分布都不接近均匀分布。特别是1966—1978年、1978—1992年和1992—2008年3个区域，社论数量在经历前期较高水平的提升之后，往往迅速下降。这3个区域的社论数量最高点正好是上文提及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转折点:1966年、1978年和1992年。我们可以在图6－1中明显看出以上述3年为中心的3个陡峰，而且这3个陡峰并不以3个区域为界限，是跨界分布的，也就是说，社论数量的分布有向以3个转折点为中心的集中趋势。综上分析，《人民日报》社论的数量分布在各区域并非均匀，而是以划分区域的3个转折点为中心集中分布，而且这种集中趋势打破了区域的界限，一个区域的末尾和紧接一个区域的开头共同以某个转折点为中心，构成一个集中分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也是党和国家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人民日报》社论数量以1966年、1978年和1992年3个历史转折年代为中心的集中分布，至少可以从数量上判断，存在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可能性。当然数量并不代表质量，社论数量集中，并不一定代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能力就强，还必须对以3个历史转折年代为中心的3个集中分布中包含的社论内容做检定。在对3个集中分布中的社论内容做检定之前，我们不妨基于以上数量上的判断，对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做出以下假设:
(1)1966年、1978年和1992年等中国当代史上的转折点往往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高潮时期。
(2)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高潮往往在历史转折点之前就已开始，在转折点之后不久消退。
(3)在历史转折点之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往往比转折点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更重要。
对于以上假设的检验，主要通过对3个集中分布内的社论文本的研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境，综合判断这些社论的社会功能、社会影响和可能的后果，再将之与不属于这3个集中分布的同区域社论进行比较，以此判断3个集中分布内社论的原创性和重要性，从而证明以上假设。
二、从内容分析验证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
为了验证关于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的3个假设，本部分将对上文提及的3个集中分布内的社论进行定性内容分析。选择1966年、1978年和1992年3个历史转折点各自前后两年作为研究时段，这样就有1964—1968年、1976—1980年和1990—1994年3个时段，这3个时段内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定性内容分析的对象。
下文将以1966年、1978年和1992年3个历史转折年份为主线，以3个研究时段内的《人民日报》社论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历史转折事件发生前、发生时和发生过后，主流意识形态可能的变化情况。对历史转折事件发生前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考察，主要以转折年代之前两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为研究对象;对历史转折事件发生时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考察，主要以历史转折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为研究对象;对历史转折事件发生过后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考察，主要以转折年代之后两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为研究对象。
1．第一个转折:1964—1968年
在《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前，《人民日报》社论对后来“文革”中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不明显，但毛泽东还是利用了其他大众传媒为发动“文革”造舆论，开始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建构。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选择《人民日报》进行前期意识形态建构工作?毛泽东发动“文革”前，舆论准备工作的重点是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毛泽东本来指示江青在北京组织批判文章，江青找到李希凡被拒绝，后终未能在北京组织起来。毛泽东因此判断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因此决定在上海组织批判文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期建构工作也故意绕开《人民日报》[1]。
对于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毛泽东先将吴晗的剧本交给彭真领导的成立于1964年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实有点为难彭真的意思，因为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批判吴晗不免连带到彭真。之后毛泽东又出第二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称“姚文”)。彭真当时很愤怒，因为五人小组还没有对《海瑞罢官》剧本下结论，而且批判一个副市长不跟同级党委打招呼，也是违反当时的党内原则的，所以在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陆定一等人的干预下，中央和北京的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愤怒，后来在周恩来组织下，各报才纷纷转载[2]。《解放军报》转载时加了一个吹捧姚文的“编者按”，更是将《海瑞罢官》剧本称为“一株大毒草”。《人民日报》在1965年11月30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转载了姚文，也加了“编者按”，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试图将对《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限于学术争论、限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编者按”的开头就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3]“编者按”还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话，对姚文的批判方式表达了委婉的批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4]
《人民日报》对姚文的反应，毛泽东可能是不满意的，所以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期故意冷落《人民日报》，重要的社论和文章都不首先在《人民日报》发表。除了姚文之外，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人民日报》没有反应。当然毛泽东是不会放弃《人民日报》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六通知”。5月28日，在毛泽东的部署下，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即由陈伯达率领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接管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一开头就说: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5]
这篇社论一经发表，举国喧腾，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之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煽动性社论推波助澜。现将《人民日报》1966年6月仅一个月之内发表的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建构性质的社论统计如表3－1。
表3－1《人民日报》1966年6月发表的煽动性社论
*转载《解放军报》社论。
从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之后的短短10天内，陈伯达掌控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8篇煽动性的社论，6月4日一天更是发表了2篇。这些社论鼓吹文化大革命，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思想武器:
当前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革命，是改造人的思想，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用什么武器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什么思想来武装人的头脑，改造人们的灵魂?唯一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6]
6月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并为此配发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在这篇社论的末尾，强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我们的国家是一片大好形势。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7]
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在“文革”期间发表的报刊社论中非常普遍，而且往往把“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拿掉了，只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结果就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8]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所谓的“大批判”根本不是理性的辩论，因为这种“大批判”基本不可能是双向的辩论，批判者不会听取被批判者的解释，更不会给被批判者答辩的机会，也不允许其他人发表不同意见。
“五·一六通知”是党内文件，1966年没有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其后的一系列社论，将“五·一六通知”精神捅向全国。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纷纷停课闹革命，随意批斗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即所谓的“牛鬼蛇神”。运动范围迅速扩大，而且随着运动的逐渐升级，批判的矛头纷纷指向各级各部门党委领导，最后竟直接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在《人民日报》社论推动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文革”式建构基本完成。可以说，《人民日报》社论直接推动了“文革”的全面发动，一场历时10年的全国性动乱开始了。
“文革”全面发动后，《人民日报》社论数量减少了，这并不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不重视《人民日报》社论，而是因为发动“文革”大局已定，党内斗争胜负已明，而且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已基本完成，已经不需要动用《人民日报》社论这样高规格的舆论武器了。“文革”中后期，写作组的署名文章成为领导舆论，左右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
表3－2“文革”中主要写作组笔名和代表机构
*写作组往往不止一个笔名，本表以最著名者为代表。
这些文章一般由写作组集体创作，以笔名发表。各级各地写作组虽然发表了大量文章，传达“最高指示”，引导大批判的指向，但这些文章大都是命题作文，在规定的圈圈里做文章，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少有新意。
考察1967—196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已经少有新意，基本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和发展，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总结。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公开发表。5月18日，《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庆祝“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并开始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理论[9]。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社论在陈伯达、姚文元监督下起草，从6个方面充分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以说是对“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总结。社论紧接着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评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
世界革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和最杰出的领袖，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使当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最强大的思想武器。[10]
上述社论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主要通过写作组的署名文章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日报》社论的使用明显减少了，《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已不如“文革”发动初期明显。
2．第二个转折:1976—1980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四人帮”认为夺权的机会到了，将矛头直指复出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姚文元审改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虽未点名，但明确针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旧病复发，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种人，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思想至今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11]
该社论批判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右倾翻案风的后台。邓小平全面整顿“文革”，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心。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决定由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6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名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提出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12]。
“四人帮”的论调可谓气势汹汹，夺权之路可谓步步紧逼，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粉碎了“四人帮”，“文革”至此结束。《人民日报》为庆祝粉碎“四人帮”，发表了题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的论述: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13]
引用毛泽东的话为论据，指出“四人帮”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跟“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口径与方法何其相似。说明“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文革”年代。那么，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重构吗?应该如何建构呢?
对于以上问题，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大致有两种答案。一种主张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另一种主张放弃“文革”的“左倾”路线，另起炉灶。
1977年2月7日，经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4]，即所谓的“两个凡是”。社论要求抓住的“纲”即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社论，对“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进行了全面阐述[15]。4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批“四人帮”》，从7个方面概括了揭批“四人帮”的指导方针，其中第3条“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实质上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就能引导群众分清敌我，识别敌人扰乱我们阵线、破坏中央的战略部署的阴谋，排除各种干扰，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16]
由此可见，上述揭批“四人帮”的指导方针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继承了“文革”的思想路线和批判口径。将上述引文中的“四人帮”换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与“文革”时的大批判文章没什么差异了。
“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致信中共中央，反对将毛泽东说的话、作的决策和指示绝对化，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7]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都在思索如何突破“两个凡是”时，胡耀邦走到了最前列。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经《光明日报》理论部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发表。1978年4月上旬，《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了稿件清样，决定暂不在理论版发表，继续修改，加强稿件的现实针对性。杨西光此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议，为扩大文章影响，建议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修改后的全文，文章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刊登于5月10日的《理论动态》上。11日，该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当天下午，新华社向全国播发。12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全文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18]社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理，只有靠社会实践来检验。社论以此为基础，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
……
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19]
这篇社论的发表和转载，在全国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通过讨论，党内外大多数人支持社论的观点。这样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实践标准逐渐取代了“两个凡是”，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方向，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工作进行了总结。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为祝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人民日报》于12月29日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论。社论肯定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集中论述了当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搞建设[20]。社论的论述偏于实践层面，理论色彩不浓厚，而且说理部分内容基本没有超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范围。虽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但其意识形态建构作用已不明显。
《人民日报》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论之后，1979—1980年发表的社论篇数虽然不少，但主要集中于拨乱反正、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主题，已无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意图。
3．第三个转折:1990—1994年
这次历史的转折没有前两次那么剧烈，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也顺利得多，基本属于平滑过渡。1989年，“六四”风波平息后，《人民日报》在6月16日发表题为《统一全党思想的纲领性文件——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社论，提出了“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以后，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社论引用了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的讲话，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
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以后，中国将向何处去?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正确的。……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21]
可见平息“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并没有否定改革开放，相反认为改革开放得还不够，要继续深化改革的思想此处已可窥一斑。6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月25日，再次发表题为《坚持立国之本走好强国之路》的社论，这两篇社论集中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
我们吸取暴乱造成的教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认真地、扎实地补好这一课，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互为保证的。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目的是使我们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建设事业，使我们的改革开放，有明确的方向，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人民的高度的凝聚力和积极性。一句话，是为了国家的日益富强。[22]
由此可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统一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保障。此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切实抓好四件大事》(1989年7月10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989年7月22日)、《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会改变》(1989年9月22日)、《党和国家的政策不会变》(1989年12月24日)等一系列社论，都强调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动摇。
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历史终结了”。国内有一部分人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全盘西化”之路。还有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政策发生了动摇，认为要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就要清除资本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外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冲突和混乱，导致许多改革开放措施停滞不前，经济发展的速度下降了。
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对上述问题及有关深化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做了系统阐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有: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要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人民日报》在南方谈话要点正式下发前，发表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1992年2月24日)，社论回应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的主张，提出“中国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不改革开放也不行。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24]。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正式下发后，《人民日报》继续发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1992年6月9日)、《论解放思想》(1992年7月4日)等多篇社论，这些社论都强调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意义，认为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回顾14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困难和矛盾，需要解放思想，不断学习、研究，并大胆尝试，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事业。
1992年10月12—18日，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基本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依据，从9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进了党章。至此，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基本完成了系统化和理论化。“十四大”开幕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重大的历史使命——热烈祝贺党的十四大开幕》的社论，大会闭幕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坚持伟大理论夺取更大胜利——热烈祝贺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这两篇社论都高度评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是同邓小平同志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25]
其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任重道远团结奋进》(1992年10月20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92年11月1日)等重要社论，这些社论认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任重而道远。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紧迫任务。
1993—1994年，《人民日报》社论篇数不仅减少了，而且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明显减弱了，社论主要侧重于如何在各条战线、各项工作中落实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
通过对3个历史转折时期《人民日报》社论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1966年、1978年和1992年这3个历史转折点前后，无论从社论数量，还是从社论质量来看，确实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高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往往在历史转折事件出现之前就已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之前，《人民日报》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建构几无建树，但这是毛泽东故意冷落《人民日报》，并不代表“文革”的发动者没有提前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事实上毛泽东利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对“文革”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建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前期建构的例证。
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期建构往往面临与旧的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具有自恰性的系统。任何对这个系统的偏离，都会被戴上消极、反动的帽子而遭到口诛笔伐，乃至无情打击。当旧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就必须改变，建构新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改变政权性质的情况下，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不可能是“革命式”的过渡，一般是在维持意识形态整体自恰性基础上的和平过渡。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其目的明明是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反对“文革”路线的，但文中不但频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而且引用毛泽东的话和著作的地方多达9处，还有一处引用了华国锋的话。这体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自恰性的追求，因为以这种方式能最有效率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主流意识形态经过前期建构，排除了大量障碍。进入历史转折年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进行高潮时期，建构的重点在于对前期建构工作的总结和阐发，提出系统的理论。比如1966年以后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1992年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高潮时期过后，由于新、旧意识形态的转换工作已基本完成，《人民日报》社论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作用迅速消退，因此历史转折点之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比转折点之后的更重要。
本研究还对4个分段区域内，不属于以上3个集中分布《人民日报》社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些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指向明显不如3个集中分布内的社论明确，而且内容比较分散，可见3个历史转折年份前后是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重点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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