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媒介属性

（一）关于“平衡”理论的研究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各学科有诸多论述，如植物、生物学中“自然共生、进化稳定策略”的平衡原理、被打破的平衡理论；社会科学中的机械静态平衡论、让步调节论、冲突平衡论、控制平衡论、动态均衡论、互助共生论、博弈均衡理论、和谐理论等。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对平衡理论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和应用，如传播学研究中“社会心理学”范畴下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纽科姆的“对称理论”、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等等。

1．认知平衡理论

1958年，心理学家海德（F．Heider）提出了改变态度的“平衡理论”。“平衡理论”也被称为“P－O－X理论”，P与O各代表一个人，X是第三者或态度对象。“平衡理论”假定P－OX之间的平衡状态是稳定的，排斥外界的影响；不平衡状态是不稳定的，会使个人产生心理上的紧张，并产生恢复平衡的力量，这种紧张只有在恢复平衡状态时才能消除。海德的“平衡理论”考虑的是一个人会在自己的认知架构内，组合彼此间对人和对物的态度；强调一个人对某一认知对象的态度，常常受他人对该对象态度的影响，十分重视人际关系对态度的影响力。海德认为，人类普遍地有一种平衡、和谐的需要，指出“在平衡状态中被感知的个体与所感觉的情绪无压力地共存”，一旦人们在认识上有了不平衡和不和谐性，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紧张的焦虑，从而促使他们的认知结构向平衡和和谐的方向转化。“平衡理论”使人们可以用“最小努力原则”来预计不平衡所产生的效应，使个体尽可能少地改变情感关系以恢复平衡结构，成为解释态度改变的重要理论。

2．对称理论

1953年，由美国社会学者纽科姆（T．M．Newcomb）提出，又称“A－B－X”对称模式（AB－X Model），是一种关于认知过程中人际互动与认知系统的变化及态度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假说。纽科姆提出“对称”（symmetry）的概念以区别海德的“平衡”，同时指出人有对和谐的需要，并用“趋向对称的持续张力”表达这种需要。纽科姆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最简单的传播行为模式，即个体A传达信息给个体B有关某事X的信息。这个模式由3种要素、4种关系构成。3种要素是：认知者A，对方B，认知对象X；4种关系是：A－B感情关系，A－X认知关系，B－A感情反馈（B对A－B感情关系的认知），B－X认知反馈（B对A－X认知关系的认知）。A－B－X对称模式探讨人际关系，把传播视为一种维护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这个模式中的A和B代表不同个体，与他们对X的态度密切相关，三者形成共生同动的关系，不管哪一方态度的转变都会带来现有结构的变动，而传播就是这个结构稳定与变化的关键。纽科姆的对称理论，更强调个体之间为了达到“协调一致”而进行传播。

3．调和理论

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假设人在和外部环境“不一致”时会产生心理紧张和不舒服感，而这种紧张和不舒服感会导致人的内心压力，人会因为这种内心压力而努力推动自己通过态度改变等方式来和周围环境取得“一致”。这种理论着重研究个体、“客体对象”及“信息来源”三者之间的调和关系。根据“调和理论”，一个人（P）接受信息来源（S）的主张时，对这个来源他有自己的态度，同样，在对待客体（O）的时候，也有自己的态度。在三者的关系中，P对于S和O是否喜欢以及喜欢的程度如何，都将决定“调和状态”（或“一致状态”）存在与否。调和理论指出，当人对信息来源和客体对象态度相似，而信息来源对客体对象主张否定时，不调和都会存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要么只有一个否定关系，要么所有关系均是否定的。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强调个体对“信息来源”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平衡报道”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平衡报道在西方的研究现状

“平衡报道”理念最初源于西方，是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之一。自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办《宾夕法尼亚报》首次提出后，在新闻自由思想和客观报道法则的不断推进中，“平衡报道”理念得到了深入发展，业界非常重视并受到认可，也成为西方新闻实践中普遍遵守的重要规则。但西方新闻界对“平衡报道”的理论研究成果数量相当有限。

关于平衡报道的研究只是见于一些专著中的零星论述以及部分论文中的相关论述。如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1980年出版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指出：“新闻报道应当求得平衡、公正和客观。”梅尔文·门彻（Melvin Mencher）在其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认为，平衡是报道要素之一，指出新闻报道必须平衡而公正，须把矛盾中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对平衡所作的界定：“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让受到指证的一方有说话的机会。”^[3]

平衡作为“客观性”操作原则的研究。如美国学者盖伊·塔奇曼（Gay Tuchman）在分析“客观性原则”时，为区分新闻事实与主观判断，拟定了记者所应遵从的4项“战略步骤”：①提供争论双方的“观点”，以便识别冲突情况下对手之间的真实主张；②提供代表这些真实主张的确切表述；③直接用引号表明这是消息来源而非记者之言；④首先依照以提供最多的“事实材料”的方式组织报道。^[4]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仙托·艾英戈和唐纳德·R·金德在《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中指出，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客观性包括3项承诺：独立（新闻应该不受政治威力的左右）、平衡（新闻在表现上应该不偏不倚）、客观（新闻应该仅仅陈述事实，其中不能渗透主观判断）。^[5]加拿大的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中分析新闻客观性中也深入阐释了平衡的概念、平衡与宗教传播等。^[6]

加拿大的学术机构弗雷塞研究所^[7]（Fraser Institute）将新闻中的“平衡”与报道的“忠实性”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新闻媒体可以而且应该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事实真相”，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关于平衡》（On Balance）的月刊，以监督加拿大的新闻媒体在向公众传播信息时是否“忠实”。

国外有关“平衡报道”的专题研究论文不多，根据外文文献的数据搜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与平衡的关系，如Thomas Haven Miller，Jr．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全球变暖”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平衡：英国和美国的“非小报”跨文化比较》；^[8]新闻报道的真实或准确性与平衡的关系，如Clarke，Christopher E．《关于报道的准确性和平衡问题：美国和英国新闻界关于自闭症疫苗之争》；^[9]偏见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如Frederick Fico和Eric Freedman《选举新闻中偏见对平衡报道的影响分析：200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的报道评估》，^[10]等等。这些关于新闻报道中的“平衡”研究，基本上都采用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

2．中国的研究

在中国，平衡报道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学者孙旭培在研究我国报道方法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报道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平衡报道”理论并加以中国化。

（1）关于平衡报道研究的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

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新闻报道的平衡研究，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除了赵雅文《全球化与国际平衡传播》^[11]（新华出版社，2007年），尚未出现其他以新闻平衡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新闻平衡报道的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学者著作的章节中，主要探讨新闻平衡的内涵、新闻报道实践中的失衡现象、平衡报道与对外传播、平衡报道与司法公正以及新闻客观性中的“平衡”等。如李希光专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和《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刘建明《新闻学前沿——新闻学关注的11个焦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郭卫华《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孙旭培在《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中的《论新闻报道的平衡》一文以及专著《新闻传播学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张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彭加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书局，1994）等。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上，以“文献标题”为检索项，以“平衡报道”为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0～2011年，剔出重复和不相关研究，查询到相关研究论文88篇，其中1980年代平衡报道的论文只有论文2篇，1990年代6篇，2000年以后为80篇。从2000年开始，新闻界关于平衡报道的研究论文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2003年以来新闻平衡报道研究关注度逐渐提高。这些数据客观上说明学界、业界对于平衡报道的关注程度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与当时新闻实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以及新闻界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当时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突发事件密切相关。如2003年中国发生的“非典”、“美伊战争”，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如“3·14”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后来的“邓玉娇案”、“气候门”事件、“校园系列惨案”、菲律宾人质事件、国庆60周年等的媒体报道都成为平衡报道研究的热点案例。

（2）研究内容

通过归纳和总结发现，国内对平衡报道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体研究、实务研究以及相关的边缘研究。

本体研究主要对“平衡报道”的概念、内涵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孙旭培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了新闻报道“平衡”概念。他认为：“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在《论新闻报道的平衡》一文，他还指出：“对报道中的平衡手法，应作辩证地理解……平衡手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更准确地反映事物及其内外联系，是表现令受众更加信服的倾向性，是寓倾向性于全面、客观、公正之中。”^[12]提出了一种有“重点偏向”的两点论式平衡报道，渗透了哲学渊源的唯物辩证法。

郭卫华在其《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认为，“平衡报道”就是“客观、中性刊登被报道人之间的论争，在性质上属于‘客观报道’的范畴。”并且可以通过以下两条途径来实践。首先表明“本报道不代表报社意见等”；同时“还应给被报道人提供充分的答辩机会，即发表被报道人对前一报道的态度，以平衡对待每一种意见”。^[13]此新闻平衡论更接近于西方的纯客观主义，是对西方客观报道理念的移植和延伸。

谌达军在《平衡报道兴起的社会动因》一文认为，“报道的平衡原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报道内容来看，分为事实平衡和观点平衡；从编辑策划角度来看，分为战术平衡和战略平衡。”^[14]

彭伟步认为，“所谓平衡性报道，主要是指新闻报道中既有不利于某一方的内容，也应该有有利于该方的内容。就某一篇报道来说，这种平衡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报道中当事双方都有话语权，有说话的空间；二是报道与评论之间求得平衡，亦即事实和观点要保持平衡。”^[15]

实务研究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平衡把握与策略探讨，致力于探讨新闻平衡实践的实现。这类研究大都着眼于新闻传播中的失衡现象，以分析失衡的原因，并探索平衡策略。如李希光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国际传播的失衡现象进行了细致研究，在其专著《妖魔化中国》和《畸变的媒体》中剖析了媒体偏见产生的根源；在《转型中的新闻学》一书第五章新闻的“平衡、真相、偏见”^[16]中将新闻的平衡分为新闻事实、新闻观点、新闻议题3个方面进行阐释，并提出在采访中平衡对待被采访者，使用中性的新闻语言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策略。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在《试析当前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一文中认为当前我国媒体新闻报道失衡问题严重，并提出了破解此难题的4个方面对策：拓宽新闻的信源渠道、把握好单篇报道的平衡、重视报道的整体平衡、制度保证。^[17]也有从各类新闻报道中或具体案例出发的研究平衡实现；如柴静《话语权的另一半——调查性报道中的平衡原则》和《调查性报道中的平衡技巧》，卢家银《平衡：经济报道的新思路》，李冬梅《社会新闻报道的平衡性研究——以〈南方都市报〉“邓玉娇案”报道为例》，李百明《灾难报道的平衡把握——以半岛都市报汶川地震系列报道为例》，赵雅文《精确新闻报道的平衡把握与体现》，王磊《解读〈每周质量报告〉的平衡报道》，张文祥《犯罪新闻报道的价值冲突与平衡——以系列校园血案和菲律宾人质事件报道为分析对象》等。

随着平衡报道意识的增强，相关的边缘研究也明显增多，学界和业界开始从多维的视角探讨新闻平衡报道，相关研究如下。

平衡报道与司法公正。孙旭培教授在《新闻传播学法》一书中分析了平衡新闻报道与公正审判的基本原则，指出：“媒体对在审案件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真实、公正、平衡的原则。平衡就是要做到不偏不倚，不能偏袒一方。”^[18]近年来在许多司法案件中，媒体的舆论监督却极大地干扰了司法独立，出现了大量关于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研究，相关的代表性论文主要集中研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如范玉吉《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19]等。

新闻平衡与国际传播。张桂珍在《中国对外传播》中指出，掌握好平衡报道的艺术是对外传播的新思维之一，并分析新时期中国的对外传播中要想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应该如何做到报道平衡，并深入探讨了“平衡”的概念及平衡报道。^[20]还有一些代表性论文如涂露芳《论国际新闻报道的平衡》等。

新闻客观性中的“平衡”研究。翻开众多探讨新闻客观性、客观新闻学的文章，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对客观性的研究实际上绕不开平衡的话题。邵志择在《新闻客观性原则：态度和方法的悖谬》一文中，开篇就指出：“无偏见（unbiased）、无党派色彩（uncolored）、平衡化（balance）、公正（fairness）等就是客观性的具体要求”。^[21]台湾学者彭加发在《新闻客观性原理》指出“客观报道的意涵是正确、平衡、公正与不含偏见的报道”，并总结了实践客观性原则的5种方法，将平衡处理资讯列为实践客观性原则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其他方法如忠于事实、祛除偏见、保证事实的完整性也都包含了平衡的必然要求。^[22]

平衡与真实、全面、倾向性等比较研究。如翟先锋的《平衡报道才能达到整体真实》，^[23]吴麟《报道的平衡与全面》，^[24]马建国《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和倾向性——对伊拉克开战报道的分析与比较》^[25]等。

此外，根据相关检索发现，仅有一篇博士论文研究平衡报道，即复旦大学赵雅文的《社会转型与新闻平衡报道》。该文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着眼研究，指出由于“社会断裂”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必然投射到新闻报道中，从报道内容、报道对象、报道倾向、报道角色4个方面分析了新闻报道的失衡，结合实践，得出平衡报道主要实现途径：内容真实、中立立场、中性操作和艺术表达。

硕士论文有以下5篇。

重庆大学张红梅《论“新闻平衡”报道及其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该文从媒体新闻运作的角度出发，以议程设置与框架理论的平衡为基础，对日常新闻报道最易出现的新闻失衡报道的文本作了技术分析，并就失衡报道的内容、环境等作了梳理和分类，考察其对于受众的舆论以及报纸的公信力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露芳《论新闻报道的平衡》。该文对平衡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源于对新闻报道客观公正性的思考，指出平衡是客观性原则在形式上的首要要求，从理论上探究了新闻报道平衡的内涵及社会意义，并从实践（新闻写作和新闻编排）的角度归纳平衡的具体手法。

华中科技大学石磊《论平衡报道在我国诉讼报道中的运用——以“富士康3 000万起诉记者案”的报道为例》。该文以“富士康3 000万告记者案”的报道为例分析，分析诉讼案的报道中的严重失衡现象、失衡的原因以及保持平衡的方法。

暨南大学陈小枚《从〈纽约时报〉看美国的“新闻平衡”》。该文对《纽约时报》的2003年美伊战争报道专题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纽约时报》将其倾向和立场隐藏在巧妙的信息处理技术中——通过议程设置、新闻启动和新闻架构，把一些观点灌输给读者，阻止另一些观点产生，指出《纽约时报》并非真正具有新闻平衡，并非真正“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华中科技大学杨志为《平衡、中庸与言论自由——两种新闻报道思想之比较》。该文主要对中庸与平衡两种新闻报道思想进行比较分析。

其他涉及平衡报道研究的有：陈军论文《论新闻框架中的“偏见”及其规避——以国内三家日报对“富士康案件”的报道为例》，刘旸论文《中国对外新闻报道策略研究——以新华社“汶川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为例》。

3．研究发现

不置可否，上述平衡报道的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但通过研究发现，平衡报道研究仍存在以下许多问题。

理论研究相对欠缺，具有较大的理论开拓和创新空间。学界对平衡报道的理论研究很少，鲜见平衡报道的研究专著，尚未形成完整而清晰的理论体系。平衡报道的概念不够清晰，也未形成一致的基本观点，亟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平衡报道的理论内涵，增强对平衡报道的价值体认。

实务研究明显多于理论研究，相关的边缘研究逐渐多元化，使得平衡报道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切合新闻工作的实际，能更好地在现实意义上指导业界实践。不足的是类似的研究数量还不够多，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案例不充分，就已有的研究而言，系统性不强、侧重策略经验的总结。

此外，新闻界对新媒体的新闻平衡报道关注不够，尽管这是一个新闻界急切并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是相关的文章和著作基本没有，这与实践的要求很不相符。

（三）媒介生态学的相关研究

1．国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源与进展

从全球来看，北美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发源地，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媒介生态”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H．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将其作为一种比喻，麦克卢汉的相关经典著作包括两本研究媒介和文化的《古登堡的银河系》（1962）、《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以及与其子艾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合著的《媒介法则：新科学》（1988），还有一些精辟论述如“媒介即讯息”、“冷媒介和热媒介”、“地球村”等。

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的根本关注点就是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并由此阐发以技术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如何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纽约学派的尼尔·M·波兹曼（Neil M．Postman）在1968年的演讲中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由此“媒介生态”成为媒介研究中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同时波兹曼还是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机构化的创建者。媒介生态理论第一部著述是波兹曼的首批博士生、美国学者克里斯汀·L·尼斯卓姆（Christine L．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1973）。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视为媒介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他的著作《科技与文明》（1934）有助于定义媒介生态学的“媒介时代史学”，《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1964）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1966）这两本书为以媒介生态学的方法分析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位重要学术奠基人，他的著作《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倚》（1951）属于最早探讨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倚如何影响文化的一批书籍。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舒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开始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及其反应，重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此外，他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因此，其媒介理论“把媒介研究纳入社会环境分析之中，从而开辟了一种社会学视角”。^[26]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各种媒介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考察传播符号和传播学的物理结构如何影响文化。近年来，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和凯萨·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等，曾于2002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关于媒介生态学学术渊源的专辑。代表作：《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27]该文结合刘易斯·芒福德的“科技时代史学”、“有机科技论”以及他对“王权机器”的批判等3个方面的成就对存在于芒福德的媒介生态理论进行了讨论。陈星翻译、林文刚著的《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该文主要介绍媒介生态学在北美的学术起源简史，探讨了媒介生态学兴起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对媒介生态学典范理论问题、媒介时代史学、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8]2003年，我国华夏出版社出版邵志择翻译、美国大卫·阿什德著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立足于信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关注信息技术和传播对受众的影响。

此外，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加奎·埃吕尔（Jacques Ellul）也是媒介生态学历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著作有《技术化的社会》（1964）和《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1965）。在日本，媒介生态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受到关注，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但是日本学者更多地使用“媒介环境”一词。研究成果方面，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和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为佼佼者，其中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如2001年版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一书。

2．媒介生态学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明显晚于国外。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较早提出“媒介生态”一词，在《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电视研究，1996）一文中指出，“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的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于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29]

2001年，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发表了两篇文章，开国内媒介生态学研究风气之先，引发了媒介生态学的大探讨：一篇是《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积极探索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从而对传播过程中个人、群体、媒介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协作进行分析，梳理出5种具有较强解释功能的生态规律，并探讨和论述了媒介的生存策略；^[30]另一篇是《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在文中他提出“媒介生态观念是当代媒介生态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为人—媒介—社会系统的和谐关系和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做出的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要树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31]此外，邵培仁教授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成果及相关著述还有：《媒介生态的观念与规律》（资讯服务与社会发展论文集，2001），《广播节目的资源构成与良性循环》（现代传播，2002），邵培仁、张健康《关于中国跨越数字鸿沟的瓶颈与对策》（浙江大学学报，2005）等多篇有关传播生态的专题论文、论及与我国媒介生存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的洞察。2008年又发表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2010年发表《建设平衡和谐、良性循环的中国媒介生态系统》（今传媒），就如何建设平衡和谐、良性循环的中国媒介生态系统，提出若干构想与建议。

学者崔保国、张国良、支庭荣、王炎龙、许永、段京肃、单波等先后开展媒介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许多有见地、富有启示性的观点。童兵、李良荣、张力维、丁柏铨等国内知名学者在其著述中也均正式使用过“媒介生态”的概念。

目前关于媒介生态学的专著主要有：国内第一本传播生态学著作是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提出了媒介的“三系统”说，从3个层次上使用“传播生态”一词，即传播原生态、传播内生态、传播外生态，这3个层次分别对应大众传播的3个属性：组织属性、信息属性、社会属性，并提出了大众传播生态评估的若干指标。^[33]张国良的《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34]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观察我国最近20多年来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的变化，从中引出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思考。邵培仁的《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35]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媒介生态思想，试图建立媒介生态学体系的学术专著。此外，还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36]侯海涛的《中国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研究》^[37]等。

价值较大的代表性论文如下。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文章着重考察媒介生态学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说：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38]

张国良：《上海网络受众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抽样调查报告》，是对媒介生态的实证研究，媒介生态的研究开始与社会现实加以结合，并已日益趋多。

王炎龙：《网络环境下传媒生存状态与进化逻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专辑，2011），《共栖环境的生态重构——解读西部区域文化与电视产业》（电视研究，2002），《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电视研究，2005）。

许永：《优化媒体资源从认识媒介内生态开始》（新闻知识，2002）指出，媒介生态是指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媒体之间所形成的平衡结构，和整个媒体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为方便研究问题，我们把媒体间的竞争与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的内生态，而把媒体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动状态，称为媒介的外生态。媒体要想正常发展，必须建设好自己的生态环境。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首先应该从认识媒介的内生态开始。^[39]

段京肃：《追求人与媒介的完美结合：浅论媒介生态与媒介素养》，认为，媒介生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媒介素养，取决于媒介人的媒介素养，取决于社会的管理者的媒介素养。^[40]

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41]认为西方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

陈卫星：《试论史前媒介生态中非语言媒介的演变》，是将媒介生态学运用到媒介发展史研究的一个尝试。

阳海峰、赵平喜：《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新闻界，2009），以“媒介生态”为核心分析概念，指出它的资源观坚持而又丰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野。

台湾地区对媒介生态的研究早于大陆。中国台湾的夏春祥、臧国仁、苏钥机、洪平峰、陈世敏、钟蔚文等也对建构媒介生态理论进行了广泛探讨。夏春祥认为，传播生态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潮”或“一种方法”，媒介生态在台湾的研究，称为方法论取向，以传播为本，以生态为用。苏钥机认为，“媒介生态”既是一种研究方法，又是一个研究领域；生态作为理论方法，强调的是竞争、合作、更大范围的环境等概念；媒介则是其间各种大众传播工具可以作为单个有机体来看待的物质或领域，其观点称为“存在论”或“实体论”取向。1987年，臧国仁提出社会相对论，探讨传播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对传播媒介的影响。1992年，苏钥机从生态共栖与杂交角度探讨大众传播媒介互相存在与影响的现象。1994年，洪平峰的《电视生态学》则是应用媒介生态学的成果性著作，以生态科学的角度作为分析架构的理论基础，经由文献分析与实证调查，探讨台湾电视生态变迁。

以上关于媒介生态的这些理论的观点、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以及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拟态环境”理论、“主我客我”理论，以及新闻生产的“框架理论”等均为考察平衡报道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