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新闻报道形式改革

“文革”时期，单侧面报道盛行，新闻报道被简单地分为表扬报道和批评报道，在新闻采访和报道中，采用单一思维方式，记者只取自己所需的那个侧面，没有顾及其他侧面的报道，出现许多“假大空、高大全”的先进人物或事迹典型报道，新闻报道跟在政策后面跑，为做好批判运动服务，无法全面反映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种思维和报道方式危害严重，对当时的社会和人民群众危害惨重。

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惨痛教训，新闻界开始深刻反思单侧面报道的弊端。针对这些弊端，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必须尽快转变旧的思维方式，从封闭僵化型思维转向开放辩证型思维，从单一的平面型思维转向立体的系统型思维，从单向思维转向多向思维，从收敛求同型思维转向发散求异型思维等。^[55]思维方式的转换推动了报道形式的改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性报道、全息摄影式报道、立体化报道、深度报道等新的报道形式并付诸实践，力求新闻报道能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新闻事实，报道中的平衡意识也有所增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乘着新闻报道形式改革的东风，新闻报道视角从宏观上关注社会政治变革，到更加关注社会民生和普通人的生活，一批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报道脱颖而出，不再是简单地对社会现象褒贬扬抑，而是在对新闻事实的立体透视中揭露问题和矛盾。如《中国青年报》，1985年年底推出《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报道的笔触伸向青年厂长经理改革的启示，并关注起涌入深圳的30万临时工的状况；在企业改革矛盾最激烈的时期探讨企业家面临的种种制约，既研究被称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温州，也研究“私营经济在中国”，并不失时机地深入到西部贫困地区。1986年，《倾斜的金字塔》中质疑大学的教育权力和教育职能问题，当时被视为“不啻是扔到权力层叠、官僚密集的中国教育体制头上的一枚炸弹”。1987年6月24日至7月4日，有关大兴安岭火灾的3篇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率先突破救灾凯歌的固有模式，焦点对准天灾中的人祸。其后，《命运备忘录》披露首批MBA遭遇僵化的人才体制瓶颈；《谁来监督“监督者”》揭露山西潞城换届选举的“猫腻儿”，将甘肃武威市领导压制新闻监督、把印有批评报道的报纸回收销毁的丑行公之于众，跟踪报道河南新乡一位老教师被刑讯逼供致死的惨案，质疑当地公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