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考察

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中指出：“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阶级权利者的代言人。”^[4]国家政治体制决定着媒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因此，传媒机构的新闻报道必然受国家政治权利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掌控大量的新闻媒介，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或组织形成了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新闻媒介传播的思想和信息受制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利益，作为掌权者的国家或社会组织会对新闻报道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提出并制定新闻选择的标准和制度，新闻媒介不得侵害这一制度，否则必然会受到严格控制，处于统治地位的掌权者甚至会采取手段堵塞或禁止信息传播。因此，在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下，传媒机构的新闻报道需要和政治方向保持一致。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介政治化

在全球化的传播背景下，媒体与国家政治生态关系更为密切。John C．Merrill在《全球新闻业：典型问题和媒介系统》一书中，谈到国际媒介系统的政治化问题时，指出“全世界的国家正在媒体身上获得并行使越来越大的权力，政治化正在变成生活的现实。”^[5]在这种媒介政治化的背景下，各国媒体如何利用新闻报道发挥功能就昭然若揭。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媒体对本国利益维护已是老生常谈，国际传播视阈下的媒体政治化取向更是值得关注。

在一个国家之内，媒体有着多种存在价值如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监督政府或追求经济利润等，而在国际传播中，媒介被无形的意识形态笼罩，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成为首要任务。为了避免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破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目标，新闻媒介作为信息、文化、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成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盾牌或武器”。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人民日报》都曾明令指出：“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各类矛盾集中凸显，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客观形势异常严峻。我们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筑牢人民心中的长城，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6]

当涉及国与国的利益冲突时，媒体会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驱动下，媒体会使用特定的报道方式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进行报道，其中惯用的手段就是使用特定的报道框架，包括标题制作、新闻事实的选择，评论言论的倾向，等等，营造一定的国际舆论压力和特定的舆论氛围，维护本国利益同时遏制他国利益，这样不仅没有做到平衡报道，矛盾冲突更加突显。如美国在涉及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通常都会对负面新闻加以渲染，甚至扭曲报道以破坏中国的形象，很少进行全面、平衡的解读和报道。在他们的报道中，不使用“中国台湾”而使用“台湾：一个被中国视为叛逆的省份”；将法轮功称为“精神运动”而不是“邪教”；“西藏自治区”被报道称为“被中国占领的西藏”。^[7]

（二）国家政治环境对平衡报道的影响

1．对新闻机构的新闻审查和传播者的行政控制

在中国，虽然新闻报道理念和报道方式在不断地改变和演进，但新闻媒介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政治大环境下的新闻机构要求在新闻报道时必须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上，切实维护党、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由于新闻体制原因，具有政治属性的新闻媒体，在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影响下，只能充当“马前卒”的角色。不同时期，党和政府对新闻都有不同的管理措施，通过新闻政策和权利控制来约束新闻媒体和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从而把控新闻报道。在这种生态环境背景下，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平衡报道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显在或潜在的“新闻审查”、“建立记者黑名单”等现象历来存在，新闻报道不能有损于国家的形象或利益，否则将自食其果。如2010年5月，《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包月阳因曾签发轰动一时的《山西疫苗乱像调查》报道，被免职调岗。2010年6月，针对卫生部表示“要对极个别误导公众的媒体记者建黑名单”，一场沸沸扬扬的“记者黑名单”风波就此而起。

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利对新闻媒体及其报道的制约和控制不只是在中国存在。西方新闻媒介虽然肩扛的“新闻自由”大旗，但新闻选择也会按照有利于政治集团利益的价值标准执行。政治领域对新闻界的控制体现在多方面，官方通过各种渠道控制影响媒体，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检查制度等控制消息来源或者控制舆论引导。美国政府对媒体控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战争期间，如2003年美伊战争期间，军方的新闻检查非常严格，美军采取了著名的“记者团制度”。罗伯特·延森教授曾在媒体评论杂志《进步》上发表文章，对五角大楼制订的战地记者守则进行剖析指出：“美国媒体已经在伊拉克战争中沦为五角大楼的‘喉舌’，‘嵌入式’记者必须遵循的命令有：不能独自行动，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独立报道；记者一切采访必须纪录在案，这意味着下层官兵不敢吐露真情；美军官兵可以审查采访内容，有权以行动安全为由暂时停止记者向通讯社发送稿件，这意味着任何战地指挥官都可以随时修改记者的报道。”^[8]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这种“记者团制度”已经成为一项比较完善的新闻管制制度，在美军战争期间用来规范媒体行为。

确保新闻报道对象及各方的表达自由是实现平衡报道的前提条件之一。政府对媒体进行新闻审查、施压影响，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是媒体无法达到新闻平衡的因素之一。

2．信息传播过程的控制

在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控制，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引导舆论，以维护社会稳定。由于受到政治控制，信息往往不能自由流通，阻碍了平衡报道，而且一旦这种被控制的信息变成流言、谣言，通过非正常渠道传播，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反过来危害社会稳定。毋庸置疑，当政治权利制约无法平复社会舆论时，平衡报道又成为必由之路。然而在政治权利控制下，新闻得以平衡报道的空间和实现程度却不尽如人意。

（1）对事件“瞒、捂”导致媒体失语

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中。突发公共事件刚发生时，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第一反应往往是“瞒、捂”，阻挠和控制媒体记者的采访报道，实在捂不住之后才会选择性地公开，甚至出现许多谎报。如“松花江污染事件”，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监测发现成百吨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严重的水质污染和生态危机灾难。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在18日已经得到松花江被污染的信息，11月21日才以检修供水管道为由发布了第一份停水公告。国家环保总局23日向媒体正式发布官方通报，松花江受爆炸事故影响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而观察媒体的报道，11月14日至18日，媒体报道限于爆炸事件本身，没有相应的水污染信息报道；11月19日至21日，由于吉林省政府回避提供信息，媒体基本处于一片沉默期；11月22日至28日，停水公告引起各种猜疑和谣言，并引发市民恐慌，媒体报道逐渐转向关注停水公告事件并与爆炸事故联系起来；直到12月3日，官方公布了国家环保局相关官员引咎辞职，污染事件的各种信息才开始公开化。^[9]政府前期对信息公布的控制，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0]错失了11月15日至21日治理污染的最佳时期。

（2）通过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控制

政府利用政治权利对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控制，还表现在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上。最典型的莫过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在非典疫情前期的几个月中，政府封锁消息，媒体也一直保持沉默地无声配合；2月份政府公开疫情之后，媒体的“议程设置”存在明显的控制议题趋势，主要表现为：弱化“非典”议题，转移公众议题至伊拉克战争和两会报道；突出正面报道，削弱负面议题，集中篇幅讴歌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优秀事迹，许多报道甚至走向过分渲染和煽情的轨道；着力宣传疫情被控制，与实际的疫情蔓延情况不符。其中，政府对信息发布进行掌控，有选择地向公众隐瞒部分疫情，媒体对政府自觉依存式地配合，直至4月初外媒披露北京已经成了“非典”疫区。

“非典事件”之后，面对公共卫生或其他突发事件，政府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信息逐步公开，但是信息公开的阻碍仍大大存在，政府在信息发布中“拖”、“观望”等太极手法大量存在。其后的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政府对公众都有相当程度的隐瞒，以至造成事态的扩大。

（3）舆论调控

政府对新闻媒体的舆论控制是无时不在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怀特曾说：“在美国，如果新闻界还没有准备好公众的思想，那么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都不可能成功。”^[11]

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掌权者会控制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著名的美国新闻管制条例指出：“在未来战场上，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战场上的敌人。”美国不仅重视“硬实力”建设，而且非常重视进行舆论控制的“软实力”建设。2010年《今日美国报》披露，美国国防部曾斥资3亿美元以资助媒体公关公司在伊拉克等国家实施宣传攻势，控制当地舆论。对于有损国家形象和政府形象的报道，媒体会严格把控并及时遏制。美国资深记者霍华德·库尔茨在《操纵圈——克林顿新闻宣传机器内幕》一书中，揭露美国总统班子中的白宫新闻官员每日的工作就是对新闻做净化处理——擦掉丑闻痕迹、去除争议、弥补漏洞，只将政府清新、光明的一面展现给公众。^[12]在特殊时期，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政府还会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和手段来管控舆论的发展动向。如2009年“七五事件”后，因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并发现涉嫌犯罪活动者利用网络QQ群的管道动员传递犯罪活动讯息，新疆有关部门对互联网络实施管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的网际网络遭关闭长达10个月之久后，才逐步恢复正常开放。

（三）平衡报道与政治生态的相互作用

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出，平衡报道与政治体制、政府组织之间相互制衡、互为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利对新闻报道的控制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平衡报道的实现，反过来，平衡报道对国家政治组织具有民主监督以及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作用。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则是一起媒体坚持平衡报道，激发并且引导社会公共大讨论，最终推动政治变革的典型案例。自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的真相，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追踪报道，揭露了收容所的诸多黑幕，并且曝光揭露了一系列同一性质的恶性案件，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大讨论，公众在讨论中逐步认识到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暴力滥用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闻舆论，引起全国上下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事发后，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自当年8月1日起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可以说，没有平衡报道，就没有公众的理性讨论，就没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

2011年4月26日，因私设隐蔽工程，违规违法生产，黑龙江鸡西市滴道区桂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经调查发现，当地政府在事故中存在瞒报、不作为、装聋作哑甚至参与造假等行为。5月1日，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深入采访，首发矿难瞒报事件，并在新华视点刊发了《到底谁在瞒报？黑龙江鸡西滴道区矿难瞒报追踪》一文，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相关关领导批示严查严办。5月2日，黑龙江省通报了鸡西市桂发煤矿“4·26”瞒报事故情况，瞒报事件中相关官员和责任人均被免职、撤职。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也在2011年5月3日播出了《鸡西矿难：确有此事？！》。在这次鸡西矿难瞒报事故的揭露中，媒体的平衡报道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充分发挥对行政权力执行社会监督的职能。此外，在一系列的官员腐败如“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公务员出国考察门”等案件的揭露中，平衡报道也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推进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因此，从政治系统和平衡报道的关系来看，一方面新闻报道必然会受到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直接影响平衡报道的空间以及新闻平衡的实现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平衡报道反过来会影响政治生态环境发展中的决策、观念，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