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推动了媒介的形态发展变化,同时也带来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媒介竞争多种多样,既表现在媒介之间的竞争,如国内媒介与外国媒介、公营媒介与私营媒介,商业媒介与商业媒介之间等,又表现在不同介质形态的竞争,如同为传统媒体的报纸、电视及广播之间的竞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
(一)恶性竞争破坏媒介生态平衡
媒介之间竞争既有同质化竞争,也有盲目竞争,这些竞争集中在受众市场、广告市场、人才市场和发展战略等几个方面。伴随着网络化时代媒体间市场竞争的愈发激烈,一些媒体忽视新闻所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全然不顾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滥用所谓的“新闻自由”,一味迎合市场的需求。为了提高影响力,有些媒介甚至不择手段地获取新闻、打击对手,媒介间的恶性竞争使媒介形象整体受损,导致媒介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甚至触犯道德和法律。
如2011年7月10日,因为震惊世界的“窃听门事件”,已经出版了168年的畅销小报《世界新闻报》第8674期的封面以往期报纸封面图案为背景,以硕大的“多谢,再见”标题向读者说再见(图3-1)。《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案发多年,但以前多涉及娱乐明星等公众人物的私生活。2011年7月,接连曝出窃听绑架受害者、窃听阵亡英军家属以及伦敦地铁爆炸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属的手机等,顿时舆论一片哗然,以《世界新闻报》为代表的媒体却对窃听行为百般隐瞒和抵赖,甚至付给受害者“封口费”,顿时令其成为“全民公敌”而被迫关张。《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不仅“葬送”了百多年历史的小报,也再次让媒体的道德责任和职业伦理受到拷问。作为西方世界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默多克新闻集团是西方新闻行业的舵手和标杆。但当传媒集团成了商业财团,媒介竞争使得传媒机构的商业利益变得至高无上时,商业利益引领公共传媒,传媒机构冲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记者放弃职业和道德的底线,侵犯公众的隐私权和知情权,新闻“平衡”成为一种幻想,这种新闻观必然走向失败。
更为恶劣的是,《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行为其实并非“个案”,在英国“非法获取新闻线索”似乎已成为一些媒体的“普遍行为”和“潜规则”,窃听对象从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2011年7月11日英国媒体又曝出,传统严肃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窃听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太阳报》等媒体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也都参与了对布朗的窃听。诸如此类,在西方社会屡见不鲜,过去10年间英国《每日镜报》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今日美国报》等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都出现了众多新闻造假事件。
(二)中国媒体博弈中的失衡
目前,我国媒体总体上存在供给过剩的现象。有研究者指出,我国报业总体的发展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在各个城市媒体报业间的竞争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电视媒体间的“收视率大战”在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激烈进行,“广告大战”在城市电视台与省级电视台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新闻大战”在各都市台之间爆发,等等。媒体间竞争激烈,为了提升收视率或发行量,媒体在报道内容和形式上力求新、奇,一味迎合观众的品位,新闻报道中出现了许多诸如侵犯隐私、不当报道、伦理失范等现象。
此外,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的增多,媒体的影响力增大,然而在缺乏监管和法制不完善的中国媒介生态现状中,一些媒体新闻媒体的责任感缺失,并没有真正地成为“社会的良心”。媒体未能承担舆论监督、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的重要“软实力”作用,相反,各种失德的媒体开始层出不穷。
许多传统媒体在市场化的生存压力下,背弃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出现了众多故意炒作放大某些新闻事件、断章取义歪曲新闻事实以及为良莠不齐的企业鼓吹代言等恶劣现象,比如将含有微量二恶烷直接说成是“致癌”,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2011年7月14日,香港《壹周刊》报道称,霸王旗下中草药洗发露、首乌黑亮洗发露以及追风中草药洗发水,经过香港公证所化验后,均含有被美国列为致癌物质二烷。尽管经权威检测表明二烷含量未超标,符合中国质量安全要求,对人体无害,还了“霸王”洗发水一个清白。但是由此带来的品牌危机却是影响深远,20天的时间内,霸王股价下跌近三成,市值蒸发逾40亿港元。瑞银发布报告称,因危机事件,霸王产品销售额跌60%~90%。类似的事件还有圣元奶粉的“激素门”事件等。
尚处在发展和变动中的新兴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生存环境更为混乱和恶劣,“网络水军”横行,“五毛党”遍地,流言漫天散布、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频现,网络营销和“删负面贴”发展成为许多公关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演变并生成了媒介行业“潜规则”。如2010年2月份,广西烟草“日记门”局长韩峰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曾索贿15万用于给相关人员的删网费用。各种虚假新闻报道在网络媒体、传统媒体上屡见不鲜,众多假新闻和众多“门”事件背后,隐藏的是媒体为了无限膨胀的商业获益动机,这也正是助长媒体间恶性竞争和导致媒体报道失衡的原因。
图3-1 最后一期《世界新闻报》头版致读者:“谢谢,再见。”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竞争游戏都是“零和博弈”。所谓“零和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也就是说,竞争者此长彼消,胜者之所得加败者之所失等于零。博弈双方为了取得“双赢”的可能,就必须走向合作,这就是竞合。所有商家的最佳状态肯定是竞合、双赢。生活处处充满博弈,一切博弈皆有规则,传媒产业也是如此。对于媒介竞争来说,在新闻报道中努力创新,走差异化道路,促进媒介融合以取得更大发展乃是必由之路。
(三)媒介融合中的平衡报道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最早提出了“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本意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喻国明教授在《传媒经济学》中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趋同,以信息技术为中介,以卫星、电缆、计算机技术等为传输手段,数字技术改变了获得数据、现象和语言3种基本信息的时间、空间及成本,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了整合,不同形式的媒介彼此之间的互换性与互联性得到了加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23]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在2003年,将“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和新闻表达融合”归纳为美国存在的5种“媒介融合”的类型。广义的“媒介融合”包括媒介及其一切有关要素的结合、汇聚甚至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还包括媒介功能、传播手段、所有权、组织结构等要素的融合。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媒介形态的层出不穷,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逐步走向优势互补,相互借力发展,“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一个无处不在,影响巨大的现象。媒介融合是一个媒介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使得平衡报道在形式、内容上都有了进一步实现的可能。首先,媒介融合改变了新闻内容的生产模式和传播模式,跨媒体的新闻采编团队,新闻传播资源的整合,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新闻传播模式“融合新闻”。融合新闻将多种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整合进行,采用多媒体、多渠道的方式传播新闻。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渠道的汇流,新闻报道中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报道方式和传播载体,消息源渠道增多,新闻报道量大大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平衡报道的实现。
此外,媒介融合带了内容生产的全民化写作,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垄断信息传播与文化生产的时代。新闻报道主体由单一向多元拓展,受众从新闻消费者变成了新闻生产者,新闻报道的内容由全社会共同创造,不仅扩大媒体的报道面,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个人化观点的自由表达,多元的观点和意见在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中得以体现,进一步接近了新闻报道“平衡”。如2008年奥运会报道,很多媒体采取“全媒体战略”,设立网络直播室,滚动直播,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报道形式多种多样,草根记者发布很多独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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