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的平衡报道

“弱势群体”是指社会中的弱者群体，在财富、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或者无权、无势、无人脉关系、无投票权的人，在社会被标签化及歧视的社群，例如被称为失业和下岗工人、上访民众、农民与农民工、部分妇女老人儿童、更新人士、残障伤残儿、同性恋和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等。^[5]这一部分人群，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处于弱势，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语境中缺少话语表达平台。媒体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历来存在诸多问题，如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信息资源匮乏、缺失话语权、被歧视、“污名化”现象严重等。在新闻报道中通常只关注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个案，而忽略了对弱势群体这个普遍性人群的关注；利用大众对“弱势群体”的好奇心，恶意炒作，出现很多失实的报道；很多相关报道不够客观公正，而且缺乏人文关怀。

自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转变，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下，社会阶层分化日趋严重，社会鸿沟不断加深，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挑战，多元化利益表达需求日益凸显，在这种压力的背景下，弱势群体及其话语表达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

进入新时期，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逐步加快，全社会对弱势群体达到空前的关注和关怀，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自2003年以来，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报道就成为一大亮点，从“孙志刚收容致死案”、“女乞丐之死”，到聚焦“贫困生上大学”、“为农民工追讨工钱”等新闻事件中，各大媒体积极行动，报道规模宏大，报道媒体数量多，报道持续时间长，报道领域拓宽，报道深度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达到了新高。

案例九“女乞丐之死”

陕西农妇李文兰，家中遭火灾后，丈夫携两个子女回原籍四川了，她因生活所迫和思念离家的亲人，踏上寻亲之路，沦为流落他乡的乞丐。2003年5月6日晚，她在乞讨中与3个中学生发生口角，遭到3个少年长达2个多小时的暴打凌辱，在事发后，受害者李文兰拖着受伤的身体寻求帮助时，医生、派出所、基层干部以及周围群众竟表现出惊人的麻木，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最终导致女乞丐错失抢救良机而死亡。

新华社陕西分社的两位记者陶明、梁娟追踪采访了近2个月，2003年8月5日发表深度报道《乞丐之死 社会之痛》，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全国多家报纸采用。事件曝光后，麻木、泯灭人性的悲剧，引发全社会的深刻反思。人们在谴责和反思事件本身的同时，呼吁从加强学校和社会教育、强化法治、改善干部作风和完善救助机制等多方面入手，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诸如此类的新闻事件，不断涌现令人震惊，反复刺激着公众的敏感神经。如2009年农民工“开胸验肺”，2010年“富士康跳楼事件”等，由于制度的内在缺陷无法化解这些矛盾冲突，新闻媒介被推到了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的最前沿，各大媒体开始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力度，为他们提供话语表达平台。

有研究者将《南方周末》2009年全年报刊作为样本研究，研究了弱势群体报道的现状。研究发现，《南方周末》2009年共有相关报道106篇，平均每月8～9篇相关报道，报道最多的月份达到18篇之多，关注度很高（表4－2）。

表4－2　《南方周末》2009年全年关于弱势群体报道数量^[6]

在关注的对象上，对于不同的群体几乎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农民与农民工群体、灾民难民、病残群体是关注度较高的群体，此外，对于儿童、流动商贩、同性恋、代课老师、少女妈妈等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关注。

在报道内容上，虽然有很多文章都是批评性报道，但是这类报道绝非一边倒，一般会最大程度还原事实的真相。比如《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一文，一方面对于杨元元的死给予了同情，动员社会关心贫困生；另一方面，也通过对杨元元自身问题、生活状况以及她的母亲进行全面剖析，立体化地把死因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行反思以避免受到更多的伤害（表4－3）。

表4－3　《南方周末》关于弱势群体报道的关注对象^[7]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因其公开性与平等性等优势，给“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发表言论的平台，也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促进了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平衡报道。如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最初由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引发，帖子引发了数十万的点击率，后被媒体追踪报道。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也是因为2007年3月初，一张名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网络图片被西方各大媒体转载，一经媒体曝光，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时至今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弱势群体寻求话语表达的主要渠道，平衡报道空间和作用更加突显。如宜黄拆迁自焚案中钟如九姐妹借助手机发布微博向外界求救，进行现场微博直播，引发了全国网友关注。山西尘肺病矿工钟光伟利用手机发布70多条微博维权，小小的微博改变了他的命运。

总体上来说，平衡报道在当代中国的媒介新闻报道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地运用，但是新闻报道中的平衡和失衡兼而有之，如争议性报道中二元设置框架、对立冲突框架的“伪平衡”；司法案件报道中的“媒介审判”，以及国际报道、社会新闻、弱势群体报道中的各种失衡表现。值得可喜的是，在社会的发展中，新闻报道的“平衡”愈来愈受到媒体及其传播者的重视，新媒体极大促进了平衡报道的在中国的新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