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传播学报》看中国传播研究

从《亚洲传播学报》看中国传播研究_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

郝晓鸣温乃楠

【内容提要】尽管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猛，但以实证、量化的方式系统地研究归纳中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文章却不多见。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收录在《亚洲传播学报》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研究，考察的方面包括研究主题、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作者构成和资助情况。本研究发现，从《亚洲传播学报》发表的文章来看，中国传播学研究所关注的课题相对单一，在应用理论范式和遵守学术规范方面尚有不足，对于主要研究方法的应用也不够均衡，多数研究依赖定量方法，并且多数研究没有获得经费支持。但值得欣喜的一点是，越来越多的具有亚洲背景的、来自亚洲学术科研机构的学者为中国传播研究作出了不懈努力。研究结果为解读中国传播研究发展现状及特色提供了重要数据。

【关键词】中国传播研究;内容分析;亚洲传播学报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以来，“中国崛起”更为世界所关注。稳定繁荣的经济政治大环境，为中国的传播学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新闻传播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和态势是非常可观的。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始于1918年10月，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这比德国和美国晚了20多年。相比之下，传播学的历史则更短，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80年代初，经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新闻传播类专业点仅十数个^[1]。截至2008年，这一数字已超过800个^[2]。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传播学为专业在国内外深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学成之后致力于中国的传播学教育，成为本学科的研究骨干。可以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已展开一个全新的纪元。

尽管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发展迅猛，但以实证、量化的方式系统地研究归纳中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文章却不多见。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采用后设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简要考察了美国本土的亚洲传媒研究(如Sin，Ho＆So，2000)。另有几篇论文考察了亚洲传播在某些具体领域里的研究，如广告学研究、新媒体与政治传播等(如Cheng＆Kim，2010;Lo＆Wei，2010)。然而，鲜有专门考察中国传播学研究状况的文章。

本文以《亚洲传播学报》为例，对2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在这家亚洲顶级传播研究刊物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以期了解以英文发表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传播的。《亚洲传播学报》创始于1990年，是亚洲传播学研究的一本旗舰性学术刊物。它隶属于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亚洲传播学报》集中关注亚太地区及世界各地亚洲民族聚居区的传播系统与传播过程，采取双盲审的审稿机制，是亚洲唯一被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传播学刊物。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收录在《亚洲传播学报》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研究，从这本刊物所发表的论文管窥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状况。

文献综述

趋势研究(trend study)一般用来考察研究模式、变化及走向，多采用后设分析法(meta-analysis)。在传播学领域里，有关研究趋势的后设分析文献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见Aulakh＆Kotabe，1993;Cho＆Khang，2006;Hickson，Turner＆Bodon，2003)。

1.研究主题

传播学是一个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多样性的学科。它的研究范畴广泛，涉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象，亦因此而产生了多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如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婚姻传播等(Castells，2000;Cho，Byun＆Sung，2003;McChesney，1996; Swanson，1993)。

在亚洲传播研究领域，郝晓鸣(2010)近期对《亚洲传播学报》在过去20年中发表的论文进行了一次内容分析。结果显示，亚洲传播研究主题范围相对狭窄，主要集中于政治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新闻学研究，其他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中国，黄旦等人(2005)对2002年之前的传播学译著进行了统计分析，按传播类型分，1984—1992年期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通论的数量分别是4、0、10、3，1997—2002年期间则为1、2、17、17，而1993—1996年则是一个断层期，没有一本传播学的译著出版。徐协和朱瑶(2009)对于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四份传播学期刊(《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在1990至1997年间发表的所有文章进行了内容分析。他们依据传播学教材的框架设计，将研究主题划分为“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媒介与技术”、“受众与传播效果”、“传播类型与内容”、“学科与学派研究”、“传播体制”与其他。研究显示，在所调查的八年时间里，上述四本刊物共发表了3 692篇文章。其中，“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与“媒介与技术”两方面的研究占了最大比重(各占22．3%和21．0%)，对于传播体制的研究相对较少，仅占总数的9．3%。王海龙和沈翠婷(2010)在对新闻传播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研究中则采用了不同的主题划分标准。他们发现，在2000—2009这十年间共301个立项项目中，有关新闻理论部分的立项最多，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其次是传播理论与实务、新闻实务、出版、新闻史方面的项目。相对而言，广告方面的立项最为薄弱，仅有8项，不到总数的3%。吴飞和丁志远(2010)参考了CSSCI和期刊学术实力测量两项数据，选取了新闻学科排名前五位的刊物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传播教育研究受到的关注最少，在900多篇文章中仅有区区6篇，受众研究和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对传播学者最具吸引力，二者总合约为200篇。

根据以上综述，我们在此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来考察中国传播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研究问题一:中国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2.理论范式

科学研究是一个提出理论、验证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Lustig在1986年为“理论”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理论是能够系统地展示现象、阐释现象并预测现象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命题，而理论范式是用以展示与某一研究课题相关的理论与概念的。所谓科学研究，不仅要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也应同时遵循一定的科学标准与操作步骤，尽量减小研究误差。Wimmer和Dominick(2006)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应遵守如下步骤——选择研究课题，进行文献综述，提出研究问题或假设，确定适当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发现，展示结果。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理论范式在国外核心期刊中的应用情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在定性研究中(Cooper，Potter＆Dupagne，1994;Fink＆Gantz，1996;Kamhawi＆Weaver，2003;Riffe＆Freitag，1997)。然而，Trumbo(2004)和Potter与Riddle(2007)的研究表明，应用理论的研究在近年来一直呈增长趋势。在亚洲，传播学研究的整体趋势与西方基本相同，即理论基础不足(见Lo，2006;Sin，Ho＆So，2000)，但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已有所改观。例如，Tran(2007)发现有理论指导的研究在1990—1995年期间占研究总数的26．7%，至1996—2000年间增长到了42．2%，到了2001—2006年已增加到48．6%。但Tran(2007)的研究同时发现，亚洲传播研究仍然主要依赖西方理论，比如，亚洲传播研究中有42%的研究应用的是美国的传播理论框架，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对于本土传播系统的描述研究和比较研究。

与此同时，也有传播学者指出，构筑在真正的亚洲视野基础上、具有亚洲特色的传播理论才是对亚洲的研究最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的，他们也一直在努力尝试将佛教、儒教、道教、印度教的哲理引入到传播学研究中(如Gunaratne，2005;Wang＆Kuo，2010)。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借以考察亚洲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应用与学术规范情况。

研究问题二:《亚洲传播学报》发表的文章是否有理论基础?是否进行了文献综述?是否提出了研究问题或者假设?是否引用了文献?

3.研究方法

Fink和Gantz(1996)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类——定量方法、定性方法、批判方法。定量方法一般对客观传播现象进行测量统计，着重观察数量、频率、程度、价值等，以获得概率模型(Keyton，2006)。定性方法在分析人类传播的方式与内容的时候，则不采用数学统计的方法(Lindlof＆Taylor，2002)。定量和定性方法可以统称为经验学派，主要围绕着“怎样传播”、“传播什么”、“如何有效传播”之类问题开展研究工作。经验学派学者致力于寻求传播活动自身的规律，最终的落脚点是在微观上对传播效果和受众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加直接、有效地服务于实践。与经验学派相对的是批判学派。批判学派重点研究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传播体制，以及在宏观上对传播者和传播与社会结构要素的关系进行研究(Bochner，1985; Littlejohn，1992)。批判学派的落脚点在传播意义上，强调哲学思辨，重点研究使传播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不仅是定性的，更带有评价与批判的性质。

尽管学界中有关定量与定性孰是孰非的辩论从未停止过(见Bryman，1984)，但应用定量方法的研究似乎略占上风。例如，Kamhawi和Weaver(2003)的研究发现，定量研究从70年代的58%上涨到90年代的70%，而同期定性研究却从31%减少到27%。Trumbo(2004)对八本核心期刊在1990—2000年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有57篇论文运用了定量的方法，而使用定性方法的论文有41篇。亚洲传播研究在方法选择上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其中，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是最常用的方法(Graber＆Smith，2005;Kim＆Kwon，2009;Tran，2007;Wang＆Tseng，1993)。

中国本土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使用结构相对单一。沈翠婷和王海龙(2010)从《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和《当代传播》三份期刊中抽取了290篇在2005年至2009年之间发表的论文并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表明，使用定性方法的文章占了总数的85．2%，使用定量方法的文章占13．1%，同时使用两种方法的文章仅占1%。主要使用的定性方法有参与观察(69．3%)、案例研究和解释性研究(8．6%)和历史批判法(8．6%)。主要使用的定量方法有内容分析(9%)和问卷调查(4．8%)，应用实验法的文章仅占1%。徐协和朱瑶(2009)对于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四份传播学期刊进行的内容分析显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介绍与说明(对国外传播理论和学科知识的介绍等);思辨研究(对理论的分析、阐释，文本分析等);经验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内容分析、控制实验等实证研究的方法)。其中，以思辨研究为主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55%)，介绍与说明为主的占了33．3%，而以经验研究为主的仅为11．7%。因此，为了考察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趋势走向，我们提出了第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亚洲传播学报》中发表的中国传播学研究文章主要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

4.作者构成及研究基金

考量作者构成和基金来源对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有极强的参考价值(Barry，1990;Clark，1995;Ha＆Pratt，2000;Kamhawi＆Weaver，2003)。过去的研究表明，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主要来自美国学者。例如，Lauf(2005)发现SSCI收录的传播学刊物中三分之二的文章是美国学者的作品。即使在亚洲传播研究领域也存在相似的趋势。比如，Cheng和Kim(2010)的研究发现，在亚洲广告研究方面，北美学者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文章(53．3%)。Lo和Wei(2010)也发现，51．6%的亚洲新媒体和政治传播研究来自美国学者或是同美国学者联合进行的。于是，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第四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四:《亚洲传播学报》上发表的文章的作者是何种族?他们隶属的研究机构在哪里?

多年来，传播学研究获得的基金资助一直不多(Weaver＆Gray，1979;Zhu＆Swiencicki，1995;Kamhawi＆Weaver，2003)，这一现状与传播学广阔的学科延展性，大众传播的发展速度和科技含量，以及传播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Kamhawi和Weaver(2003)的研究发现，获得资助的传播学研究由80年代早期的36．2%下降到90年代的23．8%，这些研究资金主要来自大学。为了考察中国传播学研究获得的资助情况，我们提出第五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五:《亚洲传播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获得项目资助的情况是怎样的?

本文的目的是要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在1990—2010年期间收录在《亚洲传播学报》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描述和分析。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中国传播研究发展的一个侧面(以英文为语言媒介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为未来中国传播研究发展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研究方法

为解决上述五个研究问题，我们对《亚洲传播学报》的文献进行了内容分析。我们之所以选择内容分析法，是因为它可以客观地、系统地、量化地描述传播内容(Berelson，1952)。我们的样本涵盖了《亚洲传播学报》从1990年创刊第1期至2010年3月第20卷第1期中所有有关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传播的研究论文，不包括序言、书评和社论。最终的样本共有100篇文章。我们对每篇文章，根据研究主题、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作者构成和资助情况进行了编码，解释如下。

1.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包括12类——政治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健康传播、新闻学、社会文化传播、传播法规与政策、传播与科技、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传播哲学、青少年与媒介、发展传播及其他。

2.理论范式

我们考察了这100篇论文是否建立了理论框架，是否对所属领域进行了文献综述，是否提出了研究问题和假设，是否引用了参考文献。

3.研究方法

首先将每篇论文按照定量、定性或批判方法进行分类。定量方法具体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实验，定性方法则由访谈、焦点小组、案例分析和参与观察组成。

4.作者构成和资助

我们记录了论文作者是亚洲人或西方人，他们所隶属的学术机构是亚洲机构还是西方机构，他们是否有博士学位，他们的研究是否获得了资助。

研究结果

《亚洲传播学报》在过去20年时间里共发表了304篇与亚洲相关的文章。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亚洲传播学报》对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传播问题关注最多，有100篇之多，约占总数的30%。《亚洲传播学报》在1990—1999年期间共发表了44篇中国传播研究方面的论文，在2000—2010年期间则发表了56篇，略有增长。在这100篇文章中，有关中国大陆的论文占39%，有关香港的论文占31%，有关台湾地区的占29%，另有一篇主要研究澳门地区的健康传播。

第一个研究问题考察中国的传播研究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议题。如表1所示，最受关注的议题是公共关系和广告(20%)，其次是政治传播(17%)、大众传播(11%)和新闻学(10%)。相对冷门的研究主题包括健康传播(1%)、传播与科技(1%)和组织传播(2%)。如表2所示，港澳台地区的政治传播研究多于大陆(χ2=13．24，df=1，p＜．001)。

表1　研究主题按年限分布(1990—2010)

续表

表2　研究主题按地区分布

第二个研究问题关注的是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应用与学术规范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理论研究较少，仅占总数的36%，其余的64%没有应用理论框架。在学术规范方面，多数论文没有提出研究问题(65%)和假设(73%)，但多数文章做了文献综述(82%)并引用了超过20条的参考文献(77%)。在应用理论方面，大陆的传播研究和港澳台地区的传播研究没有显著差异(见表4)。

表3　理论范式与学术规范按年限分布

续表

表4　理论范式与学术规范按地区分布

第三个研究问题所要揭示的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与使用。如表5所示，64%的文章采用了定量方法，27%采用了定性方法，用批判方法研究中国传播的文章仅占1%，另有8%的论文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大陆和研究港澳台地区的传播论文都更加倾向运用定量的方法。但是，比较而言，定性方法在研究大陆传播的论文中较少被采用(15．4%)，而在研究港澳台地区的论文中采用较多(34．4%，χ2=8．33，df=1，p＜．01)。具体来说，研究大陆传播的论文最多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法(41%)，而研究港澳台地区的论文更多采用问卷调查法(27．9%)。问卷调查法在港澳台地区的传播研究中(27．9%)比在大陆传播研究中(17．9%)更经常使用(χ2=4．17，df=1，p＜．05)。案例分析法在港澳台地区的传播研究中(26．2%)也比在大陆传播研究中(12．8%)更经常使用(χ2=5．76，df=1，p＜．05)。

表5　研究方法按年限分布

表6　研究方法按地区分布

续表

第四个和第五个研究问题考察的是中国传播研究的作者构成及科研资助情况。在《亚洲传播学报》上发表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学者大多数具有亚洲背景(83%)，不到半数来自亚洲的学术研究机构(47%)。越来越多的来自亚洲学术机构的学者在《亚洲传播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传播方面的论文，这一数字从1990—1999年间的36．4%上涨到了2000—2010年间的55．4%(χ2=4．79，df=1，p＜．05)。然而，90%的文章没有提到资助情况。

表7　作者构成及研究资助按年限分布

讨论与局限

本研究对《亚洲传播学报》在过去20年间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内容分析，用量化的方法系统地描述了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现状。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几点有趣的现象，值得深思。

第一，从《亚洲传播学报》发表的文章来看，中国传播研究所关注的课题还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公共关系和广告、政治传播和大众传播方面，对于健康传播、科技传播和组织传播关注程度较低。上述结果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研究趋势:一方面，与社会生活变革相关的领域出现较早。比如，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社会的拓展与普及，与媒体相关的研究几乎全面展开，如广告研究。另一方面，与公共利益相关及需要其他行业专业知识辅助的领域则出现较晚。比如，健康传播、科技传播和组织传播等跨学科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又兼具跨学科性质，因此，这些学科在中国发展缓慢，研究成果较少。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港澳台地区的研究范围比大陆的研究相对广泛一点。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学研究不仅关注时政，在挑战新领域方面也颇具前瞻性，比如，一些在大陆鲜有涉及的领域，如健康传播、科技传播等，在港澳台地区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虽数量有限，但毕竟是有益的尝试。

第二，从《亚洲传播学报》发表的文章来看，大陆传播研究目前仍缺乏理论范式的指导，港澳台地区的传播研究在这方面也没有优势。尽管应用理论范式的文章在近十年略有增长(从第一个十年的31．8%增加到近十年的39．3%)，但这种增长并不显著，与整个亚洲传播学研究相比(从第一个十年的30．3%增加到近十年的52．2%，见郝晓鸣，2010)，并无明显进步。陈韬文(2008)指出，对传播理论贡献的大小是衡量传播研究质量的重要指标，对分析和预测传播与社会关系愈是有效的概念、学说和系统知识，其理论意义愈大。中国的传播学者大多选择从政策的角度集中诠释热门传播现象，或者以评论的方式提出个人见解，又或者为业界营运和管理出谋献策，尽管资料可观，但实证研究意识相对较弱，若想在这些研究中提炼出中国独一无二的理论范式，累积成为知识体系，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海外的有关中国的传播研究也呈现出类似的理论根基不牢的状态。并且，尽管这些研究对文献做出了较为详尽的综论，也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但却没有明确地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学术规范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发现，就《亚洲传播学报》发表的文章来看，中国的传播研究多依赖定量方法。我们得出的这个结果与国内研究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比如，沈翠婷和王海龙(2010)在研究中发现，大陆传播学刊物发表的论文，使用定性方法的偏多，占85%以上，最常用的定性方法是参与观察，占研究总数的69%以上。本次研究得出的结果之所以与此相反，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两个研究的样本来源不同。尽管《亚洲传播学报》主要刊登亚洲传播方面的文章，但从本质上来讲，它仍是一本国际刊物，它的读者来自全球，向其投稿的作者也来自世界各地，跟随国际学术潮流而动，似乎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而在国际学界，目前的趋势仍然是定量方法比定性方法应用得更加广泛一点。因此，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港澳台地区的研究对主要方法的应用比较均衡，如问卷调查占27.9%，案例分析占26．2%，内容分析占24．6%。相比较而言，大陆传播学研究更偏重使用一种方法，即内容分析法(41%)。尽管定量与定性研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法，定量与定性研究学者对社会生活的假设、研究目标、研究策略、资料搜集方法、分析方法都不尽相同，但它们彼此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只重视某一种方法的应用而忽略了其他方法，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第四，通过对《亚洲传播学报》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在海外从事中国传播研究的学者主要是那些具有中国或至少亚洲背景的，来自亚洲学术科研机构并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尽管有研究显示，一些研究领域仍然被来自北美的学者所垄断，如新媒体、广告、政治传播(Cheng＆Kim，2010;Lo＆Wei，2010)，但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不仅《亚洲传播学报》的作者主要来自亚洲，而且正在有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学术科研机构的作者在《亚洲传播学报》上发表文章。令我们深感不安的一个事实是，90%的中国传播研究没有获得经费支持，从一种意义上说，这表明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即使是在大陆境外所获得的资助也是非常有限的。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项研究的结果虽然显示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研究对理论的建树，特别是对从本土传播实践出发探讨发展传播理论方面有很大贡献。这100篇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论文中，鲜有探讨全新理论的文章。虽然这些研究都立足本土，但绝大多数应用理论框架的文章都是在验证一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理论，如“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新闻框架理论”(news framing)、“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等，而验证结果基本上都是支持这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理论。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项无法证实某一理论的研究是很难的，找不到支持一个理论的依据本身并不足以下结论推翻或挑战这一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在《亚洲传播学报》发表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学者大多在过去20年间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的传播院校毕业。这批人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围绕验证和改进现有理论展开的。这样的研究在帮助本土研究系统化和检验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实用性方面无疑是有益的，在一定意义上为提高本土研究的规范化和丰富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作出了贡献。但时至今日，继续大量进行这样的研究意义已经不大了。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在重复地验证同一理论，或使用同一理论解释不尽相同但又大同小异的各类现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研究对传播理论的发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对落后于西方的亚洲传播研究更是如此。但可悲的是，这样的稿件却占了《亚洲传播学报》所收到的稿件的绝大多数。

理论探讨的最终目的是寻找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当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寻找这样的法则似乎不切实际，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用同一理论解释看起来类似但却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影响的同一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从西方归来或仍在西方研究中国传播现状的学者们有必要跳出以往的研究模式，在研究中国的传播现象时更有创造性地进行理论探讨。或许，我们应该更加向西方学者学习如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出和探讨新的理论，而不是过多着眼于现有理论的应用和论证。

由于本次研究只选取了《亚洲传播学报》中发表的文章作为样本，没有包括其他海外期刊和国内期刊，所以，研究结果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传播研究总体。另外，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体会到，以往文献对于研究主题的划分还未达成一致，因此，本次研究在现有分类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定论，若分类标准不同，结果可能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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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1983年5月前有14个。

[2]Jiang Fei，speech 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December 15，2009，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