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辉 魏永康
“朝那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1]该鼎的得名与闻名和其器身所镌刻铭文“朝那”有关，有观点认为“朝那（音珠诺），又名戎那邑，是先秦时期西戎地区的一个地名与部族名称。”[2]目前，学界对该鼎的铭文释读，铭文所含“朝那”“乌氏”地名等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但对于该铜鼎的来源、断代和铭文的释读，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著录。这一问题看似不太重要，其实是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本文在系统梳理该问题的基础上，以铜鼎所刻铭文内容为视角来考察秦汉度量衡容器的检校制度。
一、朝那鼎相关著录信息的抵牾
文物的基本信息对文物本身的价值较为重要。目前，各种公开发行的资料中，关于“朝那鼎”的出土信息、器物特征、铭文释读等记录不尽一致。但只有经过比较排除抵牾，从各个侧面吸收信息，才能使该文物的信息更加准确和完善，这也是本节的出发点所在，下文将根据相关信息进行归纳梳理。
（一）出土信息
关于该鼎的来源，大多数信息显示为“出土”，如《宁夏百科全书》《宁夏年鉴》《固原地区志》等具有权威性、官方性质的资料，原记录分别为：“1979年在此出土西汉文物朝那鼎”[3]；“1979年，彭阳县古城镇出土了一尊铜鼎”[4]；“朝那鼎（西汉）1979年彭阳县古城乡出土”[5]。《彭阳县文物志》的信息更为具体：“1979年出土于今古城镇古城村”。[6]尽管上述资料在具体地名称谓上有所出入，这应该与不同记录所处时代的行政区划关系变化有关，但都认为是“出土”。
不过还有一种记载却为“征集”，《宁夏百科全书》所录“朝那铭铜鼎”条记载为“征集品”。[7]而且有的说法所描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等更为详尽：
1977年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今彭阳县古城镇古城村）农民郑月莲在故朝那县遗址城墙外山麓旁修挖水渠，当开挖到60～70厘米处时，遇到一硬物，她以为这又是一块砖石，便使劲地向下挖，却未能挖动。只好沿着硬物外缘往下挖，不料却挖出了一尊立着的无盖铜鼎，鼎口压着一块砖。她以为这是一只普通的香炉，收工后便将其带回了家。当时在古城公社工作的她的丈夫刘世富下班回家，将铜鼎仔细端详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个啥东西。由于他不认识铜鼎腹部雕刻的文字，便随手将其搁置在一边。1979年，刘世富与韩孔乐（固原县文物站站长）说起铜鼎。韩孔乐一睹铜鼎，认为是件珍贵的文物，就收藏于固原县文物站（今固原县博物馆）。[8]
通过上述纷繁错杂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初步判断该鼎为征集文物。尽管“出土”在此处可能被广泛地理解为从地下挖掘出来的物品，但用在文物上面，特别是还有与之相对应的词“征集”的存在，使用“出土”一词显然不太准确。所谓出土文物，应该是正式的科学考古所发现的古物。至于该鼎的发现与征集的具体信息，还以固原博物馆关于该鼎的原始档案为据。此外，《固原历史文物》却记载为“于1982年在彭阳县古城乡出土”。从《文物》杂志1982年12月发布的《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一文所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9]，这个记载显然有误。
（二）基本信息
关于“朝那鼎”的基本信息，不同的资料所载亦略有不同。如《固原历史文物》载：
通高23厘米，口径17.5厘米，腹径9.7厘米，腹深13.2厘米，耳高7厘米。鼎身子母1∶1，方形附耳，鼓腹圆底，三蹄形足，腹中部饰有一道凸棱。[10]
《固原地区志》记录为：
重2900克。高23厘米，口径17.5厘米，耳高7厘米，腹径23.5厘米，腹深13.2厘米，足高9.2厘米。[11]
《宁夏百科全书》所录：
口径17.5厘米，腹径23.5厘米，通高23厘米。[12]
《固原风物志》载：
通高23厘米、口径17.5厘米、附立耳高7厘米、腹径23.5厘米、腹深13.2厘米。素面敛口，耳下腹部一凸弦纹，三马蹄足，高9.2厘米，重量为2900克，容积为4200毫升。[13]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版本对器物信息的记载有所偏差，最为突出的便是《固原历史文物》载朝那鼎腹径9.7厘米，而其他记录均为23.5厘米。这个误差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根据大多数的记录来看，恐怕23.5厘米是较为准确的信息。而关于其他部分信息的不同，我们可以理解为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通过上述信息的对比和相互参照，基本上可以较为详细地获知“朝那鼎”的基本信息。
（三）铭文释读
该鼎的得名与闻名与其器身所镌刻铭文有关，关于阴刻铭文，不同的记载也不尽相同，如《固原地区志》所载朝那鼎腹部铭文“第二十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14]这应是以1982年最早在《文物》杂志所刊发的铭文信息为据[15]，此后徐正考的《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也仅收录此内容。④其实，铜鼎腹中部凸棱上部阴刻有三段文字，如：
1.《固原地区史志资料》所录铭文三段：
平一斗三升乌氏。
入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器。
第廿有五年朝那容二斗重十二斤四两。[16]
2.《宁夏百科全书》所录刻铭文：
阴线浅刻：平，二斗一升，乌氏”，竖行，四排，左旋。
阴线浅刻：入。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亦为竖行，四排，左旋。
阴线深刻：第廿有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17]
3.《固原风物志》所收入铭文：
第一段：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
第二段：今（？）二斗一升，乌氏。
第三段：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18]
4.《固原历史文物》所录：
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
今（？）二斗一升，乌氏；
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19]
5.《朝那鼎铭文释》：
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一二斗一升，重十二斤四两。
今二斗二升，乌氏。
今二斗二升，十一斤十五两。[20]
图1 朝那鼎铭文（局部）
上文较为全面地搜集了关于朝那鼎铭文释读的各种版本。这三段铭文字体不相一致，可以认为是分三次刻成的。由于公开发表的时间不同，各种资料的侧重点也不同，可能导致铭文的完整性和个别文字释读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把“平”“入”释读为“今（？）”——“今”的过程，反映了释文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若从字形来看，释读为“今”是应该能成立的。此外，从铭文的不同排序来看，可能也反映了研究者们不同的认识和视角。如材料1和材料2的释文顺序，反映出来两个方面，一是排序的先后可能反映了铭文的镌刻时间，由此引申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先出现在乌氏，后出现在朝那。我们从铭文字体的深浅和字形来看，阴刻“朝那”一段铭文的时间应最早。因此，关于铭文的排序和释读，本文以材料5为据。
二、朝那鼎的基本特征与断代
由上可知，以往著录资料的基本信息只是简单的数据测量。学界也据此进行了断代分析，如第一种观点为《宁夏百科全书》所录“朝那铭铜鼎”条的“战国秦鼎”说[21]，第二种观点认为是西汉初年。尽管第一种观点不是主流，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旅游文化编纂委员会所编纂的大辞典，在两个不同版本中均持此说[22]，这会对非专业人士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第二种观点中，具体而言也有不同的认识，如认为铭文所提到的“五年”应是铸鼎的时间 [23]；也有人认为是汉初全国统一铸造，不超过高祖五年；还有意见认为铭文中之“廿九”是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十九年，铭文之“五年”是汉武帝的元鼎五年，元鼎五年（前112年）正是汉武帝即位之二十九年，这件铭文铜鼎是西汉时期的铜鼎。[24]但由于以往的信息中对器形特征的描述过于简略，缺乏直接的证据支持断代，因此，我们只能从器物本身的基本特征出发进行综合分析。
从上面的图片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该鼎的基本特征为：子母敛口、扁圆形、圜底、双附耳、兽蹄足、耳足不重合、方形附耳、腹部凸棱。子母敛口说明该鼎原来有盖，只是盖未被发现而已。从出土文物来看，先秦时期的圆鼎更多地作为礼器，器盖则不必，而秦汉之际的三足圆鼎逐渐趋向于实用性质，多带盖。鼎足短而粗，使得鼎的受热面积相对较小，并不是成熟的烹煮器。关于秦汉容器的断代，有学者根据墓葬年代及出土特征，认为秦至汉初铜鼎的主要形制：“体多为扁圆形，圜底、双附耳、三蹄形足，盖上有三钮，通高一般在14至21厘米”。[25]此外，耳足不重合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足上，西汉早期的足较粗短，年代越晚足越瘦长，铜鼎腹部凸棱的时代越晚外凸部分越宽大，铭文一般也为模铸而成。[26]在了解上述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和秦汉时期的出土器物进行比较，这样会更直观。
图2 半斗鼎（秦）
图3 昆阳乘舆鼎（西汉中期）
图4 永始三年乘舆鼎（西汉中期）
图片从左到右的顺序：
1. 半斗鼎（秦），高 19 厘米，腹径 24.5 厘米。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咸阳市博物馆藏。
2. 昆阳乘舆鼎（西汉中期），高 40.2 厘米，口径 32 厘米。1961 年陕西西安高窑村出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
3. 永始三年乘舆鼎（西汉中期），高 22.1 厘米，宽 27.5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可以看到朝那鼎与图1的器形非常接近，而与图2、图3则在风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若仅从器形特征来看，可以初步判定为秦或西汉初年。要具体的话，铭文中的数字信息则较为关键。前文提到的铭文中的“第廿九”被认为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十九年的观点显然不准确，这应该是铸造铜鼎的编号，因为类似铭文多见于秦汉铜鼎，如“蓝田鼎”：第五十七，蓝田共，容一斗二升，重八斤八两，卌八。[27]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是该鼎为当时全国统一铸造的第29尊鼎，但铭文中明确有“朝那”地名，显然解读为全国统一铸造编号的说法也不恰当。关于“五年”，若该鼎符合汉初的普遍规则，即该铭文是铸造时模铸而成的话，那么将之视为该鼎的铸造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从皇帝在位时间来看，也可以排除是秦朝的器物，至于是汉高祖“五年”，还是汉武帝元鼎“五年”，则无从判断。我们只能在综合上述信息的基础上，大致断定是西汉初年。
该鼎铭文的内容除了地名的争议外，还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容量和重量的变迁。尽管我们无法判断该鼎的最初功能，但至少其附带的一个功用就是作为容器。青铜鼎作为容器在秦及汉初也是常见的现象，但汉鼎上一般会刻有器物制作年份、地点、容量、重量、监造者、制造者等铭文，也就是所谓的“物勒工名”。如：
汝南郡。第卅。（盖）汝南郡铜鼎，容六斗，并重八斤三两。永平十三年，工李□造，守裔夫□、令□、左尉守、丞相省。（器）（《秦汉金文录》卷一·汝南鼎）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朝那鼎给我们关于制作方面的信息并不完整。不过可以推断的是，在遗失的鼎盖上面，或许也有铭文，甚至是关于刻工方面的详细信息。那么，我们可能要问，该鼎是官府还是民间铸造并使用的器具呢。根据铭文中出现多次刻文，并且出现“朝那”“乌氏”地名，可以判断是官方的器物，因为当时还存在与朝那鼎的内容相近的官有铜鼎容器。如：
华共，一斗一升半升，十斤。十九。今安陵，二升，一斤十四两。今安陵，容二升，重一斤十四两。元年四月，受云阳厨，第卌六甲。（《秦汉金文录》卷一·安陵鼎盖）
此外，当时民间所铸造的铭文书写也不同，如：
张氏铜鼎盖，并重十斤八两
张氏鼎，容一斗，并重十斤。（《秦汉金文录》卷一·张氏鼎盖鼎）
除了注明姓氏外，并没有相关地名，也没有出现关于重量等变迁的记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时期的刻文和注明重量容积的变化呢？学者已关注到行政区划的变迁或者鼎地点的迁移。至于为什么变迁，主要是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因素。不过，这固然是一方面的因素，但更为关键的，恐怕是与汉代的容器检校制度有关。
三、朝那鼎与秦汉的度量衡制度
一般认为，夏、商、西周时期我国的度量衡制度逐步形成了。秦对度量衡改革发端于商鞅第二次变法，其中一项重要改革内容就是“平斗桶、权衡、丈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统一度量衡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官方颁行的标准量器都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秦二世即位以后，仍延续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制度，在度量衡标准器上也刻秦二世元年诏，这就是所谓的“两诏铜器”。汉袭秦而立，对度量衡制度也全面继承。
从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秦汉时期的关于“量”的器具制多样，主要有带把手的方形铜升、椭圆形铜量以及圆钵形和桶形的陶量等，这些物件一般体积小、使用方便，是官方标准的基本器具。因为铭文上一般都会镌刻官府信息，如1982年在陕西礼泉发现的“北私府铜椭量”，器上除刻有始皇帝和秦二世的诏书外，器柄上方刻有“北私府，半斗、一、右”，“北私府”为秦代收藏和保管皇家器物的宫室。[28]又1978年在山西太原发现的椭圆形铜量，平底有柄，柄下刻有：“常方，半，重五斤，内官造”。[29]“常方”即尚方，汉代官职。而刻容记重器物可能对战国以来的习惯的延续或是对量器的一种重要补充，如1928年洛阳金村成周故城古墓出土了10余件刻容记重的东周铜钫和记重银器。[30]说明在战国时期已广泛存在刻容记重的铜器。在统一度量衡的秦代，尽管传世文献中没有官方规定的刻容记重的铜鼎信息，但通过出土文物可以获知这种容器在当时分别有官器、私器，如1966年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刻容记重的秦国六斗铜鼎、私官铜鼎以及周转数国的安邑下官钟等铜器。[31]
秦的度量衡制度的体系较为完整，如量值单位分别有升、四分之一斗、三分之一斗、半斗、斗、斛六个等级。[32]与此同时也实行了相应的检校制度。如《吕氏春秋·仲春纪》：“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均衡石，角斗桶，正权概。”《仲秋纪》：“仲秋之月，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均石、齐斗甬。”这说明秦国每年要在仲春、仲秋两个时段进行检定，以保证检定的准确性。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度量衡的检定更为严格，如云梦秦墓竹简《工律》规定：“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有工者勿为正。（假）试即正”。《内史杂》：“有实官县料者，各有衡石羸（累）、斗甬（桶），期。计其官，毋叚（假）百姓。不用者，正之如用者。”对于度量衡器校正过程中出现误差的处罚措施也规定得非常详细，如《效律》：
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赀一盾。
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朱（铢）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廿分升以上；黄金衡羸（累）不正，半朱（铢）（以）上，赀各一盾。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效律》也有这方面的规定。秦汉政府对出现度量衡误差的严厉处罚，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举措，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因误差而蒙受经济损失，另外也有助于保证公平的交易。
最后我们再回到朝那鼎铭文，“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一二斗一升，重十二斤四两。今二斗二升，乌氏。今二斗二升，十一斤十五两”。其中，“朝那”最早见于《史记·匈奴传》：“冒顿……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正义》：“汉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县西七十里。”《清一统志》二五九：“朝那故城在（平凉府）平凉县西北”。[33]但朝那城在历史时期有四个朝那古城，而且遗址尚存，这主要是因历史上朝那县城发生了多次迁徙。目前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综合分析，可以初步确定秦汉朝那城的遗址在今宁夏固原彭阳县古城镇。[34]而“乌氏”首见于《史记·匈奴传》：“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正义》引《括地志》云：“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人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郦商传》：“别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乌氏。”《清一统志》二五：“乌氏故城在（平凉府）平凉县西北。”[35]可见乌氏古城与朝那古城同处“平凉县”西北，那么应是行政区划变迁所致在同一器物上先后出现“朝那”“乌氏”地名。即今朝那古城遗址，在东汉前期是朝那县治所，在东汉后期属于乌氏的辖区了，“朝那鼎”并未迁移他址，只是同一地点的归属发生了变化。[36]因此，“朝那”应该是铜鼎的铸造地，而后两次补刻的内容，应是对铜鼎检校的结果。铜鼎的重量和容量发生变化，应与长期使用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磨损有关。“朝那”“乌氏”在铭文中给予我们的信息不仅仅是地名，更应该是铸造该容器和验校该容器的县级机构的简称。
（王彦辉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永康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1]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品展览——青铜器朝那铭文鼎（http：//www.nxgybwg.com/Gallery Show.aspx？ id=299）。
[2]陈永中：《从“朝那鼎”和两枚汉印文字探“那”字的字源》，《东方收藏》2011年第1期。
[3]宁夏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宁夏百科全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4]宁夏年鉴编辑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宁夏年鉴2006》，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5]固原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固原地区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8页。
[6]杨宁国主编：《彭阳县文物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7]宁夏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宁夏百科全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8]参见张效霞著：《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112页。
[9]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
[10]宁夏固原博物馆编著：《固原历史文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11]固原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固原地区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8页。
[12]《宁夏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宁夏百科全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13]薛正昌编著：《宁夏·固原风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杨宁国主编：《彭阳县文物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14]固原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固原地区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8页。
[15]④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
[16]固原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固原地区史志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79页。
[17]宁夏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宁夏百科全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18]薛正昌编著：《宁夏·固原风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19]宁夏固原博物馆编著：《固原历史文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20]张有堂：《朝那鼎铭文释》，杨忠主编《彭阳神韵：彭阳县文史资料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54页。
[21]宁夏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宁夏百科全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22]如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固原博物馆”条所载：“此外还收藏有较高价值的战国铭文戈、驽机、秦代朝那鼎、字画碑帖及基本成套的古代货币”（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674页）。
[23]“自汉武帝起，帝王始有年号，故可推断朝那鼎铸造于汉武帝即位（前140年）之前，最早不过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参见张效霞著：《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112页。
[24]转引自陈永中：《从“朝那鼎”和两枚汉印文字探“那”字的字源》，《东方收藏》2011年第1期。
[25]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3、4 期。
[26]田旭：《秦汉青铜容器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15页。
[27]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
[28]陈孟东：《陕西发现一件两诏秦椭量》，《文博》1987年第2期。
[29]张晗：《拣选古文物秦汉二器考释》，《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0]唐兰：《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31]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塔尔坡出土的铜器》，《文物》1975年第6期。
[32]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8-201页。
[33]史念海著：《中国国家历史地理》，《史念海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56页。
[34]张多勇：《朝那县城址变迁概述》，《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5]史念海著：《中国国家历史地理》，《史念海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57页。
[36]张多勇：《朝那县城址变迁概述》，《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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