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文玲
朝那鼎自出土以来，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不仅对铜鼎铭文内容的解析有不同意见，而且对铭文中所涉及的朝那、乌氏两县治所地望也有诸多分歧。本文拟从铜鼎铭文含义和铜鼎归属转移入手，对相关问题略作讨论。
一、朝那鼎的发现
1979年8月，宁夏固原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二队社员在黑土梁取土时，从距地表不到2米深处，挖得一件铜鼎，因鼎身有“朝那”铭文，故通常称之为“朝那鼎”。
此鼎失盖，素面，通高23厘米，口径17.5厘米，耳高7厘米，腹径23.5厘米，腹深13.2厘米，足高9.2厘米，腹部饰凸棱纹一周。鼎身刻有铭文三段：
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
今（？）二斗一升，乌氏。
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
从其内容、文字结构等分析，应是三次所刻。从形制和字体看，鼎的年代当为西汉初。铭文只称“五年”而没有年号，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汉书·地理志》，朝那、乌氏在汉代均为安定郡属县。这件铜鼎原置于朝那使用，后移于乌氏。出土地点与文献所载两地相近，为确定汉朝那、乌氏故址提供了重要线索。[1]
二、铭文解析
（一）铭文刻写次序
第一次刻写：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
第二次刻写：今（？）二斗一升，乌氏。
第三次刻写：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
（二）铭文含义
“第廿九”：第一置用地所编的用器号。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通常包含两大类：一为造作编号，即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汉代铜器制作多为批量生产，同批制作的铜器通常会统一进行编号。比如：
上林十湅铜鼎，容一斗，并重十斤。阳朔元年六月庚辰，工夏博造。四百合。第百一十七。（《汉代金文录》卷一“上林鼎一”）
此器为上林所造，其中的“四百合”，表明上林制作的此批铜器共四百件，末尾的“第百一十七”即为此鼎在这批铜器中的序号，即造器号。
一为使用编号，即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比如：
上林，第二百六十。（盖）
上林铜鼎，容一斗，并重九斤十两。阳朔二年三月，工错骏造。七百合，第四百。（器）
（《汉代金文录》卷一“上林鼎三”）
此器为上林所造，器身铭文“第四百”为造器号。此器造成后又供上林苑使用，上林苑使用时对众多的鼎进行了统一编号，盖上的铭文“第二百六十”即为用器号。
“五年”：第一次置用时间。汉代铜器铭文中的时间，通常包含制作时间、转送时间、购买时间、刻写时间等几类情况。纪年方式包括汉廷纪年、王国纪年、割据政权纪年等。[2]
“朝那”：第一置用地。汉代铜器铭文中的地点，通常包含置用地和造作地两大类。
“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第一次核准的容量和重量。
“今（？）二斗一升”：第二次核准的容量。
“乌氏”：第二置用地。
“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第三次核准的容量和重量。此次核准的容量与第二次相同，且未刻新的置用地，表明置用地可能没有变动，可推测第三置用地仍为乌氏。
三、铜鼎的转移与器主顺序判断
（一）转移方式
研究表明，汉代铜器的转移方式包括制作者供给使用者、赏赐、贡献、征调、赠送、转调、行政区划调整等。[3]
（二）器主先后顺序判断
其一，铭文中有两个置用地或器主，其中一个冠以“今”字，则冠以“今”字者在后。比如：
华共，一斗一升半升，十斤。十九。今安陵，二升，一斤十四两。今安陵，容二升，重一斤十四两。元年四月，受云阳厨。第卅六甲。（《汉代金文录》卷一“安陵鼎盖”）
其二，铭文中的置用地或器主既有铸阳文者，又有刻阴文者，阳文所记乃原置用地或器主。
其三，铭文中有两个地名，墓葬所在地或出土地为后一置用地。比如：
布。二斗大半升。析，二斗一升。
此鼎出土于广西贵县，贵县古称“布”，则布为后一置用地。
其四，铭文中分别刻有两个置用地和明确纪年时间的，可据时间判定先后。[4]
四、朝那与乌氏
（一）朝那
朝那：西汉初年属于北地郡，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朝那”县。据《汉书·地理志》，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朝那为其属县之一。
朝那县治地望：传统认为在甘肃平凉县境内。目前一般认为在宁夏固原城东约五十里的古城乡，现属彭阳县地。
（二）乌氏
乌氏：秦代即置县，秦封泥有“乌氏丞印”。西汉初年属于北地郡，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乌氏”县。据《汉书·地理志》，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乌氏为其属县之一。
乌氏县治地望：传统认为在甘肃平凉西北、固原东南；乌氏在泾阳之西，月氏在乌氏之西。居延新简EPT59：582号驿置里程简的发现，对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此简包含汉代从长安至高平（固原）的驿站路线及里程：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
茂陵至茯置卅五里
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
……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该简所记路线走向大体为自东向西北：月氏→乌氏→泾阳→平林置→高平。表明月氏在乌氏之东，乌氏在泾阳之东南。
月氏道治地望：平凉四十里铺镇曹湾。乌氏县治地望：平凉城三角城一带。泾阳县治地望：平凉安国乡油坊庄。平林置地望：原州区大湾乡。高平县治地望：固原。朝那县治地望：彭阳县古城乡。[5]
五、置用地与出土地
朝那鼎铭文“朝那”“乌氏”，表明此器先后归属两县所有。铜鼎出土于古城乡，如果“朝那”县治地望为古城乡不误，则铜鼎的最后置用地应为“朝那”。但铭文“今”字明确显示其最后置用地应为“乌氏”。二者呈现出矛盾。
行政区划的变动或许能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汉代铜器铭文显示，铜器的转移有一类特殊情况，即器物的实际置用地未发生转移，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导致器物置用地归属发生转移。比如：
隃麋陶陵共厨铜鼎一合，容二斗，并重十五斤。汧陶陵共厨铜鼎，容二斗，重十五斤。（《汉代金文录》卷一“陶陵鼎二”）
此件铜鼎的置用地（宫、厨）没有变动，但置用地归属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动，陶陵共厨曾属于隃麋县，也曾属于汧县。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时期安定郡下辖21县。而据《续汉书·地理志》，东汉时期安定郡下辖仅8县。行政区划有比较大的变动。泾阳县废，朝那县南迁，乌氏县北扩，很可能涵盖了原泾阳县、朝那县的部分地方。[6]
因此，铜鼎从原来的朝那县归属于乌氏县，只是行政区划归属发生了变动，实际置用地并未改变。从而导致铜鼎出土地与第一置用地一致的情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
[2]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第三章“纪年与断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53-92页。
[3]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第七章“器物的转送与买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85-199页。
[4]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第七章“器物的转送与买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95-197页。
[5]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多勇：《从居延EPT59：582汉简看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郑炳林、吴炯炯：《乌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卢丛夫：《从“居延汉简”谈西汉乌氏县的确定》，《平凉日报》2015年1月15日。
[6]张多勇：《从居延EPT59：582汉简看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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