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须弥山文化庙会

代学明  

一、历史渊源

庙会，源于宗教祭祀的综合性经济文化节会。庙会本身是指在祀神佛的房舍里聚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的普及，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结合起来，庙会成了信众拜佛、商贩们做生意、民众赶集的胜地。

石窟的开凿本身就是因佛教徒为了宗教祭祀、参拜礼佛而产生的，由此可推断，须弥山传统庙会应是从开窟造像之时就已有之，如为新凿成的佛像开光、做法会等各种形式，但凡当时社会流行的宗教祭祀、参拜礼佛活动都应在须弥山有所反映。公元5世纪末的北魏为须弥山石窟的开端时期。北魏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推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同时，极力宣传和提倡佛教，佛教在北魏成为当然的国教，其译经、建寺、开窟造像在北魏统治的一个半世纪里达到了高峰。这个时期所开凿的洞窟大多集中在子孙宫区的南部、西部和中部等地。这一时期虽然是须弥山石窟的初创期，但当时的艺术家已能从我国传统的雕刻艺术中吸取营养，并把外来的佛教艺术加以吸收和改造、选筛和融合，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运用本民族的艺术手段，创造出了具有我国北方民族特征的须弥山石窟佛教艺术形象。

北周是我国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朝代，曾统一了北方，历经五代皇帝，共25年时间，除武帝灭佛外，其余几朝都非常崇信佛教，周室上下，广及民间，礼佛修德者大盛；另外，北周时原州是周太祖宇文泰的发迹之地，自宇文泰始，历代帝王出于军事和人事上的考虑，对原州（今宁夏固原）着力经营，也为须弥山石窟的开凿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支持。此时，由于佛教的传播与中国文化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即中国化佛教。须弥山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就是这一时代精神文化的产物。

隋代（6世纪末至7世纪初年），全国大一统为隋唐文化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外文化进一步交流。佛教及其他艺术也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善，隋朝三代皇帝都弘扬佛法，“天下大德群集关中，于是佛系南北潮流，相互吸引，遂演定为一统”。佛教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大的发展，于是建寺造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须弥山石窟也不例外，在延续北周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

唐代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繁荣时期，文化艺术也随之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作为佛教艺术的石窟造像艺术，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呈现出异常兴盛的景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须弥山开窟造像活动进入了最后一个高潮，石窟造像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形象感人。

“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由盛而衰，广德元年（763年），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地区被吐蕃占领，须弥山石窟也由此逐渐衰落，因此再无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但作为弘扬佛教的石窟寺，仍然是统治者关注的地方，更是信徒们朝拜的圣地，因而宋、金、元、西夏、清几代曾对须弥山石窟进行改凿和装修，但规模不大。宋代前期，由于须弥山正好处于宋夏对峙前沿，战事不断，因此这一时期须弥山几乎没有任何重大佛事活动，只是在宋朝绍圣、元符年间夺取西夏天都地区以后，须弥山成为宋朝西北“腹地”，或许为了炫耀武功军威，开始大规模维修须弥山石窟。金人入主中原后，在汉族和女真的影响下，很快接受了佛教，对当地的佛教寺院极力保护、维修和续建。须弥山石窟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了维修和重建，重修景云寺，规模宏大，不仅有众多的“赐紫”大师、山主、寺监、讲经律论戒师主持寺务，还有上百名僧人敲木诵经，再加上打扫寺院洞窟的僮仆、耕种田土的“住佃”者，则供职寺院的各类僧俗人员为数更多。明朝初年，须弥山虽住有部分僧人，然而呈现出的却是一片残破景象，直到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在旧寺基上重建佛殿廊庑，上奏英宗皇帝，乞敕赐寺额，同年获皇帝敕赐“圆光”匾额并降经一藏，须弥山石窟因此更受重视，多次得到重建维修。据清朝《重修须弥山禅院碑记》记载，立碑人有功主即李俊堡善士康守禄，会长唐女兴、化主李絮极以及生员，重修化主管理八营守备和固原盐茶厅官员等。这里的“会长”可能是辽金以来庙会组织首领，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和举行种种法会，由此可推断出须弥山传统庙会自古就已有之，只是由最初的官办转化为民办形式而已。民国时期，庙会仍然由民间人士组织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庙会停办。1982年修复庙宇并对外开放，同时恢复庙会，现已连续举办34届。

二、基本内容

须弥山庙会是因庆贺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而产生的，是以宗教祭祀和民间信仰为特点的传统民间文化，是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它融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商业贸易、民间游艺竞技、民间曲艺于一体，是历代信仰民俗、经济民俗、民间文化生活的集中反映。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项。

（一）祈福还愿，朝山进香

祈福还愿，即“贫者求富，疾者求安，耕者求岁，贾者求息，祈生者求年，未子者求嗣”；朝山进香，随着须弥山佛教和道教影响的扩大深入，前来朝山进香的香客越来越多，香客来须弥山进香许愿或是还愿都是自发的。须弥山至今保存着宗教信徒发愿修缮的题记多处。

佛教法事活动：主要通过诵经、绕佛、放焰口、唱赞歌、过关等形式表现出来，其目的是纪念释迦牟尼佛祖诞辰庆典，赞诵释迦牟尼佛的丰功伟绩，也是为了祈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同时祈求众生消灾免难，趋吉避凶，风调雨顺，兴旺发达，也为了超度亡灵早日脱离苦海，转世投胎等等。

道教法事活动：主要通过诵经、祈愿、求嗣等形式表现出来，其目的是祝贺仙长诞辰，祈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等。

（二）赶集逛会，入市交易

须弥山庙会期间，商贸交易十分兴隆，各种百货摊点密密麻麻，百货杂品、礼品供品、风味小吃、地方手工艺品等应有尽有。

（三）看戏听书，游艺娱乐

大凡庙会都有唱大戏的习俗，唱大戏是庙会中最为隆重的娱乐活动，须弥山庙会唱大戏主要以秦腔为主，届时须弥山附近村庄的秦腔自乐班前来助兴，其他的还有各种地方戏曲的演出，如梆子，另有杂技和魔术。此外还有民众参与性的活动，如打靶、猜谜、划旱船等。

（四）相亲会友，旅游观光

因庙会是一种集会活动，是日宗教信众和民众互相邀请，来此赶会，众多的男女青年亦借助庙会相亲或定亲，缔结秦晋之好，出现了“七姑娘、八姨娘成群结队赶会忙”的盛况。既是亲友相会，又达到旅游观光的目的，同时庙会的香客店、朝山、庙市、娱乐游戏，实际上构成了旅游活动的“吃、住、行、游、购、娱”诸要素，是一次完整的旅游观光活动。

（五）抱泥娃娃，求取子孙

须弥山第25窟塑有送子娘娘三尊，成为人们求子求孙的地方，庙会这天各地的善男信女在子孙宫焚香许愿，祈求送子娘娘赐一红布（纸）包着的泥娃娃，抱回家中，置于床下，祈盼神灵赐福，早生贵子。民间传说须弥山子孙宫的泥娃娃最灵，抱回家中妻子就怀孕生娃，所以夫替妻求子，妻子亲自登山求子，公婆或祖公婆替儿媳、孙媳求子，亲友替亲友抱泥娃娃求子者成为风气。

三、传承谱系

关于须弥山庙会史料记录很少，几乎没有，现只能从零星的文献记录中看到部分，没有确切的传承谱系。

金代：据第72窟东壁南侧阴刻大定年间（1161－1189年）题记最后署名有五位僧职人员，即赐紫顺化大师党征芭、赐紫净严大师设令抹、赐紫密印大师撒底、赐紫慈觉大师党征清、讲经律论戒师党征继。另外还有三人是非僧职人员，即山主党征结、党征温和临监寺党征木。表明须弥山寺院由赐紫大师与山主、监寺共同主持，分工负责。

明代：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在旧寺基上重建佛殿廊庑，上奏英宗皇帝，乞敕赐寺额，同年获皇帝敕赐“圆光”匾额并降经一藏，须弥山石窟因此更受重视，多次得到重建修葺。

清代：据清朝《重修须弥山禅院碑记》记载，立碑人有功主即李俊堡善士康守禄，会长唐女兴、化主李絮极以及生员，重修化主管理八营守备和固原盐茶厅官员等。这里的“会长”可能是辽金以来庙会组织首领，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和举行种种法会，由此可推断出须弥山传统庙会自古就已有之，至此已由最初的官办转化为民办形式。

四、基本特征

（一）祭祀特征：追思祖德与民俗活动的结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人们的精神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娱乐性活动。于是庙会又与秦腔、魔术、杂技等民俗活动结合起来。这些宗教活动逐渐世俗化，也就是说更多的是由民间俗众出面协商举办。这种变化，不仅大大增加了这些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和热闹程度，也使这些活动中的商贸气息随着群众性、娱乐性的加强而相应增加。在宗教界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协助下，庙会活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文化特征：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结合

须弥山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会所展示的佛教石雕造像有近千尊，道教泥塑的三清、玉皇大帝、送子娘娘等以及庙会祭祀用品、鼓、罄、木鱼、宝幡、佛经、袈裟、香、蜡烛、香炉、花瓶、斋饭等有形文化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美丽的传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经过赶会人的传承和文人骚客的采风和整理，成为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脍炙人口的诗篇、论证严谨的专著论文。这种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有机结合，挖掘、保护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提升了民族文化的口味和质量，也使固原独具特色的文化走出宁夏，传遍全国。

（三）地域特征：宗教信仰与石窟文化相互融会

中华文明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历程，宁夏固原乃至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大都为须弥山石窟所见证。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和形成，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标志，它以风景别致、风光秀丽的景观而异于其他石窟，以精美的石雕艺术而著称于世，以交汇南北、融通中西而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佛教艺术为主要特征，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须弥山石窟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多角度、全面地反映出随着古丝绸之路的贯通而传入的印度佛教艺术传入内地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在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全面完整地保留了反映中国佛教文化、思想信仰发展变化的实物资料，对全面理解和掌握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主要价值

须弥山庙会保留了西北地区以民间信仰为特点的传统民间吉祥文化，是研究西北地区民众世界观和生活情况的重要根据，在固原民俗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保留下来了许多民间组织，是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会构成之一；庙会是民间的文化活动，保留和传承了许多的民间艺术活动，民间手工艺的原生态，不仅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有重要作用，而且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庙会活动是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充分体现了民众的自治能力和祈福消灾、公议助善、谦和互助的精神。所以，保护须弥山庙会对民俗文化、民俗研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庙会本身就是典型的民俗文化，承载着很多的民俗事项，体现了固原甚至西北更大范围内的民俗特点。

（一）历史价值：须弥山石窟的修建和存在是固原古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珍贵文化遗存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发展的明证

须弥山石窟与固原地区保存和出土的各类北朝隋唐文物，共同展现了古代固原繁荣昌盛的发展水平和各族人民开发建设家园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突出展现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须弥山石窟宗教建筑既反映了佛教传播对政治的依附性，又真实记录了中国内地佛教建筑吸取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的特点，反过来也影响了佛教建筑在中国内地的形成和发展。

（二）文化价值：须弥山庙会记录和传承了石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丝路文化和固原民俗文化

须弥山和须弥山石窟在固原当地留下了许多遗迹、传说、故事，这些展示石窟文化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庙会以及其他形式，经过代代相传，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三）工艺价值：推动和促进了商品生产的技艺交流和市场竞争

庙会也是商贸交流大会。工匠们制作的首饰、玉器、刺绣、编织等生活用品，通过庙会的展销，加速了市场竞争，传承了独特的技艺，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民间能工巧匠的产生。

（四）社会价值：须弥山庙会是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体现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充分体现了民众的自治能力和祈福消灾、公议助善、谦和互助的精神。庙会形成的精神品质和行为规范营造了安定祥和的社会风气和精神价值，对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作者系固原市原州区须弥山文物管理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