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庆浩
一、序言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中国境内展开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回避了古代史研究传统的文献考证方法，开辟了新的方法。其结果是使通过系统发掘、专业杂志的出版等以出土文献资料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变为可能 。[1]在这种考古发掘中居延汉简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以下简称“张家山汉简”）等为汉简发掘整理，以及在湖北省睡虎地云梦县发现整理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里耶秦简》和最近公布的《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等秦汉简牍资料正式地为古代史研究注入了活力。[2]除了简牍资料以外，通过对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 [3]也克服了文献资料无法传达给我们的那些资料上的局限性。尤其是最近发掘、整理的法律、思想、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都使我们认识到了对至今为止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重新认识、整理的必要性。像近年来的秦汉史研究，通过丰富多样的出土资料，就无法再强调说史料贫瘠。
可能是由于笔者的孤陋寡闻，在出土资料中，比起以简牍或是画像石资料为主的研究，运用碑文对秦汉时代进行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4]，其不仅是因为和简牍或是画像石相比碑文在数量上的不足，也是和大部分碑文的内容局限于亡者的行迹和功德有关。尤其是撰写碑文的人对亡者的恣意赞扬，和难辨真伪的家族关系记录等是否能作为了解当时社会的资料也让人疑心重重。即便如此，像刘知几认定了氏族志的史料价值一样[5]，通过碑文也可以了解古代史实质这一事实也是不能忽视的。
汉代社会的碑文具有正式认定亡者的政治经历、道德行为的意义。同时亡者与对其称赞的人也会形成认同感，也就不能排除会形成新乡论的可能性。因为在理解汉代社会时，不能排碑文资料的理由就在于此。《曹全碑》中就提供了汉代碑文中所见普遍的记录方式——亡者的家谱、教育、才能、德行、官职、业绩等，不仅如此，还绘声绘色地记录了文献资料中没有的后汉灵帝时期的社会 [6]与亡者成长的敦煌边境地域的实际情况。[7]比起在后代编写的文献记事，出土资料就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因此，本文将以活跃于后汉末灵帝时期的曹全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西北边境地区活动时的经历为主进行讨论，[8]以求考察后汉代社会的一个断面。
二、碑文所见曹氏家系和建宁二年（169年） 碑文内容
现存的《曹全碑》是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月时立的碑文。明万历初年在（1563年以后）陕西省合阳县莘里村出土，移存至陕西省孔庙（现西安碑林博物馆）进行保存。碑文由20行，每行45字，共844字[9]组成，高为253厘米，宽为123厘米。
碑文大体上讲述了曹氏一家在敦煌地区安家落户的过程，主要从其高祖父曹敏开始到曹全的经历、曹全的人品与功德。首先介绍一下有关他们在敦煌地区安家落户背景的主要碑文内容，即由碑文第1行开始到第3行第10字的100字构成。
（1）君讳全 字景完 敦煌效谷人也 其先盖周之胄 武王秉干之机 剪伐殷商 既定尔勋 福禄攸同 封弟叔振铎 于曹国。因（2）氏焉秦汉之际 曹参夹辅王室 世宗廓土斥境 子孙迁于雍州之郊 分止右扶风 或在安定 或处武都 或居陇西 或家（3）敦煌 枝分叶布 所在为雄。
图1 曹全碑及碑文（局部）
上面引用的碑文内容中，关于叔振铎在《史记·周本纪》“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中有所言及，但是像碑文的内容一样，叔振铎是否是武王的兄弟并不分明。并且，到目前为止，汉的建国功臣曹参在春秋时期是否与曹国有直接的关联也无法断言。基于这样的原因，把叔振铎与曹参看作是曹全的始祖多少是有些困难的。这样的话，就应该注目于武帝时期的碑文内容“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
根据碑文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武帝时期随着开发边境的徙民一直延伸到曹国的雍州（现陕西、甘肃省一带）、右扶风、安定、武都、陇西、敦煌地区。我们看武帝开发边境前后期有关徙民的记事，首先是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封四年（前107年）的“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汉书》卷四六《万石君列传》）言及了这样的事实。甚至由于难以实现针对流民进行粮食供应的救济方式，就允许流民到蜀郡地区“就食”。[10]事实上，我们可以将贫民实边、徙民的实行看作是要缓解由于灾害等原因发生的社会矛盾的整治方案。但是，像曹全一家的情况，根据碑文中记录的家谱，他们并不像是平凡的民众。武帝征伐了河西地区的匈奴，设置了“河西四郡”后，对于这个地区的主要徙民对象是“其民或以关东贫民，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以及“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汉书》卷六《武帝纪》）中言及的一样。尤其是看征和二年（前91年）镇压了戾太子叛乱之后所连累的“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的记事，可知曹氏一家被强制迁徙到敦煌地区的偶然性是非常大的。
敦煌作为武帝时期开发的四郡之一，曹家是从位于济水沿岸的山东省曹国（定陶县）移住到敦煌的。
上述所引记事的最后一部分“枝分叶布，所在为雄”，虽然不清楚曹氏一家是因为什么原因徙民到敦煌的，但是可以推定他们并没有在迁徙地整日想着归乡，终日失意。他们之所以可以成长为“巨族”，全面地看碑文记事曹参后裔的身份性质起到了很强的作用。虽然可能是强制性迁徙，但是利用具有特权的身份和职位，通过对当地的管理和与地方势力的交流，便很容易地强化了他们在边郡地区的社会政治地位，并得以安家落户。但是，武帝时期在占领河西地区以后，以确保的军事优越感为基础的文化、种族的优越感无论怎样都是无法忽视的。设置河西四郡以后，以具有传统的优越文化经济背景的曹氏为始，山东、关东地区出身的人们通过实际上与异民族之间的杂居，强化了自身的社会文化地位。
从曹国移住到敦煌后的曹氏一家，成长为这一地区的地方势力。与此相关的碑文第3行的第11字开始到第5行的第10字为止共85字，讲述的是从曹全的高祖曹敏开始到其父曹琫为止的家谱情况。首先，介绍一下相关碑文并进行分析。
（3）君高祖父敏 举孝廉 武威长史 巴郡朐忍令 张掖居延都尉 曾祖父述 孝廉 谒者 金城长史 （4）夏阳令 祖父凤 孝廉 张掖属国都尉丞 右扶风隃麋侯相 金城西部都尉 北地太守 父琫 少贯名州郡 （5）不幸早逝 是以位不副德
众所周知，后汉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是以孝廉、征召、辟召等目的为主要构成的乡举里选制度。[11]由这样的官吏选拔制度与相关的碑文内容可以看出曹氏一家因以孝廉为本，所以被选拔为官吏。首先，还不明确其高祖曹敏是哪个时期的人物，考虑到曹全的活动时期是灵帝时期，因此推定其高祖可能是后汉初期的人物。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氏一家自后汉初期开始直到灵帝时期代代都是以孝廉为本被选拔为官吏的。[12]这样的事实说明孝廉是后汉时期官吏进出的重要因素。至少在后汉时期，三公、九卿中孝廉出身者的比重在后期有所增加。[13]
如果是这样，碑文的记事也可以根据这样的脉络来理解。首先曹全的祖上都是通过孝廉而成为官吏的，从而提升了他的身份，其要因可以通过曹全祖父曹凤的经历来进行了解。对于曹凤，在《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有“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的相关记事。曹凤被任命为与异民族有关的金城西部都尉的事实，都是与他的祖父敏、父述的官职经历有关系。又，虽然无法知道他详细的治绩，但是对于他能历任北地太守的事实除了碑文以外，在《水经注》卷三《河水》中的“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也有所提及。在这里，考虑到所谓“政化尤异”的北地郡的地理条件，是与曹凤出身边郡的事实有密切关联的。因此，可以推定曹氏一家能培养其势力的要因就在于他们一直与异民族维持了密切的关系。
另外，曹氏一家可以强化其势力的其他原因是，族人们赴任的地域基本上都局限于与本籍地敦煌在文化、地理上非常相似的凉州一带。这种使族人们在除了敦煌郡以外的地区赴任的现象是在回避官吏任用的原则中回避本籍地的现象。[14]因此，考查那些赴任地，他们被任用在武威郡、张掖属国、金城郡、北地郡、酒泉郡，以及蜀郡等地。即，除了蜀郡以外的地区都是所属凉州刺史部的地区，也就是历任“州内”郡的官职。当然这种方式的官吏任用并不是局限于河西地区，通过《尹湾汉简》的内容可知东海郡的有关情况。这样的事实就是以地方官在任用时回避本籍地的原则为准，与此同时它反映了一个文化圈是以地区圈为单位形成的证据。[15]从而，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比起任用“州外”官吏来管理河西地区，任用了解当地情况、在州内出身的官吏更加具有效率。因此推断与当时河西地区的情况相联系，曹氏一家才得以进出官场。
碑文的第5行第11字以下的内容都是与曹全有关的内容。其内容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5行11字开始到第7行的内容都是讲曹全个人的品性，重视孝和敬的儒家品行，以及作为官吏的面貌等等。所言及的内容中，碑文第7行的“辟凉州”，或是“远近惮威”的记事都是与上面所言及的内容一样，在官吏任用时重用“州内”的人物。这种情况比起内郡，就像碑文中建宁二年（169年）的几十种所见一样，这都表明了与边郡地区的异民族是有密切关联的。第8行开始到第10行第12字为止是讲建宁二年（169年）曹全由于孝廉被推荐为西域戊部司马，主要内容是讨伐疏勒王和德，最后一行碑文讲的是曹全遇党锢之变的事实。
灵帝建宁年间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与羌族的侵略有密切的关联。与羌族的关系不仅是在灵帝时期，而且在整个后汉时期也是对立和纠葛关系。特别是安帝时期，羌族侵略的严重性可以在《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二年（108年） 秋七月与永初五年（111年）“春正月条”诏书“万民饥流，羌貊叛戾（210页）”，“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217页）”等中得以确认。东汉时期，特别是安帝以后，伴随着羌族的侵略，以河西地区为始的边境地区的荒废成为主要问题逐渐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碑文中提到这不是与羌族，而是与西域疏勒国有关的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东汉光武年间开始到安帝延光年间，与西域的关系像“三绝三通”一样并不安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碑文讲述的是灵帝时期与西域帝国疏勒国的关系，现将其与《后汉书》的有关记事共同整理如下。
A.（8）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簒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有吮脓之仁、分醪之惠，攻（9）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
B. 至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
上述记事[A]是碑文的内容，[B]是《后汉书》卷八八《疏勒传》（2927页）的记事。首先碑文的内容中曹全也和祖先们一样由于孝廉被推荐为官吏，以“镇抚诸国”为主要任务担任西域戊部司马。但是，记事[B]中所言及的并不是曹全，而是名叫曹宽的人物，也不是戊部司马而是戊（己）司马。又，[A]中描写了曹全杀和德后归来的内容，但在[B]的记事中记述了“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的内容。[16]碑文记载与《后汉书》中内容的差异在于碑文是中平二年（185年）完成的，《后汉书》[B]的记事是在240余年以后完成的，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碑文的记事内容更符合当时的事实。
对于边境地区极为严重的破坏程度，汉的第一个对应措施就是任用与边境地区的习俗、文化完全没有关系的内郡出身的人们。其结果就反映出了统治的局限性。因此汉对于异民族的事情相当了解，同时还要任用对于异民族的文化习俗都很了解的人，以求解决边境问题。[17]考虑与此相同的东汉末期的时代情况，可斟酌曹全的西域戊己司马任命的当为性。加之家谱内的人物都历任官职，作为边境地区的官吏的任用是要实现有效率地统治异民族的可能。
三、桓帝、灵帝时期凉州的政治状况及出身官吏
东汉中期以后可以说是宦官与外戚交替掌权的时代。[18]从和帝的皇后邓氏到安帝的皇后阎氏，“外戚―宦官―外戚”，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从顺帝到桓帝的40余年间，“外戚―宦官”二者的对立比前一时期更为激烈。
像这样，桓帝、灵帝时期内郡出现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强烈对立这样的王朝末期现象，同时凉州地区由于羌族入侵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该地区在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即有人提出“凉州废弃论”[19]，可见异族入侵对于东汉朝廷来讲也曾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废弃与否这一问题之严重性的认识，关东关西之人却表现出很大差异。[20]羌族入侵不仅损及凉州地区全境[21]， 亦波及司隶地区，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在《潜夫论》卷五《救边》[22]中对其惨烈程度有着切实的描述。
到桓帝、灵帝时期，羌族仍在不断地入侵凉州地区。桓帝延熹年间羌族再次入侵，延熹六年（163年）势力达到极盛，以至于使凉州地区几乎成为废墟。[23]朝廷为了加强对羌族的统治，任命济南相胡宏为护羌校尉，并派遣其他官吏至凉州地区，但羌族人仍不断袭击营坞。[24]而且，安帝年间以后，内郡的二千石、令、长等对于异族的入侵并无守战意志，郡县官府陆续被迁移至内地[25]，这说明朝廷对于边境地区是统治乏术的。
与此相反，该地区出身之人对异族的影响力和相关对策却显示出一番不同的面貌。在段颎或张奂等凉州本地人士被任命为边疆官吏后，羌族即刻来降的事实从侧面说明了这些人所拥有的实质性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这种影响力是以对异族风俗及气质的准确掌握为前提的。事实上，围绕对异族的处理方案，凉州地区出身的官吏与朝廷派遣过来的官吏在认识上有着颇大差异，比如，认为应该以皇帝之恩典进行招降的主张“慰抚策”的张奂和认为应该断绝羌族之根本的主张“强硬策”的段颎二者之间的争论[26]，还有认为应该利用熟知边境地理状况这一条件，配合一定兵势来寻求适当对策的皇甫规的主张[27]都是建立在对异族的准确了解和对边境地区的熟知基础上的。[28]
凉州本地人士被任命为边疆官吏，并未使朝廷期待落空。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安定地区的先零羌率领五六千骑兵入侵三辅地区，延熹九年（166年）除授大司农的张奂被重新任命为护匈奴中郞将，有效阻止了羌族的侵扰。[29]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段颎率军镇压先零羌。[30]张奂和段颎这些河西地区本地人士通过在与以羌族为首的异族的斗争中建立的诸多战功而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而且以此为契机与宦官掌权的中央王朝建立起了不同脉络的纽带。
桓帝、灵帝年间凉州出生主要人士的州外任职情况表
这些人的赴任地点大部分分布在京师地区或附近地区。凉州人离开出生地区而到州外地区任职这种情况发生在政治上十分混乱的年代。延熹九年（166年），在宦官与士人尖锐对立的典型事件即“党锢事件”发生之时，张奂恰好身在京城。对于张奂入京的情况，史书有如下记载。
①（延熹）九年春，征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其夏，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沉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②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郡曼栢县，汉官仪曰“乌丸校尉屯上谷郡宁县”，故曰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31]（编号是引用者所添加）
这则记录前面是张奂赴任武威太守、幽、并州状况稳定的相关内容（数载闲幽，并清静），接下来便如①所叙述的那样，张奂除授大司农后，于延熹九年（166年）春离开任职之地，这一消息传到匈奴那里后，同年夏天匈奴即纠集其他异族抢掠边境地区九郡。于是，如②所述，朝廷重新任命张奂为护匈奴中郞将并将其派遣至边境地区，张奂刚赴任不久，来降者便达二十万名。由此可见，尽管张奂在延熹九年被任命为朝官，但并未深涉京师地区宦官与士人之间激烈对立的政治漩涡。
张奂正式登上京师舞台是在建宁元年（168年）。史书里的有关记录，就其重要部分而言，可以概括如下几点。[32]其一，整备军旅，重还京师“振旅而还”。其二，入京之时恰逢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武与陈蕃试图清除宦官势力，计划泄露。其三，宦官势力试图反制，正策划发起叛乱以清除窦武与陈蕃。其四，此时，入朝不久的张奂“以奂新征”与少府周靖受矫制而除窦武等人。其五，张奂以此功劳而升任少府，后又除授大司农。其六，事后得知真相的张奂后悔不已，辞去官职，返还印绶。
张奂入朝一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点的史实。“振旅而还”表明张奂并非独自一人入京，而是率领自己的军队一起入京。即张奂尽管是与宦官没有政治关系的党人，但其实际的权力基础却建立在边境地区击退异族的军事力量。[33]而且，从第三点可以看出，张奂入京之时，对于朝内的政治情况不甚了解，因此其军事力量被宦官势力利用来清除窦武与陈蕃。之后，张奂因拒绝宦官王寓的举荐而得罪宦官，受党罪连累，遭禁锢，遂回乡闭门不出，教授后学，弟子达1000余名。并写就《尚书记难》等书，于光和四年（181年）以78岁高龄辞世。在京师遭受禁锢的张奂，其政治上的郁愤源于当初未能准确掌握宦官势力的意图。与此相反，边境地区在张奂死后却纷纷立祠纪念其功德，反映了张奂在边境地区与京师地区的不同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与皇甫规和张奂并称为“凉州三明”[34]的段颎，其入京背景及入京后的状况与张奂稍显不同。首先，在段颎身上看不到张奂那种党人作风，而是在边境地区与将士同甘共苦十余年，是典型武人。[35]段颎在建宁三年（170年）入京之前，曾在凉州地区大破羌族，建立赫赫军功。并因此功而被征召入朝“征还京师”。而且，段颎与张奂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在内地游学的经历，亦未与士人交游，可谓典型的边关武将。
在建宁元年至二年，宦官势力曾对党人（士人）进行拘禁或逮捕，因此在段颎入京的建宁三年，可以说是宦官势力在掌握朝廷大权。下诏犒劳段颎并拜其为侍中的正是宦官势力，因此段颎自入京时起，其行动便受宦官势力左右。而且，段颎初入京师便被拜为侍中，而侍中一职的任职者一般都是从博学多识、德高望重之辈中选拔出来，有作为皇帝“顾问应对”[36]的性质，尽管段颎曾被举为孝廉，且历任宪陵园丞和阳陵令，但对于习于弓马、崇尚游侠 [37]的段颎而言，侍中 [38]
一职并不合适。尽管如此，段颎仍得以历任京师和附近地区的各种官职，其身份与地位获得了稳定的保证。
段颎入京以后能够继续保持其地位的原因是什么？段颎入京时，下诏封赏的实际主体是宦官，由此来看，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断出段颎与宦官的政治联系。[39]尤其是对于段颎对待宦官的态度，史书记载曰“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40]，由此可知，段颎入京之后，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是宦官。实际上，段颎入京后“遂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增封四千户，并前万四千户”[41]，即在诛除中常侍郑飒和董腾后，段颎从王甫那里获得加封，而且次年亦得历任重要官职，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段颎与宦官势力的政治联系。如果说段颎在京师需要宦官势力做自己的政治后台，那么宦官在与党人（士人）的政治斗争中同样需要依靠段颎的军事力量做支撑。两者的这种相互需求，在熹平元年（172年）指责宦官曹节和王甫害死窦太后的朱雀阙壁书事件发生以后，使御史中丞段颎替代司隶校尉刘猛负责搜捕调查。之所以让段颎代替刘猛，是因为与在搜捕过程中态度消极的刘猛 [42]相比，“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的段颎是实施搜捕的更为合适的人选。而似乎亦是要回应宦官的期待，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的段颎大举搜捕“太学游生”，被捕入狱者达千余名。[43]即逮捕“太学游生”可以说是清除了宦官们最视为眼中钉的一群人。由上述记录可知，对宦官势力如此忠实的段颎至少直到光和二年（179年）被封为太尉时，自身的荣华地位都获得了稳定的保障。
但光和二年段颎的政治后台王甫的死亡给段颎在京师的政治活动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王甫因司隶校尉阳球的上疏而下狱并死于狱中[44]，事情波及段颎。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显示了王甫与段颎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复代桥玄为太尉。在位月余，会日食自核，有司举奏，诏收印绶，诣廷尉。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颎，就狱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家属徒边。[45]
即庇护者宦官势力倒台后，段颎受到极大冲击，不仅荣华富贵无法保全，连性命都搭了进去，家属也被流徙边疆。
凉州人张奂与段颎在入朝背景上有着是否与宦官结附的差异，入京之后都有不幸遭遇。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无论是回乡教授后学的张奂，还是灵帝念其功勋而下诏[46]使其妻子归还本郡的段颎，虽然都曾一度离开故乡，但他们在敦煌和武威地区的势力基础仍如先前，得以保留如初。那么，同为凉州人，在桓帝、灵帝以后入京的那些人，在入京之后是否丧失了入京之前拥有的势力并逐渐没落？接下来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四、官吏进出与党锢
碑文最后的记事中第10行第12字记载曹全被罢官，隐居故乡七年的内容。根据碑文的记录，并未言及曹全被罢官的具体原因。只记录了“弃官，续遇禁罔，潜隐家巷七年”的字样。与此相联系，《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中也只提及在建宁二年与党锢有关的情况，并没有详细的述说。但是，曹全被罢官、禁罔的过程根据碑文可以推论如下。为了便于说述，现将碑文分开来讲解。
①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
②诸国礼遗，且二百万，悉以簿官。
③迁右扶风槐里令。
④弃官，续遇禁罔，潜隐家巷七年。
首先，①②两则记事事实上是曹全在边境地区最后的战功。在称赞他功德的碑文中，与异族群有关的在建宁二年的记事。因此，③的记事中迁职右扶风、槐里令是在建宁二年，根据战功所应得的代价。右扶风、槐里令与长安是非常邻近的地区。这一事实意味着被任命为边境官吏的曹全首次进出为内郡的官吏。
问题是④的记事。为什么曹全会被罢职和禁罔后隐居故乡七年？首先在曹全赴任右扶风槐里令之后，可知罢职、禁罔的事实与当时掌握权力的宦官势力有着对立关系。桓帝、灵帝时期可以把与宦官对立的官僚们聚众合一主要是源于他们共同的政治目标。[47]首先我们来看以下与此相关的下列记事。
①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后汉书》卷六七《杜密传》）。
②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
①叙述的是桓帝、灵帝时期官职达太仆，累于党锢而自杀的宦官杜密。②讲述了荀子的十一世孙荀淑的侄子昱和昙在任官僚时对宦官的态度。从这样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僚们共同的政治目的是除去宦官势力。而且桓帝、灵帝时期官僚们共同的政治目的并非只是除去宦官。永兴二年（154年） 泰山和琅琊一带强盗公孙举引起叛乱的时候，把他们招致自己的县内反对政府的讨伐政策的韩韶为例。韩韶死后为了赞颂韩韶之德写了“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后汉书》卷六二《韩韶传》）。这不是单纯的赞颂韩韶之德，而是他们之间的政治指向相同。
桓帝、灵帝时期还可以从与曹全相同的出生之地的人物张奂那里看出其共同的政治目的。永康元年（167年），他在入京之前“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的态度，或是与少于三辅地区的人士广结交情又从太尉朱宠得到了师事，宦官出身的司隶校尉王寓想得到官僚的举荐时唯一拒绝（“唯奂独拒之”）而从乡里禁锢的事实等家门背景、成为官僚的经历、文化素养 [48]来看与同一时期的党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随之可知桓帝、灵帝时期，党人具有的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除去宦官。
与之相关的碑文的第5行第11字到第7行的内容展现了曹全没有与宦官妥协的品行的那一面。
及其从政，清拟夷齐，直慕史鱼，历郡右，职上计掾史，仍辟凉州，常为治中别驾，纪纲万里，朱紫不谬，出典诸郡，弹枉纠邪，贪暴洗心，同僚服德，远近惮威。
不仅随祖先的主要官职的历任而得到乡里中的名望，重视孝和敬的儒家素养，而且从“清”“直”来施政的情况可以看出曹全虽迁职于中央官可是没有和宦官势力勾结。碑文里没有提及禁锢于乡里7年之久的确切原因，可能是与想除去宦官的党人们具有共同的目的。所以党人们建立碑文的行为和意识表现通过拒绝与宦官势力妥协的“清”或“直”等表现了身为儒学者的精神世界。所以曹全碑不是单纯颂扬曹全的公德，而是为了这些出捐的掾吏王敞、王毕、王历、秦尙、王颛等与曹全具有相同的政治目的，通过身为儒学者精神世界和同僚亡者的意识来表现，并且身为官僚以“清”和“直”来形成普遍的认同感。
五、结论
笔者通过对汉代河西豪族的形成及相关的文章来说明河西地区的势力家族的形成及成长过程。[49]在此笔者认为对汉武帝之后将河西边疆地区编入到汉的领土后，通过对此地区的徙民和屯田等措施对此地区实现实质性的支配。本文的叙述对象之一就是《史记》《汉书》等四书或简牍等官文书里出现的边疆地区通过徙民家系形成和发展的事例，从个人角度通过碑文的内容来进行研究。
《曹全碑》是汉代河西边疆地区势力的成长和发展过程的典型史料。还可以从曹全家谱的来历、为官的背景、建宁二年的记事中可知西域相关的内容，和言及的与党锢相同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汉社会变化的过程。所以《曹全碑》不是单纯的颂扬一个人的碑文，而是了解汉代整个社会，特别是后汉灵帝时期的重要史料。
《曹全碑》的制作年代是中平二年（185年），发生黄巾起义的第二年。一个帝国在逐渐地走向没落。就在这样的时期完成了碑文，而碑文内容如下：
妖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怀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
以上记录与曹全的想法毫不相关。这一记录是颂扬他的功绩的推崇者们所认知的后汉末期的时代状况。随着这一记录接着言及专职为合阳令的曹全之变乱和对百姓的抚恤等善政（碑文12行以下）。在碑文第14、15行的“是后旧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闵缙绅之徒不济，开南寺门，承望华岳、乡明”的记事中可料到曹全处于察举的中心位置。和孝廉一样通过察举成为官僚得到国家权力，又意味着能在地区社会中独自构筑势力。但是笔者想以非曹全的观点，而是出捐者的视角来理解此记事。
中平年间，因黄巾起义发生而国家权力不能正常运转，加之直接与皇帝权力相联系，站在权力最高点的宦官官职的委托实际是强制要求官僚们妥协。即宦官官职的委托就是察举制度的瓦解。只有主张“清”与“直”的党人们才与宦官相抗衡。随着此对立之渊越来越深，世人们的关注也更加强烈了。就被党锢禁的曹全的立场来说，位于察举之中心更不是件易事。所以掾吏们为了自己成为官僚的依靠与原来的察举无关的新制度。那么他们在自己的地区势力范围内要找出不是察举的另一个名分。为了这些，他们想要与具有很多战功和治绩的曹全联系。这样一来，《曹全碑》起着亡者和活者在不安定的社会里确立自己政体的“中间界”作用。
（作者系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教授） （原载〔韩〕《中国史研究》2005年38辑， 收入本论文集时略有改动）
[1]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硏究中心编《简帛硏究》、武汉大学简帛硏究中心编《简帛》、中国文物硏究所编《出土文献硏究》等学术杂志的编辑与简帛网（http：//www.bsm.org.cn）、简帛硏究（http：//www.jianbo.org）等Web-site承担了研究者之间畅通无阻的研究交流。
[2]对于大体上出土文献资料的介绍与研究概况，有骈宇骞、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富谷至《二十一世纪の秦汉史硏究―简牍资料》（《世界历史》3，岩波书店，1998年），《木简、竹简の语る中国古代―书记の文化史》（岩波书店，2003年， 林炳德译《通过木简与竹简看中国古代文化史》，四季节，2005年），大庭修编《汉简硏究の现状と展望》（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金庆浩《近百年主要汉简的出土现况与敦煌悬泉置汉简的内容》（《史林》2001年第15号）。
[3]主要研究有，Wu Hung.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硏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主要资料有李贵龙、王建勤主编《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高文编著《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薛文灿、刘松根编《河南新郑汉代画像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龚廷万、龚玉、戴嘉陵编著《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除此之外的研究论著或是资料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4]高文：《汉碑集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袁维春撰：《秦汉碑述》，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90年。Wu Hung .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等等值得参阅。
[5]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杂说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
[6]杨东晨：《东汉兴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七章《灵帝时期社会的残破与黄巾起义》。徐难于著：《汉灵帝与汉末社会》，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
[7]例如，《裴岑纪功碑》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敦煌太守裴岑在顺帝时期击退匈奴王呼衍王的相关记载，但在史书中对此并未言及。
[8]关于出土文物的地域研究有牧野修二《出土文物における中国古代社会の地域的硏究》（1992年，平成2、3年度科学硏究费补助金一般硏究（B）硏究成果报告书）。
[9]碑文的第4行有40字，第17行有42字，第19行有33字，第20行有9字。
[10]《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1127页。“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食货志下》，第1172页，“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欲处。”
[11]关于汉代选举制度的研究是非常多的，将这些研究集以大成，其中以“制举”为中心来研究选举制度的有福井重雅所著《汉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硏究》（创文社，1988年）。
[12]曹全也被孝廉推荐为官吏。碑文8行，“（建宁二年） 举孝廉”；10行“（光和六年） 复举孝廉”。
[13]永田英正：《后汉の三公にみらる起家と出自について》（《东洋史硏究》24-3，1965年）中的三公，初期孝廉占18%、中期占44%，后期为69%、末期为26%，指出在中后期，孝廉的比例相对来讲比较高。又如九卿，各期分别为 15%、39%、42%、25%，到了中后期占据比例也有所提高。
[14]滨口重国：《汉代に于ける地方官の任用と本籍地との关系》《秦汉隋唐史の硏究（下）》［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0年（复刊）］。
[15]李成珪：《前汉县长吏的任用方式：东海郡的例——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的分析》，〔韩〕《历史学报》160，1988年，第85-101页。
[16]马雍：《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7]金庆浩：《汉代河西地域豪族形成与其性质》，〔韩〕《东洋史学硏究》75，2001年，第36～40页。
[18]（清）赵翼：《卄二史札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两汉外戚之祸”与“东汉宦官”很好地展现了当时宦官与外戚飞扬跋扈的状况。
[19]（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第1866页。“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
[20]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上）》，《大陆杂志》1992年第84卷第1期，第16页）认为，在有关是否废弃凉州的争论中，大部分关西之士表示反对的理由在于与山东地区人士对立的地域观念，即同乡观念。
[21]（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第1589页。“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
[22]（东汉）王符：《潜夫论》卷五《救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7页。“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过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
[23]（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第2147页。“寇势转盛，凉州几亡。”
[24]（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7-2898页。“会段颎坐事征，以济南相胡宏代为校尉。宏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寇患转盛，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
[25]（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7-2888页。“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
[26]（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第2150-2151页。
[27]（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第2130页。
[28]冈安勇认为，在西南夷与羌族关系较为频繁的益州，之所以任命益州管内的“大姓”（豪族）为郡太守或县令、县长等，是源于朝廷里对这些人和异族之间关系的评估。（冈安勇：《古代中国西南地域の大姓（一）——〈华阳国志〉を通して見た―》，《法政史学》40， 1988年。）
[29]（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第2139-2140页。“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
[30]（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第2139-2140页。“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
[31]（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第2139-2140页。
[32]（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第2140页。
[33]（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第2143页。“奂少立志节尝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显示出张奂与中原人士不同的强烈的将帅风貌。
[34]（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第2154页。“初颎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云。”
[35]（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第2153页。“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
[36]（南朝）范晔：《后汉书·百官志三》，第3593页。“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注引蔡质《汉官》曰：“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
[37]（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第2145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
[38]富田健之：《后汉時代の尙书·侍中·宦官について―支配權力の質的變化と关連して》，《东方学》64， 1982年。
[39]在安定郡乌氏县人氏梁统一门那里同样如此。梁统初次出任官职是在更始二年（24年）被任命为酒泉太守之时，建武十二年（36年）与窦融一起入京，以列侯身份侍奉皇帝，其势力基础也随之逐渐扩张至京师地区。而且，通过其子梁松与光武帝之女舞阴长公主的联姻，其在京师地区的势力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梁氏一门的鼎盛期是在顺帝和桓帝年间的梁商和梁冀一代人之时。此时期梁商正探索与宦官之间的政治关系形态，从“性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欲陷之［（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三四《梁统列传》，第1175页］”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对宦官的妥协态度。
[40]（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 第2153页。
[41]（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 第2153-2154页。
[42]（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第2525页。“于时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
[43]（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第2525页。“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
[44]（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第2526页。“光和二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子长乐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狱中。”
[45]（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第2154页。
[46]（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第2154页。“后中常侍吕强上疏追颂颎功，灵帝诏颎妻子还本郡。”
[47]后汉时期党人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要素、政治思想，对于形成了密切关系的内容可参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2页） 《汉晋之际士之自觉与新思潮》。
[48]《北堂书钞》（虞世南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五三《设官部五》“太常十七”，“奂素立清节，当可否之间，强御不敢夺也。”《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第2143页。“奂少立志节……董卓慕之，使其兄遣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
[49]金庆浩：《汉代河西豪族形成与其性格》，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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