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出土的北魏镶松石金耳环

武瑛  石磊

内容摘要  耳饰作为首饰之一员，其设计与制作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手工艺水平。本文围绕宁夏固原地区出土的两对北魏镶松石金耳环，就其材质与制作工艺、出现及传承作初步探究。

关键词  宁夏固原  北魏墓  镶松石金耳环

耳饰作为首饰之一员，位于人的头面两侧，这使得佩戴者会特别赋予耳饰设计以巧思和华贵的材质，使其更具审美价值，直观地展示出佩戴者的身份和品味。其体量小巧，但并不影响工匠们鬼斧神工之技艺的发挥。因此耳饰的设计与制作，也代表了其同一时代最为精湛的金、玉、宝石加工及镶嵌工艺。

一、耳饰的出现与流传

耳饰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已经证明，在公元前8400年至公元前7200年，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就有发现，出土的玉玦是世界上最早的耳饰，反映了先民对美的追求和对灵魂的认识。

先秦以后，随着礼学的发展，中原地区受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观念的影响，古人注重身体的全徳全形，因此不流行穿耳。当时的墓葬壁画中人物和陶俑等文物几乎看不到佩戴耳饰的，诸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主人轪侯夫人辛追就没有耳洞。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盛唐。

二、宁夏固原地区出土的耳饰

宁夏固原地区出土的金耳饰数量不多，在附近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也均为零星出土，似乎至今尚难为之勾画起源与演变的清晰线索。但耳环和耳坠，先秦时代在北方青铜文化范围内即已流行，固原杨郎乡马庄村出土春秋战国时期金耳环一对，呈圆形，接口未焊接，下连有空心金圆球，球下有两条金丝组成的珠球；固原杨郎乡马庄村还出土春秋战国时期一对金耳环，耳环由金包耳环、金串链、葫芦形金叶片三部分组成；汉魏时期的耳环，最简单的形制就是光素的圆环或椭圆形环，比如固原东郊乡雷祖庙村北魏墓出土的金耳环一对，呈椭圆环状，中间略粗，两端渐细；固原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和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也各出土一对镶松石金耳环，其样式精巧独特，工艺复杂多样，具有鲜明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格。

固原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出土的镶松石金耳环（见图1），直径分别为3.4厘米和2.9厘米，重量分别是8.6克和6.6克。耳环呈椭圆形，大小不一，中空，两端尖细并各有一小孔，器表镶嵌三周梨形松石，红绿相间，错位排列，数量不等；外侧两周镶嵌松石的内边缘以及中间一周镶嵌松石两边缘焊联有四行大小不等的金珠；其中体积较大的金耳环，中央部分有断裂后用宽1.5毫米左右的薄金片串联修复的痕迹。

固原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出土的镶松石金耳环（见图2），直径4.8厘米，重分别为14.7克和16.3克。为环状，中空，两端尖细，两端的内壁处各有一用同样大小金珠装饰的小孔；器表镶嵌三行椭圆形绿松石与珍珠，略突，错位排列，数量不等，部分绿松石脱落；围绕镶嵌宝石的外围均焊联有大小相同的金珠作为装饰。

图1 镶松石金耳环（北魏，1987年固原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出土）

图2 镶松石金耳环（北魏，1991年固原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出土）

三、材质与制作工艺

从出土耳饰的材质来看，在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以金银质及黄金嵌宝为主，人们对于黄金饰品有着天生的推崇。这一时期的金银器物渐多，这固然得益于丝绸之路上频繁的贸易往来，西方产品的不断输入，但也更多地源于游牧民族喜爱贵金属的传统。马背上迁徙的生活最宜携带价格高、体积小的物品以保有财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也往往借由装饰在身上的首饰、服饰乃至马具展示给众人，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因穿着厚重，致使其他饰物无法很好展示，所以耳饰则更容易显露于外。同时，游牧民族不分男女均佩戴耳饰，甚至某些墓葬中，男性佩戴的比例还高于女性，一方面应该是他们对于首饰佩戴的习俗所致；而另一方面黄金首饰作为一种财富的储存方式，对于家庭地位较高的男性来说自然也就成为了承载财富的主体，因此男性佩戴耳饰也就更为普遍。

从制作工艺上来说，固原出土的两副镶松石耳环，均采用西亚金属加工中的金叶锤揲，经过多次焊接而成，宝石的镶嵌也都采用了掐丝、包边镶嵌的制作手法，同时在包边镶嵌的外围焊联有细小的金珠，构思精巧，精美独特。但在制作细节上两副耳环也各有精巧，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出土的镶松石金耳环，镶嵌的松石呈梨形（也叫水滴形），梨形宝石糅合了椭圆形和马眼形宝石的特点，使线条更显柔和，有一个圆形端和一个尖端，此独特形状被用于很多配饰设计上，佩戴梨形宝石能够巧妙地突显线条美，尤其适合镶嵌于项链及耳饰。而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出土的镶松石金耳环，镶嵌的松石及珍珠均为椭圆形，结合整体耳环椭圆形的外形，使耳环显得更为圆润饱满；同时嵌宝边缘缀联的金珠，则更显耳环的制作精良与细腻的艺术效果。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对金银的认识和使用要晚于对铜的认识和使用，而且中国的青铜铸造和装饰技法相当发达，所以在初期，中国金银的加工技术基本上也借鉴了青铜加工技术。直到汉代以后，借鉴、吸收、融合并逐步创新、发展，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冷热加工装饰技法。总的来说，金银器的加工技法主要有范铸、锤揲、鎏金、焊接、錾花、掐丝、镶嵌、金珠、收挑、点翠等。

锤揲，即充分利用金银极佳的延展性能，用锤子将金块捶打成片，然后置于器物或模具上挤压捶打，即成有凹凸纹饰的器物。敲打出的既可以是器物的形体，也可以是花纹。锤揲是西方金银器成纹的主要方法，在拜占庭、波斯以及中亚都有悠久的传统。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的人物纹样就是用此方法制作。锤揲出的纹样凸出器表，造成浮雕一般的纵深视觉效果，使器物更具有空间感和立体感。伴随着丝绸之路上西方文化的东传，锤揲技术风行一时。

焊接，是在金银器和金银装饰部件之间的接触点上浇灌金属液体，使之冷却后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此法多用于金属部件和其他金属器件的结合上。

镶嵌，是在金银器上嵌饰珍珠，水晶，绿松石，红、绿宝石等材料的饰物，以增加器物的富丽程度，有的器物往往装饰多种饰料。

而掐丝镶嵌和金珠缀饰这两种工艺在北朝时期通常一同使用，它们至迟自汉代开始就出现在我国的金银饰中，到唐代一直盛行。制作精细但费时，艺术效果却更加玲珑剔透。掐丝镶嵌、金珠常常是用焊接的方法依附于器物表面，焊接时对焊药与焊枪的选择及火候的把握，关系到焊接后的金丝、金珠等能够依然保持其形状的完整、颗粒的饱满，这就考验着制作匠人高超的金银加工技艺。

掐丝多用捶打至极薄的扁金丝编出纹样轮廓，后焊接到底板或器壁上，再镶嵌饰物。与镶嵌工艺中包镶技术有所联系，这种做法在西方起源较早。金饰上面饰物包边镶嵌则是使用掐丝工艺，将拍扁的金丝或金片按照宝石的形状围成一周对头焊接后再黏结或焊接在底托之上。我国北方匈奴、乌孙和早期鲜卑族的金饰上可以见到，因此这一技法应该是通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从西方学习而来。汉晋时期，多镶嵌绿玉和绿松石，掐丝外框也以心形、圆形、水滴形、月牙形等简单的形状常见。直至北朝时期，镶嵌物日益丰富，扩大到各种材质，色彩斑斓，工艺日趋复杂而精致。

金珠工艺，在东汉时由波斯传入，到北魏时比较盛行，珠粒饱满圆润，与镶嵌工艺巧妙地结合起来，增加了立体效果。金珠主要用在金银器表面的装饰上，是根据器物上所需金珠的数量和直径大小而特制的。金珠通常焊接在金、银器物上以作装饰，形成如联珠纹、鱼子纹等。金珠的制作方法一般有吸珠、泼珠（炸珠）、研珠、赶珠、吹珠等多种。金珠工艺的使用在固原南郊乡九龙山汉墓出土的两件镶松石金带饰（见图3）和29件桃形金花饰（见图4）上也有所体现，虽造型不同但制作手法完全相同，采用掐丝工艺制作圆形、桃形或水滴形的外框，框内镶嵌松石，边缘缀饰呈联珠纹样的金珠，其造型具有明显的西亚风格，虽然所用原料较为单一，但线条极其流畅，主题突出。可见金珠工艺把黄金的精细特性推向了极致。

图3 镶松石金带饰（西汉，1983年固原南郊乡九龙山汉墓出土）

图4 桃形金花饰（西汉，1983年固原南郊乡九龙山汉墓出土）

而金珠缀饰是作为金银器制作工艺来说的，金珠缀饰在金银器的造型纹饰上，多形成联珠纹、鱼子纹等。联珠纹因在团纹的四周边饰以若干小圆圈，如同联珠而得名，常用于装饰主题纹样周围，围绕形似一串联珠，故称为联珠纹，主要来自波斯萨珊和粟特艺术。我国金银器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外来元素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待外来文化既不全盘吸收也非置之不理，而是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发展，既有工艺技术上的影响又有造型纹饰上的影响。外来文化除了对金银器造型产生影响外，对其纹饰也有较多的影响，而且越是早期的器物，所受到的影响越大，来自域外的纹样主要有摩羯纹、立鸟纹、翼兽纹、缠枝鸟兽纹、联珠纹等。固原出土的两副北魏镶松石金耳环，恰恰使用的就是这种工艺，掐丝包边镶嵌宝石后，在边缘缀饰金珠，金珠连缀在一起形成联珠纹样。

使用同样工艺的还有内蒙古博物馆珍藏的两件北魏金步摇冠（见图5），出土于乌兰察布市达茂旗西河子村窖藏。其一头部轮廓似牛首，头部边缘饰鱼子纹，内作连弧纹装饰。在牛首之面部及双耳镶嵌红、白石料，部分已脱落。耳呈桂叶形，每个枝梢上环穿桃形金叶片。其二具有马头特征，头额部原镶嵌料石，现已脱落，眉梢上端另加一对圆圈纹，所有花纹和脸框周围饰鱼子纹。面部嵌白、淡蓝色料石。竖耳，做尖桃形，内嵌白色料石。角作三枝并列向上，分叉处嵌桃形白、绿色料石。枝梢环穿桃形叶片。该器物采用模铸、焊接、金珠细工、镶嵌、錾、冲等工艺，而其中金珠和镶嵌工艺的统一结合，成为北魏金器工艺的一个显著特征，可见外来文化对其影响甚多。

图5 牛首、马首金步摇冠饰（北魏，乌兰察布市达茂旗西河子村窖藏）

固原地区在北朝时期先后是北魏、西魏、北周属地。这一时期的固原处于中西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咽喉之地，过往贡使、商客、僧侣络绎不绝，活动频繁。中国丝织物在西去的同时，也将西方的香料、金银器、玻璃器等带入我国，大量带有或受到中亚和波斯风格影响的文化和技术向东传播。考古发现的固原北朝墓葬所出土的具有鲜明中西亚特点的金银器、玻璃器等，就充分见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事实。通过丝绸之路上对外贸易的交流，大量带有西域风格的金银器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国，在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中，金银器形成了既富丽豪华又充满异域风情的艺术风格，成为当时重要并具有影响力的手工艺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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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景明.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J].民族艺术，2008（1）.

（武瑛系宁夏固原博物馆馆员；石磊系宁夏固原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