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舆论界，何为公共领域

提出作为逻辑和认识问题的舆论界是一回事，从偶然事件的历史解释角度接近它是另一回事。认知“公共”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进行？要涉及什么，需如何操作？舆论界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和经验世界平行的世界而存在的，尽管这是其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公共空间的早期阶段就是为了公开提出意见。它不是由具体观点构成，原本一开始就不相信任何事态会失控，相当于舒茨的生活世界，相反，人们“有看法……”也就是说，对于演员和其实用目标有看法。

对于行为看法的职责勉强同源于认识论批评，认知得以自我判断。但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存在认识论上的行为指导兴趣或动机。唯一保留的是某种可替代的实际控制。只有通过代理作用于主体的方法，人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行动是在公共尘世舞台上演，登上舞台恰是唯一目的。论及社会主体作用于真实世界时，这样的判断是不可行的，因为目标和兴趣的分歧不受任何控制。为了给出正式的实际判断，有必要认识行为目的。只有公共空间预定这一目标，从现实主体的行为中，不可能获得普遍且有效辨认的目的。只有个人主体的实际兴趣能够被自己把握，但只针对自我，而不会普遍有效。

实用总原则（其实可能造成更为正式、实质的道德规范）是不可能的，但语用普遍性是可能的。在现实世界里，我们的行动不具普遍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描述某种意义上的可理解的而对每个人有约束力的行为——如果的确有所谓的一般行为的话，当然需要天才之举。取而代之的是有经年累月的文化实践。为了完成实践，我们无须介绍所有针对具体行为的语用逻辑因素，一般性概论或行为建构便已足够。在语用总原则中，舆论界的目标是可实施什么、赋权予谁、什么构成权力的语用合法目的。权力合法性因此是公共舆论的存在理由，正如盖格的经典社会学所声称的：“在蒙昧时代，卑微的臣民臣服于上帝的权威命令之下，并在‘总是这样’的传统面前俯首。”当代人在民主自决的想象空间中成长，在犹豫中被推进，在抗议中回顾束缚他们自决和自由运动的客观制度，负责领导该制度的人们，权力拥有者。但是管束掌权者，不能通过互动的行为控制来施行；而只能通过权力合法性的符号空间来完成，这一空间就是公共领域。

舆论不是叙述本身，而仅是其目的论，让我们看到一种独特的现实。像凤凰一样，这一别样现实由基本事实复活而来。在辨认惯有的具有公共属性的公共舆论时，符号学已误入歧途（见道斯巴赫，2006）：舆论不是“某事”，更确切地说，它是意义产品，其纯粹作为意义而存在。哈贝马斯不得不在总体意义框架上重建此意义类型。当然，我们不能假设他的“基础语用学”的重构是唯一可能的或甚至是最好的。有更多声誉良好的选择从总体意义理论上决定社会甚至公共意义。只有浅薄的经验主义者才将公共舆论降格为这个或那个事件被认为的观点，他们能够逃脱这一必然。

所以我们不必讨论每一个孤立的意义理论，让我们来整理分类。因为我们在处理非经验的认知对象时，只有非直接的认知被讨论。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模式概念：或者是媒体造就的舆论被认为是一般意义的拟像，或者是存在实在意义。比如，当言语行为（以句子或文本语法）解释意义时，这和来自知觉的解释属于不同类型，因另一方面而让某事有意义。这是最抽象概述一个仅存于理论建构而非作为体验对象（本章的第二部分讨论拟像，第三部分非对象舆论解释的实质类型）。当从绝对我或存在真实性推论出实在意义时，便可称之为存在思维。齐美尔的“先验社会”甚至在名义上暗示其超经验关系，正如哈贝马斯的理式话语环境。

如果我们不将它们处于哲学的多重世俗挑战中，这些抽象分类所起的名称听起来就有些怪诞。这样的挑战之一是如何设想物理对象同时也是意义对象。更不用说会有下列情况属实：某个没人主张有形的对象却站在我们之间且具有规范意义？怎么可能让意义从具体对象分开？它如何仅仅作为无形意义起作用？这难道和皮尔斯的实用准则揭示和消解的“燃素”，或者“独角兽”不类似吗？实际上，回到1．5有关影像真相——此处意义未被彻底探讨，源于事物被展示的事实（“此人在拍照时存在”给予充分的解释）。在屏幕可见对象之外，有权力的人用展示其权力的方法证明其权力是正当的。这不是很明显，但恳求一个解决方案。

在1．7部分，我们逐渐看到符号学作为意义理论的中心思想。通过将意义解释为形式，符号的概念在存在和物质之间调和（德·艾蒂安，1996）。裂缝属于偶然因素领域，其抽象形式有三个类别。每一个具体意义可在符号的三重关系中被掌握，但这绝不是说形式上有可能就是实际上生产的。这里文化偶然性开始发挥作用，同时意味着不可预测。舆论在逻辑——形式意义上是特定意义类型，换言之，符号（见第三章），尤其历史事件是偶然发展的文化形式，也可被描述为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