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的客观效应

首先，简要总结有助于第一个问题的前期分析。在严格意义上，依靠不同媒体的不同技术，现实指数提供一些冗余信息，而未造成任何叙述发展，从故事角度来看，这些仅仅是干扰。同时，他们也暗示故事的真正起因是用来呈现现实印象。从这点来说，故事旨在上溯，揭示理应是事实而毫无疑问的现实。将故事的叙述对象（即丑闻）插入在可核实并已核实的事实中，会产生一系列相同的、连续的真实效应。这种类型的特点是，我们将所有事实混合在一起，激进的审判性描述，概括主观性。不仅以引用或原声进行概括，也作为一种典型“客观性”的语言系统。这将文本从上至下，从语言和视听的角度允许它运用真相形态。因此将与文本有关的视为真实的、主观的或是虚假的，怀疑它们或真或假；或者通过进一步个性特征来判断，特别是在视听媒体中，（如歇斯底里的、权威的、粗俗的，可以通过相机镜头或者是语境直接显示出来）。

毫无疑问，既存事实作为事态最具说服力：事实胜于雄辩。但是叙述结构不能是事实性的，因为叙述能控制一系列时间暂时朝向一个目标发展（时间本身不是朝向一个目标），而一系列规则是我们的目标。目标总是不太客观，因为从定义来说它尚不存在，而行动却使其永久铭记在心。这种消除—存在的预先决定被设想为“社会想象”，这只是简单意味着超个体带有可沟通的实际目标。新闻故事中的客观性“骗局”是基于一连串单一事实，结合冗余事实，这都是真实存在的。该事实被错误地传递，使得规则构成有序系列。因此，对于故事，无关真假，只有可信与否（这也就是叙述可能意味着华丽言辞和富于诗意）。

最初《波士顿环球报》的CSA丑闻，产生最主要的客观效应首先是为支撑客观性提供一系列目击者。这些目击者都以相同方式出现，律师为其诉讼索赔把他们卷入法院和诉讼公关的姿态（罗施沃尔布和斯塔克1992）。这些目击者也严格遵守既定的修辞风格来叙述，但是每种叙述的背后都隐藏着控诉，这种伤害指控由被告承担唯一的责任。采用这种形式，新闻体裁显然转变成了我控诉，但只有利用这种方式，才能将信息转变为丑闻。

在法庭上，CSA事件内部模仿公平进程的模式，符合罗马法审理案件时兼听则明原则，即被告须有机会被听到。当策略是将责任转移向更高的实体上时，真正被控告的就并不是单一的被告或是罪犯，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整个体制。只因采取这种文本策略，大主教管区发言人唐娜·莫西里成为错误的公关战略中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故意拖延，她错过了最后一个为此事件“编造”的机会，而这种沉默也通常被解读为被告的“掩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