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时个人的心理行为倾向变化

灾时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与人的需求的种种变异，必然导致人的心理行为发生变化，呈现出灾时所特有的倾向。根据汶川地震等强烈地震发生后的情况来看，灾时人们的心理行为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亲和力增强

所谓亲和力，指的是个人企求合群、企求群体包容的心理动力，是人们合群倾向的心理基础。人的亲和需求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既具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原因。前者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由于生存法则的作用，为强化生存条件、便于种族延续而代代相袭的本能素质。后者则是人们寻求社会承认、学习社会角色的结果。因此，企求合群和群体包容，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个人得以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由于人们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诸如出身、习俗、职业、身份、教养、信仰、爱好、性格等等，就使得人的亲和行为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在某些方面相近的人们会相互吸引或接近，而差别较大的人之间会相互疏远或排斥。因此，这种选择性是人们亲和行为的一种限制。

（一）亲和力增强的原因

强烈地震过后之所以会引起人的亲和力增强，主要有以下原因。

1．强烈地震所造成的人们心理上的恐惧感的存在

心理学实验早已证明，恐惧感是引起和强化亲和合群行为的重要因素。地震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往往甚于其他灾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强烈震动与破坏的突然降临，众多亲朋的匆匆离去，震后灾区的悲惨情景，灾后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人们一生中对震灾难有重复经受与体验的机会等，都比其他灾害更易造成人们的恐惧。

2．灾区人们极易出现的孤独感

强烈地震往往在一瞬间切断了灾区同外界的联系，中断了灾区同外界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使灾区成为隔绝于世的“孤岛”，这就极易使人们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从而增强人们的亲和倾向。

3．灾后人们失落感的普遍存在

震灾在一瞬间几乎夺去了人们的一切：生存空间、亲朋好友、个人财产、生活依靠以及工作、学习的种种条件等。这就极易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只有在震灾夺去的这些得到弥补才能逐步消除，故使得人们的亲和要求空前强烈起来。

（二）亲和力增强的主要表现

灾时人的亲和力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亲和联系的选择性降低

灾时人的亲和行为，会突破亲缘、地缘、职业、身份等种种因素的限制，异乎寻常地广泛起来。甚至平时积怨深重、反目相待的人，也可能在一瞬间消除彼此的隔阂，走到一起来。

2．亲和目的的单极化

平常时人们相互间的亲和，往往含有多重目的。比如，职业相同的人相互亲和，既可能是为了获得对方的认同，也可能是为了学习对方的职业特长，还可能是为了加强同对方的友谊，因而在目的上带有“去向单一化”的倾向。

3．亲和需求的相互性

平常人们相互间亲和时双方可能有主动与被动之别。灾时，由于大家都处于同样的生活境遇，具有共同的心理需求，因而相互间亲和的动力往往是一致的。

二、行为的趋同化倾向

行为的趋同化倾向是灾时人们种种心理行为变异的集中表现。平常情况下，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层次需求各异，角色差异明显，从而表现出纷繁复杂的行为特征。但在震灾发生的特定条件下，人们以共同的社会角色——灾民出现，呈现出明显的行为趋同的倾向。

灾时人的行为变化的客观心理背景，是人们共同经验区的形成。所谓“共同经验区”，指的是人们在同一时期内因共同的生活环境、生活境遇而形成的相似的生活体验。形成共同经验区的外部条件是人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内部依据是人的需求层次的压缩与同一。

共同经验的形成与存在，导致了灾时人们的行为的趋同。行为趋同化的具体表现，一是行为目的的趋同，灾时生存问题成为灾民生活的基本目的，因而人们行为目标的指向，会因生活目标的一致而出现趋同趋势，造成人们行为目的上的一致；二是行为动力的趋同，平常个人行为的差异，源于个人行为动机的不一致，而在灾时，需求的相近或相同，使行为动机趋向一致；三是行为特征趋同，这是行为目的与动机趋同的必然结果。

三、自我意识的弱化或增强

自我意识亦称自我，它是人们对自己存在的体验和认识，包括认识自己的生理状态、心理特征以及他人与自己的关系等。自我意识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就是个性社会化的过程。人的自我意识是个人同外部的人和物不断进行心理、信息交换的结果。因此，它也必然随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灾时人的自我意识可能向两极变化，一种是弱化。其主要表现是：一是依赖性增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对社会与他人的依赖性。灾时，由于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人的正常的自我意识，如自尊、自信等都会发生弱化变异，降低自我的独立性，从而强化对他人的依赖感。二是自信心减弱。自信心是个人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它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条件：个人的状况、他人的评价标准及社会生存条件。当这些情况变化时，人的自信心也会随之而变化。地震灾害发生时，上述三方面情况的恶化，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人的自信心。此种情况，在灾害致伤残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三是自控能力降低。人的自我意识有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能约束自己的行为、态度。灾时人的自我意识的弱化，必然也会影响到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降低。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控制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个人对他人行为的依从上。

灾时人的自我意识的另一种则表现为自我意识增强。在一部分人自我意识弱化的同时，也会有另一些人，他们在震灾面前强烈地意识到自然与社会的突然变异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影响，并由此明确地认识到自己角色身份的变化，从而对自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有了认识上的突变，自我意识明显增强。这种增强可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积极向上的。有些人，他们在众人遭受灾难和不幸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对集体、对他人的责任，挺身而出，自觉地带领众人抢险救灾，甚至置自己的亲人或伤痛于不顾，表现出平常情况下难以估量的勇敢和坚强。这样的人和事，在汶川、玉树等强烈地震发生后是屡见不鲜的。另一种相反，是消极的、落后的倾向。比如，有些人，他们私心过重，追求虚荣，但在平常表现得不甚明显。强烈地震摧毁了人们生存的空间，也将人与人之间生存等利害关系暴露无遗。此时，这种人的种种潜在需求便受到激发而空前强烈起来，以致出现种种失常表现：发生抢劫、强奸等犯罪行为，或表现为强烈的自我标榜、自我扩张，等等。

正是灾后人们自我意识的这种双向变化，造成灾后常见种种矛盾的现象：平时缄默无闻的小人物挺身而出，一反过去服从、顺从的形象而成为救灾的指挥者，而平时掌管着许多权力的人却变得手足无措。一些平常显赫的人沉沦下去，而平常的“小人物”却脱颖而出。这与震后人们行为的趋同化倾向并不矛盾。后者是多数人行为倾向的宏观特征，而前者则是部分人行为倾向的微观表现。这表明，尽管灾时人们心理行为变化的起因均源于地震灾害，但由于人们的具体处境（震前震后的情况，主客观的条件等）千差万别，灾时人们所表现出的心理行为特征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

灾时人们的种种心理行为倾向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引导得当，将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社会影响，并转化为巨大的社会力量，使灾时人们的亲和力增强、行为趋同与自我意识强化，有利于人们突破平常社会联系中的心理障碍，增强人们在灾难中的互相救助、共渡难关的心理意识，从而促进灾民群体内聚力的形成，进而增强人们摆脱悲痛、战胜震灾的勇气与信心；促使人们在困境中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的社会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从而推动救灾活动的顺利开展，促进地震救灾社会目标的尽快实现；激励人们在逆境中去追求高尚人生价值的实现，促使利他主义的道德风尚得以发挥和传播，从而促进灾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与灾区社会秩序的安定、正常。灾区人民上述一系列积极因素的充分调动，正是汶川等地震后救灾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灾时人们的种种心理行为倾向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果处理不适当，会成为救灾活动中的阻碍力量。比如，人们自我意识的弱化与行为趋同倾向，往往容易降低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削弱社会控制的力量，诱发种种盲目的从众行为，从而加重社会的无序状态，延缓救灾活动的进程。灾时出现的哄抢国家或集体财产的事件，就是这种盲目从众行为的集中表现。

对于救灾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来说，对灾区人们的心理行为倾向进行正确引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救灾活动的成败或救灾成效的好坏，因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