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害对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影响与改变，会必然地反映到人际关系上来。
社会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人际关系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种。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心理上的距离，它反映了个体或群体寻求满足社会需求的心理状态。因此，人际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取决于其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
灾时人际关系的变化，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心理关系的变异。造成这种变化的外部原因，是在同一时期内人们基本生存条件的一致化，因而使人们处在相同的心理背景之中；其内部原因，则是人们在同一生活条件下形成的共同的心理需求。
灾时人际关系的变化，会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到个体或群体。就个人来说，它会引起个人交往需求、交往对象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使个人表现出开放的心态。就群体来说，因地震造成的组织结构、组织设施和组织人员的损伤，会使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人之间，在交往层次、交往方式以及交往效果上发生变化，进而引起群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灾时人际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际心理距离的缩小和相与行为的增强
灾时人的亲和力的增强反映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人际心理距离的缩小和相与行为的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是保持人际关系正常的度。相与行为，是人们相互之间进行的思想感情的沟通和交流，它直接取决于人际心理距离的大小。
（一）人际心理距离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人们彼此之间出现的心理距离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社会因素，如地域、种族、社会制度等的不同，使人们具有不同的生活目标与生活习俗等，从而造成人际心理距离。
其次是文化因素，如身份、教养、文化层次的不同，也会使人们产生种种见解和生活上的差异，因而产生心理距离。
再次是个性因素，如人的气质、性格、兴趣等，也是影响人际心理距离的原因，而这一切都会限制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灾时的特定情况下，上述种种因素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会相互削弱或暂时消失，从而缩短人际心理距离，促进人际交往活动。
其具体原因可作如下分析。
1．灾后声讯环境的变化缩短了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
人的正常的交往，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空间距离越小，交往的双方越接近，交往就越密切，人们就越容易成为知己。强烈地震造成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破坏，在一瞬间打碎人们的空间世界，平常由人工建筑物构成的个人的或家庭的独居空间也随之解体。个人生存空间的开放，使得各种职业、各种身份、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同的生活条件下聚居在一起，形成带有原始色彩的“大家庭”，因而突破了平常人际交往的障碍，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加强了人与人的相互吸引。
2．灾后“沦落人效应”的作用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如果双方能意识到彼此的相似性，则容易相互吸引。强烈的地震后，人们处于共同的生活境遇中，具有共同的命运，面临相似的选择，彼此在心理上就会产生类似感、亲密感，这便是“沦落人效应”。在人际交往中，“沦落人效应”会削弱个性差异造成的心理交流的障碍，增强人际吸引，压缩彼此的心理距离，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化。
3．灾后人与人感情互补要求的强化
交往双方的感情需要正好成为互补关系，也是产生人际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强烈地震后，物毁人亡对人所造成的感情冲击，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感情互补的需要。在正常情况下，个人感情补足的需要，经由个人的心理调节会逐步得到补偿。但在灾时，由于悲痛感情超出了平常的承受能力，因而个人心理很难调节。此时，人们只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得到精神寄托，排解悲痛感情，所以，人际交往的需求就会变得更为强烈。
（一）人际心理距离缩小和相与行为增强的表现特征
灾时人际心理距离缩小和相与行为增强的特征表现在如下方面。
1．相与行为具有共发性
在正常生活条件下，由于个人心态、境遇等的不同，人们要求心理沟通的强度是不同的。但在灾时共同的生活遭遇中，人际相与的需求会处在同一热点上，表现出相与需求的共发性。
2．相与满足的直接性
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人们在彼此交流中，必须经过多次重复并达到一定的深度才能获得心理补偿、满足，过快的心理表露常会引起对方的戒备或猜疑。但在灾时，由于人们共发的感情补足的需要压缩了相互沟通的心理距离，因而使得彼此的心理交流变得更加直接，更易得到心理补足。
3．相与对象的泛化
按照人们平常的经验，进行心理交流的对象一定是经过心理筛选的知己。但在灾时，由于大家同属于灾民，具有同样的心态、情感，相对于灾民这一共同的社会角色而言，人人都可以称为“知己”，故相互心理交流的对象就更为开放。
灾时人们相与行为的增强，能增强人们的心理联系，通过人际交往的感情补偿，减弱人们的悲痛情绪，抚慰人们的心理创伤，如果社会加以积极地组织和引导，它可以成为精神救灾的重要手段。但是，人们相与行为的增强，同样会传递消极情绪，可能加剧灾后人们情感危机的共振作用，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
二、人际交往的泛化与科层结构模式的打破
灾时人际心理距离的缩小和相与行为的增强，势必带来人际交往的种种变化。
（一）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
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社会、文化性格等方面的原因，每个人的交往活动总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故人们的交际范围有明显的心理圈定。灾时，限定人际交往的种种界限明显打破，人际交往对象的选择性大为降低，个人对交往范围的心理圈定随之解体，从而使人们的交往范围大为扩展，即出现人际交往的泛化。
（二）人际交往科层结构模式的打破
社会作为追求特定目标的群体，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由于社会成员间分工的不同、职业的界限，使社会形成了层次复杂的科层结构，每个社会成员都在确定的科层结构上工作、生活，进行人际交往。
社会的科层结构是现代社会有机体运转的社会组织基础。强烈地震造成的社会各级组织、各种群体的解体，使社会处于离散状态，因而也造成人际交往科层组织的打破，出现多层次交往交叉进行的复杂情况。这时，人际交往中显示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平等”。这是一种人们心理体验上的平等，并非社会差别的完全消失。但是，在灾时的特定条件下，它却能暂时改变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减弱人们实际具有的社会身份、地位给人际交往造成的影响和限制，使人际交往获取满足的对象和范围都较平常扩大和延伸，从而扩大了人际联系的社会作用和影响。
三、责任感的升华
人际交往中的责任，是彼此在深化交往中形成的义务关系。它是双方不断重复交往、心理满足度不断提高的结果。人们一次邂逅或偶然的一次交流，虽也可以交流思想和感情，但因双方随聚随散，仅仅处在表层的交流上，彼此难以产生责任关系。只有当双方的交往在不断重复的基础上日益深化，彼此在心理上体验到对他方的义务感时，才会产生责任关系。
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人际间的责任关系，既可能是先天具有的，如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责任等；还可能是社会角色赋予的，如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的责任等；还可能是自我认可的，如爱人之间、朋友间的责任。而人际交往中的责任，主要是指自我认可的责任。
灾时人际责任感的升华，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它的产生较平常时更为直接，更加随意
这主要是因为灾时特定的生活条件，在同一时间内，将社会上所有的人置于共存亡的境遇之中。大灾当前，人们要么相互救济，共同抗灾，求得生存；要么相互漠然，各自逃难，终为灾害吞没。在生死面前，人们自然要选择有利于生存的机会，彼此团结起来。因此，灾时人们不需要平常那样的重复交往，而只要关系发展到一定深度，即可形成责任关系，彼此能够主动救助，同舟共济，无须外部压力。灾时人们主动的自救、互救活动，即是有力的证明。
（二）表现为人道主义的利他精神
灾时人际责任感的升华可以表现为人道主义的利他精神，即不惜一切地救助他人。当然，这种精神并非灾时所独有的，但在灾时，它表现得却比平常时更为充分，甚至会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自觉行为，这在平常时是不多见的。这种精神的产生，无疑与社会的道德风尚、价值观念以及个人的精神风貌有关，但灾时人与人之间生死与共的责任关系，显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不可低估的社会原因。
灾时人际关系变化所具有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此也不可做过高的、超出其意义范围的社会评价。因为它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不能将它完全等同于正常生活条件下的道德行为规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