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性研究

城市系统是由稀缺且不均衡分布的公共资源构成的集合。在利用和消费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过程中，与公共设施的距离临近被认为是提升福利及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反映距离临近程度的可达性被认为是代表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性研究呈日益增多的态势，研究对象涉及公园绿地、医疗服务设施、娱乐设施及健康食品供应设施等不同类型，跨越从邻里单元到全国层次的空间尺度。我国相关研究刚刚起步，成果较少。研究内容上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1.基于可达性的公共设施空间分布公平性研究

基于可达性的公共设施空间分布公平性研究指在特定空间尺度范围下度量到特定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利用可达性指数地图化描绘研究区域内部的公共设施空间分布公平性。Pa-cioneM.利用引力模型测量中学的临近度，通过可达性指数地图化的方式描绘了中学的空间分布差异［36］；MartinandWilliams利用各种空间相交模型分析基础健康中心可达性的差异［37］；Tr-ruelove通过绘制各种可达性地图分析多伦多日常护理设施的可达性［38］；Talen以公共运动场的可达性为例，探讨了可达性与都市区土地利用的关系［39］；Gimpel等研究了投票箱的可达性水平与居民参政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40］

我国开展公关设施可达性研究的历史并不长。1995年，陆大道院士首次将可达性概念引入城市地理学领域，此后国内学者陆续进行了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林康与陆玉麒认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包括空间可达性公平与空间可用性公平两层含义，其中空间可达性公平是城市地理学服务于当前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应用领域。［41］伴随GIS技术在我国的广泛应用，我国出现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医疗与绿地公园两类设施。张建中提出了基于可达性的公共设施空间分布公平性评价体系，但是没有考虑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公平性的影响［42］；Ko－WanTsou等以台湾为例，应用GIS技术构建公共服务设施公平评价模型，从全局角度研究12类公共设施的相对公平性［43］；王远飞采用以Huff模型为例的引力多边形服务域算法研究了上海浦东新区医疗服务的可达性问题［44］；马林兵等综合考虑道路密度、人口分布、公共绿地景观服务力和交通成本等因素，提出一个基于网格划分的城市公共绿地景观可达性计算方法［45］；李博等针对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和建设的特点，通过方法比较和案例验证，认为综合考虑了绿地规模、人口分布和交通成本因素的阻力模型更适合评价城市公园绿地的可达性［46］；宋正娜与陈雯利用引力模型评价江苏省如东县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47］

2.结合居民经济社会背景的可达性公平研究

基于可达性的公共设施空间分布公平性研究忽略了社会群体的经济属性与空间属性，有一定局限性，一些学者提出应结合居民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公平性研究。

保罗·诺克斯与史蒂文·平齐研究发现在外部性的影响下，通常是那些最富有、最有权力以及最有学识的人占据最有利的区位以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正外部性，同时避开产生负外部性的设施［48］；Elizabeth等基于空间可达性研究公共汽车快速运输系统时，发现可达性分布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是公共汽车可达性的最大受益者，而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的阶层可达性水平相对较低［49］；Talen利用科罗拉多州Pueblo和Macon的数据，将公园可达性评价的空间分布与所选择的人口社会经济因子的空间分布进行比较，综合分析了两市公园分布的公平性差异［50］；Sedigheh等借助缓冲区分析与布尔运算方法，研究公园、学校、商店的可达性时发现设施分布与受益人群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空间关系。［51］

我国由于居民人口统计资料较难获取，将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背景相结合的可达性公平研究较少，一些学者从定性角度进行了分析。江海燕研究公园绿地时，根据居民收入、住房性质、种族和宗教、社会阶层等分类总结文献资料发现，公园绿地具有高收入邻里集聚的特征，拥有住房产权者比租房者享有更多公园绿地，社会阶层与公园可达性正相关［7］；艾大宾等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居住地点，收入低的家庭只能住在社会服务差、交通条件差的区域，高收入家庭则享受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52］；吴启焰指出在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化的中国城市，居民经济收入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城市社会空间资源的可进入性［53］；王松涛、郑思齐等研究发现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空间分异的加剧，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问题逐渐凸现，以商品住房为例，价格高的商品住房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要优于低价商品住房。［54］

3.基于居民需求的公共设施公平性研究

Kunzmann提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是指与居民需要、偏好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的平均分布［55］；Kirsi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的人群在使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存在差异性，如在公园绿地使用方面，青少年更喜欢优美的环境、积极的活动，成年人和老年人更喜欢自然环境［56］；Gobster研究芝加哥时，发现不同文化群体使用绿地公园的模式和偏好不同［57］；Thompson C.W.通过调查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开敞空间使用的差异除了与其可达性和吸引力有关之外，还与各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如地中海周边国家的人们喜欢在林荫道上散步而英国人和美国人更喜欢在公园里进行私人会面［58］；Ko－Wan Tsou等研究台湾仁德时，通过问卷调查居民对不同公共服务设施的选择概率，计算公共设施的综合公平指数，发现公共设施整体公平指数低于单类设施的公平指数，指出应从系统层面评估和规划公共设施布局的空间公平［43］；Erkip通过问卷调查，以公园数量、人口分布、行进时间和可达性等为指标综合评价了Ankara公园的可达性和公平性状况，认为公园分布的公平性应视其与不同居民群体需求的空间适应情况。［59］

我国基于居民需求的公共设施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陈伟东等在统计分析全国城市社区建设基本情况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重点考虑居民的需求现状，建议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应考虑设施的服务半径和可获得性［60］；黄靖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存在差异［61］；黄杉等基于年龄梯度变迁观点，运用组群存续法、供给需求绩效、空间等多种手段分析开发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需求变化特点，发现开发区居民的主导需求层次和消费曲线峰值将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并由此提出开发区在近远期公共服务功能类型需求、规模梯次和空间布局模式［62］；尹海伟等以上海市为例，首先对公园空间可达性进行定量评价，再结合人口普查数据，采用需求指数分析居民对公园的需求情况，在此基础上定量测度了研究区公园布局的空间公平性程度［63］；郑童等测度北京与丰台区的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空间不均衡性，结果显示流动儿童就学需求和教育资源供给之间存在空间不均衡现象，建议在学区划定时应考虑校区吸引流动儿童的数量，提高教育设施的可达性。［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