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和权益

农民工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数量最庞大的社会阶层或流动人群。三十多年来,从农村、农业和农民中分流到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至少已经延续了两代,但并没有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他们在社会权益和文化身份上成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并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重点对象。

黄典林博士的这本著作试图讨论中国农民工的公民身份问题。

公民身份的概念定义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却又很复杂的问题,与政治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的语境差异相关,可以被看作是连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想象方式,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也可以认定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资格问题,被纳入包容或排斥的制度设计讨论;还可以是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的诉求,即经济福利、社会保障和充分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的利益分配机制。简而言之,公民身份的理想目标是让阶级出身、就业职位和家庭背景所构造的社会差异的身份被单一的、共同的公民身份所取代,由此至少有两种理论取向,即“立足于自由主义立场并强调个人拥有的权利最为重要的公民身份理论,与更为强调个人对于更广泛社群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公民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方法”。^[1]

从中国国情出发,作者重点提出了三个问题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价值秩序,即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的农民阶级的身份话语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的问题。第二个线索是身份秩序,围绕着践行多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身份限制,社会包容和制度排斥的百家争鸣如何被聚焦为一个公共话题。第三个是媒介秩序,即农民工阶层与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资源再分配的接近性差异所产生的话语议程设置,形成有关分配正义、利益表达和身份建构的话语框架。

总体上来说,上述问题的展开构成两个相互交叉的视角:一个是中国当代社会有关农民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治理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个是在媒体实践和公共表达方面,呈现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变迁、意识形态定义、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资源救助和文化自我意识,由此演绎出各种相应的亚制度板块和亚文化状态。作者试图从取景不同的媒体话语框架中再现农民工,尤其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建构中的制度性障碍和媒介性机遇所引发的话语论争。

就当今社会的发展逻辑而言,政府、市场和社会是三大机制。而在本书所提示的“社会寓于国家”(society-in-state)的执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逻辑中,政府的政策主导和资源运作的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一个整体上的制度建构的平衡。如果社会力量弱小,那么社会自治能力的不足就有可能让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抬高行政管理和政策调控的成本,从而在整体上制约市场改革和社会建构的进程。

本书的架构分析力图从观念、制度和话语的三元结构出发来推论和再现农民工的公民权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还原出农民工身份再造的曲折过程,而户籍制度的权利限制和城乡隔离的身份歧视勾勒出社会资源的金字塔景观。在字面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之外,公民身份的落实其实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在当今任何国家,这个社会学命题的言说往往都会联系到不平等、利益区隔和社会分层的讨论,不可避免地牵连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不平等问题。

在本书的案例分析中,无论是大工厂的工业心理学困境所引发的非正常死亡,还是农民工子女教育不能被系统纳入公共教育体系而演化的穷二代再生产场景,抑或是出身草根的娱乐明星对主流文化的挪用被解构为商业化娱乐的市场化收编,都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的内容、类型和形式的问题,以及参与这些事务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或介入,相关的各种制度安排和责任程序问题等等。简单说来,就是工业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议题最后都在拷问农民工群体是否能够通过使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来获取他们希望的社会权利,这种问题意识不仅寄希望于这一群体能够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高度统一,更企盼他们真正成长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自然化历史进程中的庞大生力军和积极建设者。

是为序。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8月22日

【注释】

[1]〔英〕彼得·德怀尔:《理解社会公民身份》,蒋晓阳译,岳经纶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