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论坛》第四章

与主要研究问题对应,本书各主要章节的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讨与一般社会变革、媒体制度和人口流动等相关的背景。与其他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模式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特征是渐进主义策略。随着与新自由主义信念紧密相关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渐进主义策略同时包容了市场模式和国家社会主义政体。整体上,国家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全面干预和管制,市场化的经济活动不再是被国家严格控制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尽管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催生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发展主义策略同时也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导致了自我冲突的负面后果。

这一双轨制特征在传媒和国内人口流动管制方面均有所体现。媒体被允许进行商业化运作并实现了基本的财务独立,但本质上维持了政治喉舌的制度身份。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保证执政党-国家对舆论和公共论争的绝对主导权。但商业化运作的改革也导致了一些非预期后果。其中之一是媒体话语空间的相对扩大和话语边界的模糊性。其结果是,媒体在维持喉舌功能的前提下,能够容纳更多的不同利益表达,虽然这种表达依然是高度局限的。与此类似,在人口流动方面,基于市场化和发展主义的逻辑,农村劳动力获得有限的流动权,可以流动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但他们所应该拥有的平等市民待遇依然受到制度性剥夺。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农民工本质上作为一种劳动力资源在发挥着工具性要素的功能,而不是被视为拥有同等公民身份、社会价值和权利待遇的社会成员。这些内在矛盾构成了下面几个章节中考察与农民工相关的话语建构的背景或语境层面。

第二章主要分析综述了有关公民权概念、公共领域和协商、媒介话语和框架以及媒体和流动人群研究领域的主要文献。直接把西方理论范畴或研究模式套用到中国问题上往往会导致许多问题,因此在本章中,中西批判对比的视角贯穿于文献综述的各个部分。有关公共领域和协商的讨论与公共论争的历史制度维度紧密相关,而关于媒介话语和框架的讨论则与文化实践的建构主义层面紧密相连。同时,本章还将从媒体和移民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制度与话语)出发展开代表性著作研究。

在前面两章关于背景和主要理论文献讨论的基础上,第三章进一步解释主要研究问题以及相关的方法论和资料搜集方法。为了把对社会结构和语境的历史制度分析和对象征再现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本章提出了一个相互构成(mutually-constitutive)的分析框架。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作为总体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有关农民工子议题的话语建构和论争的过程,而历史制度分析则是一个语境化分析工具,用来定位这些话语斗争以及不同行动者-言说者所拥有的不同的特定的话语机会(discursive opportunities)。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将使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对通过目的抽样获得的媒体文本和政策文件展开研究。具体分析围绕一些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社会事件或政策议题展开。同时,通过对相关媒体从业者的访谈所获得的背景信息也会被用来进一步验证支撑相关话语分析的结论。

第四章对应于第一个研究问题,即过去30年的时间里,执政党-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重构与农民工相关的话语边界的。分析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人民日报》近30年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新闻报道和言论文章以及中央政府颁发的相关政策文件。主要目的是试图分析执政党-国家如何将其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合法性意识形态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使之能够适应晚期威权主义市场社会条件下弱势农民工群体所表征的发展主义现实。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期,官方话语以不同的方式对农民工群体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定位做出界定。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全面启动之前的十年多时间内,官方喉舌所界定的农民工是消极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盲流”。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到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通过在新情境下对传统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挪用,这一曾经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的群体逐渐在官方话语中被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股对城市生活和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积极的生产性力量。但这一新阶级话语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以人口“素质”为基础的具有文化霸权属性的话语秩序之间存在不可协调的冲突。因为这一在官方政策逻辑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模式通过衡量人的身体的内在“素质”,即人体所具有的物质价值潜能(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将一切社会个体的价值简化为经济冲动和经济效能,并以此来衡量其在共同体中所处的位置。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农民工这一群体只是代表着价值有限的低素质劳动力。只有他们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巨大数量,而非质量,更非其成员所具有的个体性与主体性特征,使得他们的存在具有国家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价值。

第五章处理的是农民工公民权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以户口为核心的排斥和融合问题。以对户口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其社会影响的讨论为基础,这一章考察了中国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主要言说者是如何参与到公共论争中,运用不同的定义框架对这一制度及其与农民工的关系提出相应的表述。对相关媒体话语的分析表明,不同的言说者对户口制度改革理由的解释调用了不同的框架,包括经济发展框架、社会稳定框架以及平等公民权框架。代表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言说者倾向于使用危机框架来捍卫当前的户口制度安排的必要性。而对来自倾向于改革的媒体话语的分析则表明,危机框架遭遇了不同言说者从逻辑和事实出发的双重解构。在有关各种流于表面价值的措施的讨论中,通过将户口商业化以服务于特权群体的倾向受到严厉批评。而与农民工相关的各类改革措施,则无一不受制于“素质”话语主导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围绕户口制度及其改革措施,这一话语遭遇了来自平等公民权框架的有限但却是十分重要的质疑。

第六章分析了农民工公民权几个主要方面的具体情况在媒体话语和公共商议中的再现。在对与公民权中再分配和文化维度紧密相关的重要社会事件或政策议题的个案研究中,本章分析了不同言说者如何参与到媒体话语中,对这些方面提出不同的界定,以及这些不同的定义方式之间是如何互动的。首先,在民事权方面,本章以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的媒体报道作为分析的典型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压力的个体归因叙事框架与准军事化工厂控制体制乃至与整体发展模式弊端相关的社会归因叙事框架之间存在彼此竞争和相互论辩的关系。其次,就公民权的社会维度来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特别是官方政策对于民工子弟学校的态度)是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议题。对这一议题的分析表明了政治经济层面的阶层固化和阶级再生产是如何通过媒体话语在象征互动层面上得到具体体现的。再次,是公民权的文化层面。在本章中,与此相关的案例是近几年农民工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不少民工参与到大众媒体文化生产(例如“春晚”)并引发巨大社会反响的现象。这里着重关注的是春晚与民工之间具有文化景观意义的关联。对相关个案的分析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边缘文化表达所体现的主体性与主流商业化文化机制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

最后,第七章则回到制度结构层面与话语实践层面相互构成的分析框架,以及前述所有媒介话语建构所处的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整个研究提出的结论和不足之处做出归纳总结,并进一步探讨关于农民工的个案研究对其他弱势群体相关的媒体建构分析,具有什么样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注释】

[1]当前的户口制度起源于1950年代中后期,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和调节城乡间的劳动人口流动,并逐渐演变为绝对禁止自发性的城乡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制度的核心本质是要有效服务于指令经济下对不同行政区域间不同的资源分配的严格控制,进而与国民的身份、社会地位、资源和社会流动机会相挂钩。户口制度导致城乡分化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改革开放后,长期以来,户口制度引发了不少争论,也受到严厉的抨击。参见本书第六章相关论述。

[2]这并不是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人口流动是一个新鲜事物。即便是社会管控僵化、政治不稳定的前改革时代,涉及亿万国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在全国都有发生。但是,与改革后的人口流动相比,改革前的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灌输或政府强制性动员的结果。例如,“文革”期间,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迁往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关于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的变化,参见Lary,D.,1999。

[3]英文的migrant worker一词,泛指一切在不同地域间流动的工人。本书用“流动工人”泛指这一群体,而用“农民工”来特指中国语境下的流动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

[4]关于framing和frame这两个术语的中文翻译,这里采纳潘忠党(2006)教授的观点,即相对于framing所指的动态过程,frame是用来组织话语结构的核心观念。据此,把frame译为框架,而把framing译为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