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压力框架将富士康系列自杀事件界定为由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压力和农民工个人心理“缺陷”所导致的孤立个案。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之后,深圳市政府发言人宣布,尽管富士康的确在管理上存在一些漏洞,但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农民工都很年轻,心理上不够成熟,较为脆弱,因此缺乏足够的能力调适自己,适应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他因此呼吁政府和富士康都应为农民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改善管理方法和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富士康很快抓住这一官方解释,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其员工的个性和情绪,而非自身在组织和管理劳动力方面的体制问题。[5]具体来说,该公司表示,这些自杀者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个人情感出现问题的人,二是有生理疾病问题的人,三是社会防范意识不够的人”。换言之,所有试图轻生的员工都是在身体上或心理上比较“脆弱”、无法适应市场社会竞争压力的人。[6]
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专业心理学家的支持。他们宣称,富士康深圳工厂的40万员工的自杀率要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7]因此,问题的主要原因应当可以归结为年轻一代农民工自身的特殊心理特征。根据这样的观点,连续自杀事件反映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年轻一代农民工在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出现的心理危机。根据专业心理学家的观点,与他们的父辈相比,80后或90后一代年轻的农民工在面对逆境时的处理能力较弱。[8]在《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中,一位生于1970年代的河南籍女性农民工说,在她刚成为一个打工妹时,工厂的管理比现在更为严厉,监工的态度也更为粗暴,但那时却没有太多像富士康员工自杀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一代农民工为了“挣钱养家,一切都能忍”。[9]因此,出生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因其面对苦难和压力时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受到称赞。他们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低工资和艰苦的劳动环境,只希望尽快挣钱,供养他们在农村的家庭。
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愿意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艰苦劳动,也不再愿意回到农村。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但他们大多梦想着能够融入城市生活。富士康一位曾经与两代农民工打过交道的管理者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急功近利了一些”。[10]尽管有着种种梦想和追求,但是,正如《人民日报》一位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年轻的农民工们,
……对现实却缺乏认识和把握。走进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后,高频率的加班、强硬的各级领导、冷漠的同事关系,把他们变成了机器的一个螺丝钉,浩大“军营”里的一只“蓝蚂蚁”。总之,工作和生活似乎很少体会乐趣。面对一个严酷的社会大环境,和一个找不到快乐的小环境,不懂得隐忍、不善于坚持的年轻人就会表现得很脆弱,一次失恋、一场小病……小小的导火线或许就足以推动他们走到窗口,向下跳去。[11]
因此,相应的问题对策应当是建立起常规的心理教育和培训机制,为员工提供心理服务,同时改进企业文化和内部管理。政府和雇主都应当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帮助年轻农民工改善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和文化生活。[12]在《人民日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一位农民工呼吁雇主和地方政府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健康培训和文化活动服务。[13]与此相呼应,富士康邀请危机管理和心理学专家来协助调查和解决所谓的员工心理问题。更有甚者,富士康还邀请了高僧来帮忙驱散晦气、安抚员工。[14]与此同时,富士康还推出风险预防机制,包括建立内部心理工作小组、安装自杀防护网、反自杀集会以及所谓的“不自杀协议”。[15]
根据上述逻辑,自杀危机是社会转型的压力和农民工个人脆弱心理素质相结合的产物。虽然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提及,但并没有被视为最主要的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心理素质框架占据主导地位,工厂管理体制的问题只是被看作诸多相关因素之一。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所反映的问题被定义为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相关的新现象。在这一话语中,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被描述为与上一代人相比,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更为脆弱。通过对心理学专业话语和其他科学解释的互文挪用,这一框架把自杀问题定义为“成长的烦恼”式叙事。在这一叙事中,经济潮流带来的社会压力被自然化为某种不可避免的代价,农民工等边缘群体只有努力调节自身以适应这样的压力。因此,改善自身的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对个体身体和心理素质提出的要求,是个体自己的责任。至于国家权力和市场资本行动者的责任,则在这些话语建构中被最大程度地压缩和置换,甚至被彻底遮蔽了。而正是这些致力于维护主导性社会权力制度安排的行动者,通过歧视性的公民权政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规训机制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群体处于极度边缘化社会地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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