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春晚

图6.4　2007年春晚:《心里话》(来源CCTV)

在早年的春晚中,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表现大多是负面的。比如,1990年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将试图逃避国家一胎化政策的农村流动人口描述为荒谬无知的形象。但真正的农民工群体直到很晚才真正登上春晚的舞台。2007年,一群来自北京某民工子弟学校的儿童出现在春晚,朗诵了一首题为《心里话》的诗歌。在该节目中,这群农民工子弟背后的舞台背景大屏幕上显示的是蓝天下的向日葵。这里,向日葵这一视觉元素是一种典型的指代儿童的政治隐喻。(图6.4)在节目中,孩子们念道:

要问我是谁,

过去我总不愿回答,

因为我怕,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我们的校园很小,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校舍简陋,

还经常搬家;

我们的教室很暗,

灯光只有几瓦;

我们的座椅很旧,

坐上去吱吱哑哑;

但是我们作业工整,

我们的成绩不差,

要问我此刻最想说什么,

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

因为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

因为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纪的高楼大厦。

……

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52]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满含热泪地聆听这些民工子弟的朗诵。通过这种形式,民工子弟受歧视的经验现实,被转化为关于希望和爱以及讴歌作为城市建设者的农民工的煽情叙事。由此,在象征层面上,农民工被接纳为通过春晚话语建构起来的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在这样的叙事中,没有人被排斥在民族国家大家庭的温暖之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积极精神安全地置换了民工子女所承受的等级化公民权待遇和广泛的制度与文化歧视的现实。对农民工群体及其后代所遭遇的不公正现实的制度根源的追问被温情的人伦叙事所取代。

2011年,农民工的形象和主题再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其中包括农民工二人组合“旭日阳刚”。该组合于2010年8月在视频分享网站发布了一个自制的音乐视频后,迅速获得极高的知名度。在该音乐视频中,两位农民工歌手演唱了知名歌手汪峰原作的歌曲《春天里》。视频拍摄的场景是一个民工宿舍的房间,两位歌手则赤裸上身。(图6.5)这样的场景对中国社会无数曾经历过底层生活的人来说,是十分熟悉的。

图6.5　农民工二人组合:“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副歌的歌词唱道:“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歌手模仿原作歌手汪峰的唱腔以几乎是嘶喊的方式唱出这几句歌词,配以演唱者的底层身份和表演所处的简陋场景,极大地强化了情绪渲染的力量。在这里,汪峰的原作音乐文本的语境,从对怀旧的伤感情绪的一般音乐表达,置换为农民工日常的典型生活场景,以及这种场景所表征的更为广阔的中国社会底层生活困境。这样的语境移植,将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与绝大多数处于流离颠沛状态的底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从而赢得了巨大的心理共鸣。该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蹿红,获得了其原作未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当时国内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上被观看了260多万次。^[53]许多观众的评论都表达了他们在观看此视频时的强烈感受。显然,这一视频,包括其内容和形式,都会让人想起普通人在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中的日常奋斗的艰辛,以及那种对未来迷茫无助的愁苦情绪。特别是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底层社会成员来说,这样的体会更深,正如下列具有代表性的网友评论所表达的那样:

●又看了两遍,我是爷们也会哭,我70后,也做过农民工,现在还在北漂,虽然现在比原来好多了,但光膀子,夏天抽烟,尤其那个门帘子,太熟悉了,就像原来自己住过的地方。

●求生存的悲壮与凄凉透过歌声流露,他们唱出的是千千万万你我这样人的声音。感动!每每观看这段视频都会流泪。

●打开视频跟着唱了好几遍。只有草根和不屈生活的人才能感动地流下眼泪。虽然歌曲本身比原唱要差。都是这首歌却带着灵魂。

●已经不清楚这是第几次看这个视频了,但每次看都给我深深的感动。赤膊,空啤酒瓶,杂乱的房间,还有那点燃的香烟,还有那屋外跑过的火车,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每次都会忍不住想“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我会在哪?

几乎是一夜之间,该视频迅速流行开来,获得无数赞誉,甚至连湖南省委书记都为之感动洒泪。^[54]很快,“旭日阳刚”获得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最终,该二人组合被邀请到2011年央视春晚的舞台表演《春天里》。在此之后,他们迅速被纳入到主流娱乐产业,谋求演艺生涯的更大发展。但讽刺的是,根据市场的逻辑,他们的知名度必须通过不断挖掘、开发和消费其特定的草根身份,因为正是这种身份使得他们与众不同,从而在文化市场中具备了资本青睐的商业价值。尽管如此,农民工获得知名度,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大众明星式的人物这一现象本身,已经带来了大量关于他们的农民工出身背景和底层文化表达的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

就媒体对“旭日阳刚”现象的报道来说,绝大多数报道关注的都是其娱乐价值。因此,大多数所选的媒体样本文章都发表在报纸的娱乐版,主要报道的是草根偶像的话题和该二人组合与成名歌曲原作者之间的版权纠纷。^[55]总体来说,这一现象被定义为对遗失、伤感、希望、信念和底层共有的生活经验的积极文化表达。《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认为,“旭日阳刚”是我们中的一员。正是他们“非专业的”表演在普通人中唤起了巨大共鸣。他们的演唱中所表达的面对困难的积极态度是最珍贵的品质。^[56]在《工人日报》的一篇评论中,作者认为:

图6.6　农民工二人组合“旭日阳刚”在2011年央视春晚舞台上^[57]

他们唱出了身居社会底层,但对梦想执着追求的生命力。……当他们在出租屋光着膀子用音乐表达心声的时候,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会被作为农民工的代表而受到高度关注。……围观的人群中,我们每一个都是在场者,都是一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们有着相近的经历、梦想,相近的失望、悲伤,也有着相近的“执着追求的生命力”。……这首歌以及围绕这首歌发生的故事,其实更是一个人群、一段历史的表达和记录。在城市化浪潮席卷之下,漂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需要艺术上的表达。这种表达是主动的抒发、自由的流露,而不是被代言。^[58]

一些文章将这一现象与关于改善底层人群的生活条件和福利的关切联系起来。《解放日报》的一位作者指出:

他们唱出了一些人群的心声,或是农民工、或是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城里从事底层工作拿着微薄薪水的打工仔,抑或是“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毕业生“蚁族”。读懂了他们的歌,便能体味那份民生情怀。……“老无所依”、“悄然离去”,反映了弱势群体的一种恐慌心理。弱势群体是在市场竞争中、在社会财富和权力分配过程中遭遇不公平,或是没能获得良好机会,而处于边缘地位,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下,话语权不足。^[59]

但这一现象产生的后果却是悖论性的。一方面,通过媒体,草根偶像的表演及其所传达的心声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可以激发公众对农民工和其他边缘群体议题的更多的了解。但与此同时,这些草根偶像的文化参与也冒着被纳入商业文化机制,从而消解原有的文化身份表达意义的风险。这种商业化运作机制将其边缘身份包装为文化卖点,这会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对其原初的文化真实性产生解构作用。这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结果:最初促成其获得公众影响力的文化表达目的,最终被商业动机所置换。^[60]

在现有的公民权制度安排下,中国社会尚缺乏能够容许各种次文化群体建构独立自主的文化生产和表达空间的制度性条件,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而言,这一问题显得更为迫切。这并不是要否定农民工群体努力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种种努力,实际上,近几年来,北京皮村农民工文化团体举办的农民工春晚,在得到了诸多主流文化力量的支持下,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这些文化实践试图在国家舞台的边缘地带,建构一个属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文化舞台。^[61]但正如上述个案所分析表明的那样,这类文化实践的话语策略和群体主体性极易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大的资本逻辑的影响,其最终所能产生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特别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民工群体公民权和文化身份在象征层面的弱势状态,真正在主流话语空间中突出农民工群体自己的声音,都是一个有待解答的疑问。

总结而言,本节通过农民工对主流文化的挪用及其参与到主流媒体文化生产的个案分析,简要考察了农民工公民权的文化维度。起源于草根背景的文化形式在推动替代性文化表达,并促使其获得公众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非主流的文化表达形式,不仅表达了边缘群体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也激发了公众对自身以及他人,特别是文化行动者所代表的群体的处境的认识。农民工在春晚电视舞台上的表演,在意识形态上象征着民族共同体和祖国大家庭的包容性,具有十分突出的政治仪式属性。但在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对这些边缘文化行动者的整合,也导致了其边缘身份和有意义的文化表达的消解。其最初的文化独特性,经过主流文化机制的转换,被商品化为一种能够带来利润的文化资本形式。对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实践社会意义的理解,有待田野观察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经验研究加以进一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