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出版业
世界各国关于“出版”的定义趋于一致。如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对“出版”的解释是：“出版是一种对文字或视觉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发行的工作。它已经从微小、古老的开端发展成为传播各种文化载体的巨大而复杂的产业。”[90]英国《外国出版史》给出的定义是：“出版是一项涉及印刷品的选择、编辑和销售的活动。”[91]美国1976年《世界图书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出版就是把富有想象力的人们创作的、经过编辑选择加工的，并由印刷厂的文字和图片公之于众。”[92]《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将文字、声音、图像等作品编辑加工后，利用相应的物质载体进行复制，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93]由此可见，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不仅需要一定的客观基础，如文字、载体、复制技术，也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如文化创造的激情、文化传播的动力、文化接受的欲望。它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一定价值取向的文化传播活动。因此，本研究给出的“出版”定义是：将选择、加工后的作品复制、传播，供社会公众阅读，以促进信息共享和价值观传递。
出版业在资本主义国家多被称为“出版产业”或“出版商”。在我国，出版业也称为“出版事业”，从广义上“泛指出版企业单位（出版、印刷、发行业）、出版事业单位（出版教育、研究部分）和出版行政管理机关”，从狭义上仅指“出版企业”。[94]2003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其中指明：出版业由原来单一的事业单位改为由经营性产业和公益性事业两部分组成。[95]此后，在学界和业界，出版业一般被看作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组合，其中，出版事业指意识形态较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和社会公益性的出版活动。这类出版活动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也不能单纯运用经济规律和经济手段来经营。出版产业则指把出版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经营性行为，按照一般的经济运行规律而从事的活动。它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性，也是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产业的一般特征。[96]本书所研究的出版业涵盖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出版业在媒介形式上主要包括图书、期刊、音像、电子、网络等，本书以图书出版为主要分析对象，所列举的例证也以图书出版为主，但在描述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时对维新变法前后的中国报刊业亦做了一定的介绍，其目的也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全貌。
文化自觉
20世纪末，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强调了一种用理性客观的眼光和高瞻远瞩的气魄审视民族文化，以指导本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与路径。事实上，关于文化“自觉”或“觉悟”的认识早在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前后，就曾频繁付诸思想文化大家的纸端。
文化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自觉”作为人类在自然进化过程中通过内外矛盾关系发展而来的基本属性，是标志人类对自己社会活动的意义理解程度的一个哲学范畴，是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就人类活动本身而言，“自觉”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自己活动的意义，处于有觉悟、有目的、有计划、有远大目标的自觉状态，并能预见到自己活动的后果。当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能够预见到更长远的后果，那么这种活动也就是高度自觉的。[97]因此，从词源层面理解，“文化自觉”是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价值判断达到一定高度的标志，表现在人们能够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和规律，并按照文化客观规律自觉组织文化生产；能够正确判断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并主动参与文化生产、促进文化发展。从王国维到费孝通，近现代思想文化大家对“文化自觉”的阐释既体现了一个层层深入的理解过程，更强调了一份一脉相承的思想精粹。
1．王国维之“学术自觉”代表了近代中国学术新潮的精髓
近代学者的学术自觉是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学术新潮尚属萌芽状态，而辛亥革命准备的十年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则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时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者在比较“中学”，即中国传统学术，与“西学”，即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和哲学的优劣之后，逐渐进入学术自觉阶段。[98]王国维在《论新术语之输入》中指出，西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上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这正是“中学”之不足。“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他强调，“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尚未达到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99]
我国近代提出“学术自觉”者，王国维为第一人。根据王国维的观点，“学术自觉”首先要从中西学术中看出各自优劣所在，要习他人之所长，补己之短；其次要认清学术的本质，他认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无关“政论”，所以他提出“学术独立”。[100]最后，王国维认为学者应将中西学术之优点加以融合，进而创新学术。对此，他在1911年《国学丛刊》的发刊辞中有精辟的论述，“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加推动。且在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能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01]。王国维提出的“学术自觉”在近代学人群体中形成一种潮流，推动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其理性对待中西学术的观念也为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2．梁启超之“国民自觉”是欧战后世界眼光的文化思考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迫至极。面对这种形势，具有爱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并努力探索，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救世良方。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华民族大觉醒运动应运而生。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自觉”一词就频频出现在进步知识分子的言论之中。1915年1月，梁启超在《〈大中华〉发刊辞》中提出，“中国历数千年，未尝一息忘，既属历史上铁案如山之一事实，此其中必有不亡之原因焉，我国民所最宜深省而自觉也。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102]。随后，梁启超在《大中华》发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一文，指出：“凡能合群以成国且使其国卓然自树立于世界者，必其群中人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者也。若是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自觉心。”国民的普遍自觉，需要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指导，而后者“其眼光一面须深入国群之中，一面又须常超出于国群以外，此为事之所以至不易也”。[103]梁启超在这里提出的“国民自觉”是指国民应该了解本国与世界，并在中外对比中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而不至于盲目自大或妄自菲薄；同时，梁启超还强调了这种“国民自觉”首先有赖于眼界深远、胸怀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
1918年10月至1920年3月，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在考察中梁启超体会到要重新认识西方文化、反省西方现代性。在归国后为《改造》杂志写的发刊辞中，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理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104]梁启超将游欧感受结集成册，即《欧游心影录》，其中第一篇文章的下篇即为《中国人之自觉》。该文共13节，首节标题：“世界主义的国家”，末节标题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1920年11月，在欢迎罗素的致词中，梁启超曾谈道，“我们的文化运动，不光是对于本国自己的责任，实在是对于世界人种的一种责任”。[105]1922年2月，曾随梁启超游欧的张君劢发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强调“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应该“尽量输入，与批判其得失，应同时并行”。[106]这也是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共同理念。从“国民自觉”到“中国人之自觉”，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已是一种理性自觉，是世界视野下的文化思考，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107]
3．陈独秀之“伦理的觉悟”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1916年2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呼吁科学、政治觉悟之后最重要的觉悟——“伦理之最后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我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相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为觉悟则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指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108]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已经敏锐地认识到，民族复兴和强盛不是仅仅追求物质富裕和制度合理，而是通过文化自觉建立以人为尺度的核心价值观。比形而下的富强更重要的是形而上的“国魂”，即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内核。而全体民众的思想启蒙更是一切改革的首位！之后，以陈独秀、梁漱溟、胡适、杜亚泉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展开了有关东西方文明的大论战，但双方共享的却是“立场的同一性”，即文化精神的重建和核心价值观的统一才是中国现代性的最终途径。经过几番磨难，国人“才渐渐寻到这个根本上来，把六十年枝枝节节的问题一齐揭过，直向咽喉处着刀”。[109]可以说，陈独秀之“伦理的觉悟”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壮美的一章从此揭开。
4．晏阳初之“文化自觉”凸显了近代平民教育背后的力量
“文化自觉”四个字正式进入近代中国史册是在由我国著名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奠基人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作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华民族大觉醒运动的产物之一，这场平民文化普及运动是当时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寻求救国道路的一种尝试。1920年，晏阳初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目睹中国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各种状况，深感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随之投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之中。他认识到：“乡村的精神和物质都是今日中国的主干，也是中国未来的基础。”[110]“识字教育仅是一种基本教育，其目的不在使民众识字，而在使其达到整个生活改造的目标。……中国的民众当然以农民为先。……大多数的民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跟到哪里。所以要做第二步的工作，即农村建设。”[111]他认为，“乡村建设不是偶然的产物，它的产生完全由于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所推迫而出”。[112]由此可见，梁启超、陈独秀等所提倡的国民自觉、伦理自觉与晏阳初所提倡的文化自觉实为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阐释。前者强调知识分子的文化指导，后者则重视乡村百姓的文化普及，二者殊途同归——依靠全体民众的文化自觉，振兴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
5．许苏民之“文化自觉”提出了当代文化哲学的命题
作为当代哲学命题的“文化自觉”则于1986年出现在许苏民的《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113]一文中。之后，在1990年出版的《文化哲学》中，许苏民对“文化自觉”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文中指出，“所谓文化自觉，乃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它是通过文化反省的途径来认识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产生的必然趋势，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付诸实践。”[114]文化反省和由此达成的文化自觉产生于“特定的自我批判的时代”（马克思语），即“整个社会处于总危机爆发的前夜”。[115]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自觉有广度和深度的区别。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文化自觉都是从少数知识分子的觉醒逐步扩展到多数社会成员的觉悟，从文化的物质、制度层面的自觉到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自觉的过程。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反省和由此产生的文化自觉意识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
6．费孝通之“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关怀
1997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16]之后，费孝通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中进一步阐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117]
而且，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在人类学的视野下，他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将是对文化自觉历程的完美概括。[118]
关于文化，费孝通有其深刻的认识，“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119]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乐黛云提出，“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认识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最根本的种子或基因，并为这个基因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同时将这个文化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新。”[120]因此，她认为，“主动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是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面对的。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我们不能对这些秩序和准则置若罔闻，而应该精通并掌握之，并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总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121]
2010年10月，署名“云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一文则进一步从民族、政党的高度，重申了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文化自觉的内涵和意义，“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122]可以说，“文化自觉”作为民族精神延续、国家独立富强、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唯一途径，已成为当代中国宝贵的思想继承和奋进目标。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百年来“文化自觉”始终是中国各界人士的理想与追求。从王国维到费孝通，“文化自觉”的内涵在不断凝炼、外延在不断延展。从对“文化自觉”及相关概念的历史追溯中可见，文化自觉的社会环境是从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放，文化自觉的诱因是由文化冲突产生的文化危机，包括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以及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冲突。文化自觉的主体是一定民族中的个人、集体或整个民族，客体是民族文化。文化自觉首先是一种主体的文化认知和价值取向，即对文化的理性认知和客观评价，其次是在主体认知和价值选择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即在领悟文化本质、尊重文化规律、重视文化价值前提下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即人在文化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123]；它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文化自觉有广度和深度的区别。文化自觉的广度体现在作为主体的人的范围扩大，文化自觉不可能一蹴而就，多为从少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走向整个文化阶层，最后走进社会大众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从观念层面到理论层面，最后落实到实践层面的过程。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背景下，这三个阶段会交替、重复、甚至同时出现。文化自觉的深度体现在作为客体的文化的层次深入，文化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文化自觉一般也遵循这三个层次不断推进。文化自觉主体的复杂性决定了广度的不同阶段和深度的不同层次之间未必吻合同步。文化自觉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模式发展，其前提是文化反省，途径是文化启蒙，其目的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世界文化和谐与大同。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可以界定：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自觉进行文化批判与反思，主动探求文化本质与规律，用以指导文化创新实践的现象与过程。人类生生不息，文化自觉永无止境。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4]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第二天性。[125]因此，历史就是人们按照一定的文化目的改造客观世界、实现文化理想的过程。文化自觉正是这个过程内在的精神动力，它作为人的主体性力量的体现，驱使着一个民族不断地进行文化反思和批判，逐步走向文化理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统一。它从人类开始反思世界、认识“自己”、询问“为什么”和“应如何”之日起就显现出博大而深远的力量，一路引领人类不断解蔽困扰自身发展的禁忌和压力，穿越不同文化之间的无知和隔阂，从此岸走向彼岸、从常识走向真理、从自在走向自觉。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文化自觉的每一次高潮都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彰显着人类超越现实的主观能动性，记录着社会变迁的惊涛骇浪。
近代以降，叱咤风云的欧洲文艺复兴、席卷一切的法国启蒙运动、狂飙突进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可以说是近现代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欧洲拥有否定的文化传统，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因此，欧洲近现代的文化自觉是一场接一场打破自身神话的努力。中国传统中明显缺乏批评与否定的声音，虚骄与自大的结果是沦落在西方的铁骑之下，备受凌辱。因此，中国近代文化自觉正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寻求民族复兴的心路历程，也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脉搏。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提前结束了启蒙运动，全社会只能发出共同的声音，中国近代文化自觉被迫中止。本书所研究的中国近代出版业正是以中国近代文化自觉（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为背景展开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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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佳音：《政协委员：文化大繁荣不应是“文化大挣钱”》，《新民晚报》201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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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乐黛云：《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会通》，《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73]张政文：《康德哲学与近代西方文化自觉》，《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
[74]〔美〕成中英：《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东方论坛》2004期第5期。
[75]〔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76]〔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6－47页。
[77]〔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78]〔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79]〔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0]马永强：《近代出版的文化自觉与民间立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81]张斌、张昆：《媒介即讯息——近代白话报刊与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历史考察》，《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11年第2期。
[82]范军：《试论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张元济等编辑出版家为例》，《中国出版》2012年3月上。
[83]王舒：《编辑的角色认同与文化自觉》，《浙江学刊》2008年第3期。
[84]刘君：《文化自觉意识与出版产业发展》，《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85]王跃飞：《编辑者与文化自觉》，《皖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86]赵枫岳：《简论期刊编辑文化自觉的层次性》，《中国出版》2010年3月上。
[87]赵枫岳：《谈当代编辑文化自觉的特性及实现路径》，《科技信息》（学术版）2008年第27期。
[88]戴庆瑄：《多元文化背景下编辑的文化自觉》，《现代出版》2010年第6期。
[89]杨军：《试论出版文化自觉》，《编辑之友》2009年第5期。
[90]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2，Micropaedia15thed，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2002∶415．
[91]〔英〕G．昂温、P．S．昂温：《外国出版史》，陈生铮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第1页。
[92]苗遂奇：《出版传播的人文内涵与意蕴释读》，《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9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9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95]《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
[96]参见周蔚华：《出版产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97]李鑫生、蒋宝德主编：《人类学辞典》，北京华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341页。
[98]张岂之：《辛亥革命断想：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
[99]王国维：《论新术语的输入》，《教育世界》1905年第96号。
[100]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01]袁英光：《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3页。
[102]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3－2825页。
[10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3），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41页。
[104]梁启超：《〈改造〉发刊词》，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4页。
[105]《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晨报》1920年11月10日，第3版。
[106]参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卷。
[107]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年，第252页。
[108]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179页。
[10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页。
[110]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77页。
[111]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90－391页。
[112]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59页。
[113]许苏民：《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
[114]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115]同上书，第300页。
[116]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17]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筹备委员会。《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118]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19]费孝通：《费孝通文化随笔》，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120]乐黛云：《和谐社会与文化自觉》，《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21]乐黛云：《“多元化世界”的文化自觉》，《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6年第8期。
[12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
[123]主体性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自觉性表现为主体既有自觉的对象意识，能够认识和把握对象的客观尺度，又有自觉的自我意识，能够认识和把握自身的内在尺度，而且在对象性活动中能将两个尺度相结合，提出活动的目标，使活动具有自觉的目的，并能对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使目的得到实现。能动性表现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不是动物式的本能活动和消极的适应行为，而是按照一定的目的，积极主动地认识世界，并运用一定的手段，实际地改造世界，从而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创造性表现为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依据两个尺度对现存的客体进行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在观念中创造出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观念性的理想客体，并在实践中将观念的创造物化，实际地创造出自然界并不现成存在，也不会自发产生的各种事物。主体性一方面是主体自觉意识的表现，一方面又是主体的社会物质性的表现，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的主体性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提升的。具体参见李淮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9页。
[124]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页。
[125]〔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彭富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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