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出版开始萌芽。中英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西方文化渗透加剧，对于西方传教士而言，出版是征服中国国民思想最重要的手段。美国传教士玛卡雷·布朗（Macalady Brown）曾说，“单纯的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3]他们认为出版物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4]据熊月之统计，1860年以前中国的西书出版几乎全部由教会出版机构包办。1843－1860年间，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6市共出版西书434种，其中，纯粹宗教宣传品的有329种；其他方面的科技书籍文献有105种，涉及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5]西方传教士的出版一种是独立运行，一种是和中方合作，无论是哪一种，其选题与发行皆由西人定夺。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出版不仅将更为先进的出版技术手段引入了中国，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具备先进文化理念的出版人才（如墨海书馆的王韬、李善兰、蒋敦复等），为中国铺垫了走向独立自主的近代出版的道路。最为重要的是，教会出版物中为数有限的科学读物在国人陈旧的知识结构中渗进丝丝缕缕的光芒，使其得以一窥外面的世界，正如梁启超所感叹的“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未所睹也”。[6]
鸦片战争所激发的器物层面的文化自觉在出版活动中得到最初的显示。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首批“开眼看世界”的传统士人如林则徐曾组织编译《四洲志》《华事夷言》《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各国律例》，魏源曾编订《海国图志》，梁延枏曾编著《海国四说》，徐继畬曾著《瀛寰志略》等书籍，记录了中国最初借助国人出版而了解到的西方景态。梁启超曾自述，“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理之嚆矢。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徐松庵《瀛寰志略》十卷，并时先后成书。魏书不纯属地理……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7]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极少数人的文化觉悟在出版上的显现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未成气候。直至器物层面文化自觉的集中反映——洋务运动的出现，出版，尤其是翻译促强致富的社会力量终于得到重视。在“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实践当中，社会上层逐渐将目光投放到支撑西方坚船利炮的先进科学。冯桂芬在1859年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将“西人赖以富强”，而中国应“急为讲求”的几何、化学、重学、汽学、热学、光学、声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医学等一概称之为“西学”，并提出“采西学”之主张。[8]作为“采西学”的主要手段，翻译介绍西方兵工文化、科学技术成为时代要求。1868年，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9]时人对出版的重视由此可见。
作为自强运动的文化成果，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二者成为西学中译的大本营。前者30年中翻译西书近200部，后者40年翻译西书199部。其中，意在求“强”的译作有关于新式军队、先进兵器、西方兵法的系列书籍，《行军指要》《水师操练》《克虏伯炮说》《制火药法》《防海新论》等为其著者。求“富”的译作有探矿采煤、冶金制器、农工经济等方面，《宝藏兴焉》《工程致富》《探矿取金》《西艺知新》《农学初级》《农务全书》等为其要者。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作为冶炼制造的基础知识，被广泛地介绍进来，举几数、理、化、天、地、生，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都有专门译作，而且一般都有普及读本与学术专著两个层次。分门别类的须知、入门、启蒙、图说、纲要、揭要、浅释，把自然科学界装点得色彩斑斓。[10]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设立的译书机构和西学学堂共有31处之多[11]，1860－1900年间，各官立译书机构共翻译出版西书约555种。[12]在“求强”“求富”主题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译著多以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选题为主，颇具科学启蒙的色彩，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西方文化时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器物层面文化自觉中，官办书局逐渐崭露头角，与盛行一时的教会出版分得一片天下。这是中国政府在被动开放的形势下作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应，是中国政府主动吸收西学的标志。[13]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工业化逐渐起步，近代出版所依赖的印刷器械物质也逐步丰富。同时，洋务运动作为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肇始，一方面遣送幼童出国学习，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具备世界视野的留学生[14]，另一方面因学以致用和培养人才之需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培养了近代本土第一批拥有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人才。这些拥有西学知识的年轻一代强大了近代出版的作者、译者和编辑队伍，也更新了近代出版的读者队伍。[15]官书局出版活动作为洋务运动的组成，无论其出版主体、出版内容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自然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但其积累的经验、培养的人才、发展的技术都为近代出版提供了物质和观念的给养。
洋务运动中的出版活动为国人传播了西方的声光化电和海外的史地国情，指引其走向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个天地。尽管洋务运动之“采西学”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但知识的启蒙终究会引发观念的演变。作为一种真正的智力开发，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滋养了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年轻思想家的心灵。梁启超后来说，“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籍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16]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就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17]在这场冲击中，出版的威力初现，但其文化推动力量的真正爆发尚处于酝酿之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