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理念，通常指思想，有时亦指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留下的概况的形象。[31]出版理念作为出版人的主体思想和核心观点，反映了出版人对出版活动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之间的认识，是出版人在出版活动中进行目的设定、价值判断的标准和精神追求的支撑，也因此决定了出版实践的发展方向。出版理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制约和引导出版实践。
“文化立人、文化立国”是出版的宗旨
出版的宗旨是出版人对出版实践的目的性的设定，是出版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出版活动的归宿。中国近代出版业是在以救亡启蒙为关键词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发展、成熟起来的。无论是以张元济、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还是以邹韬奋、茅盾等为代表的有机知识分子，都带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对于觉醒的近代出版人而言，这种文化使命感不再表现在为维护封建皇权、宗庙社稷而尽忠，而是落实到为争取普通民众的文化权益、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而奋斗，藉以救亡图存、富国强民。
文化生活出版社就是在巴金、吴朗西等人“出自己想印的书，有益于人民的书”[32]的理想中创立的。在《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一文中，巴金如是说，“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本丛刊是真正的万人的文库：以内容精选、售价低廉为第一义，无论著译编校，均求精审，不限门类，所有各个学艺部门，无不包罗。”[33]在此目标带动下，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新时代小说丛刊》《文学小丛刊》等大型丛书，并且以强大的作者队伍（如鲁迅、茅盾、老舍、曹禺、郑振铎、沈从文、李健吾、萧乾、何其芳、唐弢等名家）、精湛的内容（如莎士比亚、普希金、福楼拜、果戈理、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的名著）、低廉的价格（该社属于同人性质，不以盈利为目的，巴金与吴朗西更是十多年不拿分文报酬）在文化事业并不景气、商业竞争甚为激烈的30年代可谓独树一帜。诚如巴金自白，“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34]但也正因为对文化品位和读者本位的坚守，文化生活出版社反而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成为近代出版史上“理想出版”的典范。
如果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人性质决定了它不以盈利为目的，而唯传播优质文化是举，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股份制出版企业同样没有忘记出版的文化追求。张元济坚信中国的进步“唯有从增进国民程度入手，否则无论如何总是皮毛”，[35]因此，他入主商务的初衷就是因为“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36]当商务在商业竞争中立足，经济基础稳定后，张元济随即开始大力推动商务的公益文教事业，让文化为更多的民众所享用。1905年8月，商务斥资的小学师范讲习班开业，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等亲自执教；1910年，张元济发起成立一所师范讲习社，从设立到1918年停办，前后共办了三期，主要讲授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管理学等课程，入学学生约9 000人，经考试合格毕业者近2 000人[37]；1915年9月，商务主办的函授学社成立，据美国《纽约时报》1930年6月1日的报道，已有32 000名学生先后从函授学社中毕业。[38]此外，商务还先后筹办了幼儿园、子弟学校、平民夜校等，但其投入资金最大、社会影响力最大的，首推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雏形即商务印书馆的资料室“涵芬楼”，早在1909年涵芬楼创立之初，张元济就已经有了将其发展为公共图书馆的想法。1926年，以“补助教育”为宗旨的东方图书馆正式开张。据估计，1929年阅读人数近三万，至1930年已为36 000人。这一年还开设流通部，备置数万册新书专供外借。[39]至1931年，东方图书馆藏书总数已有46万多册。其中涵芬楼所藏善本古籍，已经鉴定和整理的有3 700多种、35 000多册，另有未经鉴别的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馆藏地方志书共计2 600多种、25 600余册……此外馆藏普通中文书268 000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5 000余种，其中有15世纪以前的西洋古籍多卷。[40]东方图书馆因其藏本之珍贵、品种之丰富令世人叹为观止，更因其所体现的文化之公益品质、公共立场令后人肃然起敬。东方图书馆之命名为“东方”二字，意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41]，它的背后，不仅是张元济的力量，也有商务人共同的身影。
只有每个人的文化素质都提高了，一国之文化才会提高；只有一国之文化提高了，民族血脉才得以保存，国家命运才得以挽救。因此，出版的宗旨就是通过文化立人立国。商业上的种种努力都不过是发展文化的手段，而商业上的盈利最终也还是取之于文化、用之于文化。关于文化目的与商业手段之间的关系，近代出版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42]也正因此，在近代中国出版界，文化的拜金主义和娱乐取向一直是被鄙视和攻击的对象，拜金色彩浓烈的通俗文化如“鸳鸯蝴蝶派”虽然一直风行，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43]
出版需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视野
近代出版人持有开放融合的文化观念，他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积极传承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汲取时代先进文化的营养。这种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为文化的发展创建了一个坐标轴：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44]在这种文化发展观的引领下，近代出版人始终以宏大的文化视野看待传统、现代与未来，从而致力于传承、借鉴与创新。
近代出版巨擘张元济在出版实践中始终注重新知与国故两不偏废。在加盟商务之后不久，他即组织出版了“帝国丛书”，其中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埃及近世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各国国民公私参考》等。1903年，又渐次推出了政学丛书、历史丛书、财政丛书、商业丛书等一系列丛书和各种中外文辞典，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为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推波助澜。除此而外，张元济尤锐意西方名著的引进，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为其他书局所不及。其中尤以严译名著（除南洋公学译书院代印的《原富》外，还包括《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真诠》《穆勒名著》《名学浅说》和《群学肄言》）和林译小说的影响最大，令思想界耳目为之一新。[45]据初步推算，1912－1935年我国350个左右出版机关、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著作的译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有13 300多种，其中商务约3 350余种，占27．3%。商务出版的哲学著作和译作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自然科学占36．1%，工程技术科学占25%。[46]商务在西学输入方面的成就与张元济重视传播新知，努力缩短与西方差距的苦心孤诣是分不开的。
虽然在传播西学中不遗余力，张元济却不曾放弃对中国固有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的保护和挖掘。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最高涨的1919年前后，张元济同样珍视古籍的文化价值。在张元济的带领下，商务在古籍出版方面成就巨大。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和《中国丛书综录》的不完全统计，商务在近代先后出版了40多种古籍丛书。其中由张元济自辑，或用涵芬楼名义和商务编辑人员名义辑印的丛书共计12种，包括《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明善本丛书》《道藏举要》《十通》《旧小说》《宋人小说》《孤本元杂剧》等。用涵芬楼名义影印的丛书有16种，如《汉魏丛书》据明万历程氏刊本影印，《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诗》《唐人四集》《元人十种诗》据明汲古阁本影印，《学海类编》据清晁氏刊本影印，《学津讨原》据清照旷阁本影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据清蒋氏刊本影印，“佚存丛书”据日本宽政至文化间刊本影印，《元曲选》据明博古堂本影印，《道藏》《续道藏》据明正统、万历本影印，《续藏经》据日本刊本影印。排印的旧本丛书和近人所辑丛书有《说邪》《百家词》《杨升庵夫妇散曲》《章氏遗书》《御纂医宗金鉴》《评选诸子精华录》等。[47]张元济之所以在“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方面不遗余力，盖因为他深知，“夫以一书之微，阅数百年将就湮灭，乃有人起而绵续之，而又故留其缺憾，待百数十年后，乃假其子孙之手，使其先代所引为缺憾者而一一弥之。其书欲亡，而卒不亡，是岂得谓造物之无意耶！抑亦血脉相承，虽更历数世，苟精神有所合，而古昔之人，与生存者固隐隐相通之道也”。[48]
张元济拥有“东西文化互陶铸，开新纪元弥辉煌”的宏大抱负。不管是保持国粹，还是向西方窃火传薪，其目的均在于“开拓新营业”，为文化上的新陈代谢奠定基础。在张元济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在创立之初便非常重视文化的创新。有感于国内最初面世的教科书一类为教会出版，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49]；一类为国内有识之士的尝试，但或抄袭西方，不符合国人口味，或难且凌乱，不符合教学规律，张元济与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等人致力于新式教科书的编写。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教科书奠基之作《最新国文教科书》，该教材以新知识、新思维和新框架为特色，依照学制、年级、科目由浅入深编写而成，形式新颖、内容活泼，顺应了新式教育的要求，也符合儿童心理特点。这套教科书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的发轫之作，无论从内容还是体例而言都开风气之先，一举成为近代教科书的典范，从而结束了旧式启蒙读物的时代。有学者评价，“这套教科书别开生面，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势、文化传统和知识框架，不仅一般地满足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兴学浪潮对教科书的迫切需要，而且满足了中国人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如饥似渴的需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旧知识更替过程中，《最新国文教科书》承担了向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兴学高潮中跨进学校大门的整整一代人进行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启蒙教育的任务。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之远，是戊戌时期‘新学’的传播无法比拟的。”[50]
同样是在这种文化视野下，鲁迅在出版工作中始终坚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出版理念。臧克家曾将鲁迅编辑出版的书刊按其内容的意义划成三大类：一种是介绍外国，特别是旧俄古典文学和苏联进步艺术的。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翻译作品在鲁迅编辑出版的书刊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他希望通过这些作品“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仅单行本就有33本之多。在他留下的1000多万文字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51]一种是发扬中国旧文化中优秀传统的，鲁迅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古籍整理包括辑录古代历史、地理、小说、博物等类佚书，校录古代文集、小说集，摘编评论小说的资料等方面，如1909年至1911年编辑出版的共辑录先秦至隋代的古小说36种的《古小说钩沉》，1914年编辑出版的8种辑录会稽郡历史与地理的著作《会稽郡故书杂集》，1913年起辑录，1931年完稿，共校勘10遍、历时十余年的《嵇康集》，此外还有《谢承后汉书》《小说旧闻钞》《岭表录异》《唐宋传奇集》《汉画石刻》等。
但文化的传承也好，借鉴也罢，其最终的指向却是文化的创新，即“取今复古”是为了“别立新宗”：“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52]鲁迅编辑出版的书刊中的第三类是鼓励当代文艺创作运动的——特别注意发现、培植、扶掖青年作家，而前二者又是为了后者的。[53]鲁迅在出版实践中不仅回眸历史、旁观西方，同样展望未来。无论是校勘古籍，还是翻译外国作品，都是为了“催进和鼓励”创作、建设新文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不仅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新文学[54]作品，如《狂人日记》《呐喊》等，也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新文学作品的出版活动中。他主编及参与或编辑的刊物有《新青年》《语丝》《莽原》《未名》《越铎日报》《民报副刊》等；参加或扶持了的新文化团体有新青年社、新潮社、文学研究会、沉钟社、春光社、语丝社、未名社和莽原社等；而经他扶持并成为新文艺创作中坚力量的有萧红、萧军、张天翼、柔石、台静农、曹靖华、孙伏园、沙汀、郑伯奇等。鲁迅将毕生的心血花费投放在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新生之中，因为他相信，“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55]
郑振铎也是一位在古籍出版、翻译出版和新文化建设中建树良多的近代出版大家。1921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文艺丛谈》（四）的文章中提出“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呼吁“世界文学”的出现。1922年，郑振铎发表《文学的统一观》一文，探讨了文学统一观的由来和可能：文学表现人类共同的精神与情绪；文学不受时、地、人种的限制而成为一个整体；文学研究本就是研究文学的共同规律、普遍规律，不对文学作通盘考察无法得出真确的见解，局部的研究也不精确与完备；尽管还没有世界统一的语言和文学，但翻译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56]带着世界的眼光，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主编了“文学研究会丛书”，该系列总数达一二百种，出版时间跨越二十多年（从1921年10月到1937年4月），翻译了英、法、德、美、西班牙、瑞典、挪威、匈牙利、奥地利、俄罗斯、波兰、比利时、印度、新犹太、爱尔兰和日本等国的作品，如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莫里哀的《悭吝人》、王尔德的《狱中记》、梅特林克的《青鸟》、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柴霍夫的《三姊妹》等，使成长中的中国新文学受益匪浅。30年代由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这场浩瀚的工程最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结束，仅出版了12册）更是中国文学史与出版史上的壮举。《世界文库》的发刊缘起中宣称，“……世界的文学名著，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括在内，预计至少将有二百种以上。……我们将从埃及、希伯莱、印度和中国的古代名著开始，《吠陀》《死书》《新旧约》《摩诃巴拉他》《拉马耶那》和《诗经》，一切古代的经典和史诗、民歌都将给以同等的注意。”[57]在五四及以后的几年中，郑振铎始终在努力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学的整理研究。他提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58]1923年郑振铎任《小说月报》主编后，特意开辟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刊登余祥森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顾颉刚的《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王伯祥的《国故的地位》等论文，就中国旧文学的整理问题进行讨论。1927年，他在《小说月报》推出“中国文学研究”第17卷增刊号，刊有郑振铎、郭绍虞、刘大白、陈垣、许地山等35人的60余篇研究论文，内容涉及先秦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民间文学等，更被后人视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
郑振铎的出版经历可用“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来概括，但无论是介绍，还是整理，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创造中国的新文学。正如《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所申明的编辑方针：旨在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内容和形式上“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59]与鲁迅一样，郑振铎一方面尝试运用不同体裁和形式进行新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刊物主编身份扶植新文学工作者、推广新文学作品。像鲁迅的《在酒楼上》、瞿秋白的《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以及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的作品都曾借助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走向大众。像规模巨大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及之后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等，除大量翻译国外经典外，更是为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宽广的传播平台，可谓新文学运动最大成就之一。
“编辑一方面以补充、修订、更换原有文化知识结构的方式，不断缔造新的社会文化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又以扬弃、淘汰、剔除某些陈旧的非科学的文化因素的方式，逐渐瓦解那种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知识结构。”[60]文化正是在传承、借鉴、创新的过程中绵延生命、累积价值。面对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近代出版人不得不奋起直追，体现出新时期文化主体一种否定、超越现存事物与状态的意识——创新性。但创新并不意味着与传统割裂，创新更需要向西方学习。近代出版人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一方面整理发扬先民文化遗产，一方面以全新的文化奉献世界，体现出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文化自主意识，更展现了出版人独有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
出版必须坚守“知识性、思想性、审美性、批判性”的内容标准
美国出版家小赫伯特·贝利在《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中写道，“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而出名，而是因它出版的书出名。出版史是出版了杰出书的杰出出版社的历史，也是图书文化品位发展的历史。”[61]开明书店自述其在创业之始，并“没有一定出书计划，只想印一些朋友们的好著作。”[62]面对良莠不齐、新陈相杂的文化素材，近代出版主体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而是运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取舍。在时代的裹挟中，近代出版主体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文化立场，但在文化的选择中却体现出一致性：既要符合时代需求，又能推动文化发展。这种选择性体现了出版的社会意义，即给予民众以文化的引导与制约、满足与纠偏，使其获得在特定社会秩序下自我辨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63]因此，不管是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综合性出版机构，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代表的特色化出版机构，还是以生活书店为代表的进步出版机构，凡是在近代出版界留下美名，且生命力长久的出版社，无不是以富含知识性、思想性、审美性、批判性的作品为其首选。
出版以传播和积累文化为基本职责，知识性是近代出版人选择稿件时的首要条件。无论是针对大众的文化普及，还是满足学术精英的研究鉴赏，对知识的选择唯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无中外之分。近代出版业一大显著的时代特色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上的陈旧与偏差。1859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将“西人赖以富强”而中国应“急为讲求”的几何、化学、重学、汽学、热学、光学、声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医学等一概称之为“西学”，并提出“采西学”之主张。[64]此后，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一直是时代对出版的知识需求。从自强运动开始，几数、理、化、天、地、生，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都有专门译作相继出现，并且都分普及读本与学术专著两个层次。分门别类的须知、入门、启蒙、图说、纲要、揭要、浅释……使得近代出版业从发展之始就充满科学启蒙的色彩。
无论是在张元济时代，还是王云五时代，作为业界翘楚的商务印书馆在新知推广方面都建树颇丰。曾有学者以“启蒙”以及“识字”“知识”“常识”“迷信”等与“启蒙”内涵相关度较高的词汇为书名关键词进行统计，做出如下分析：以“启蒙”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7种；以“识字”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12种；以“知识（包括智识）”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19种；以“常识”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91种；以“迷信”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3种；以“新时代”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49种；以“新（不包括‘新时代’）”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1066种；以“现代”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237种；以“近代”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106种；以“近世”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59种；以“世界”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201种；以“西方”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2种；以“西洋”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83种；以“基本”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45种；以“基础”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29种；以“初级”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204种；以“初等”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40种；以“实用”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161种；以“平民”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28种；以“民众”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55种；以“家庭”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41种；以“公民”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68种；以“国民”为关键词的出版物有94种。各项小计2 700种，占商务的总出版量的接近18%。以涉及“常识”“实用”“国民”三项为例，涵盖的内容包括：工业、文学、交通、法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军事、政治、哲学、艺术、农科、医学等。[65]
为了“提供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获得的基本知识”，商务印书馆还依照现代学科分类，系统性地推出了大量各科入门的丛书。以王云五1923年策划的第一套《百科小丛书》为例，据《本馆四十年大事记》记载，这套丛书“以百科知识为介绍之对象，每题一书，由国内专家分任执笔，深入浅出，叙述务求简洁……迄今已出版者多至400种，其后续出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农学、商学、工学、史地各种小丛书，虽系分类编辑，体例实与此大同小异。”[66]继《百科小丛书》后，为了“由一个图书馆化身为无量小图书馆”（王云五语），满足社会对新文化、新知识的热切需求，商务印书馆又相继推出“东方文库”（1923－1924）和“万有文库”（1929－1934）等大型丛书。以“万有文库”中最能体现西方流行知识的“汉译世界名著”为例，其中自然科学类的占21．05%，经济类的占17．11%，历史类的占13．16%，哲学类的占10．53%，传记类的占7．89%，心理学类的占6．58%，教育类的占5．26%，地理类的、法律类的、社会科学类的均占3．95%，政治与工业技术类的均占2．63%，外国文学类的占1．32%。[67]因此，有学者评价，“‘万有文库’可以说是现代最有组织、最庞大的将学科知识重组和整理的一次努力，企图将世界知识有系统地推介到中国。”[68]
近代大量出现的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出版物顺应了社会的现代化走向。以“小百科丛书”为代表的新式丛书更是将五四时期所提出的新知识范型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下来，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成果。饱含新知新学的出版物将无数“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夏丏尊语）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从知识的荒芜迷茫中解救出来。
文化既然是“国是”“国魂”，文化的生产与创造就必须以价值观的重塑，即新时代国民人格、伦理的培养为核心。为了应对国内当时低迷的精神状态，也为了提高新的社会条件下整体国民的思想素质，近代出版人尤其注重出版物知识性与思想性的并重。以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写为例，张元济、高梦旦、蔡元培认为，“人之恒言曰德育、智育、体育，诚哉，德育为万事根本，无论古今中外一也。”[69]以此为宗旨，他们三人共同编写了共200课300篇故事、贯穿小学与中学12学年的《最新修身教科书》（1904年）。这套以人格关怀为宗旨的修身教科书“采取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增进民德，改良风俗者依次编入，由浅及深，循序渐进。末数册于合群、爱国尤为再三致意。”[70]但这里所提倡的“修身”既不同于传统的尊崇纲常礼教，也不同于清政府1904年颁布的《学务纲要》之“处处皆以理学为本”[71]，而是对传统价值观的理性采用与扬弃。同时“皆采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实，并附现代之伦理”[72]，即以通俗的历史故事来宣扬“勤俭”“谦虚”“自强”等传统道德之精华，并进行全新的解说以高举“平等”“博爱”“合群”等现代伦理精神。张元济曾对“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的新式教育深恶痛绝，为此，他特意在抗战前夕以文言白话对照的形式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书中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古籍中选录了荆轲、田横等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鼓舞民心。他在该书的《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年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国先民的榜样，保全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73]标举“至高无上的人格”是近代出版中不曾忘却的责任。
“修身”课本作为一种人格关怀只是近代出版大潮中的浪花一朵，却闪烁着时代理念的光芒。它不再是纯粹的教化，而是春风化雨、潜行人生的陶冶，代表了出版人在文化转型中一份融合中西、传承古今的努力。中华书局掌门人陆费逵曾有一番著名的言论，“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尽头脑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显；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74]正是出于对文化本质的清醒认知，才会有面对文化时的这般严谨与敬重。出版人对自身人格要求的表白，从文化生产与传播主体的角度揭示了出版工作最为重要的标准：建立以人为尺度的价值体系，超越时代和民族，实现“心灵上的转向”。
注重审美，让读者通过阅读达到精神上的享受、提高审美情趣，是近代出版人在选择作品时的一个重要标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国民性的改造成为重要的社会课题。随着西方美学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尤其是“美学”“美育”等术语的引入，以美和艺术来提高民族素养、培育新人格成为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文人学者全新的尝试。在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教育家兼文学家的开明出版人的主持下，开明出版的图书与刊物皆注重审美启蒙。例如，入主开明版教科书的作品多凝聚了人格感化与审美陶冶的功能，兼具内容之美与形式之美，读来口齿留香，翻来赏心悦目。像冰心的《寄小读者》《超人》，鲁迅的《社戏》《故乡》《秋夜》，叶绍钧的《藕与莼菜》《古代英雄的石像》，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绿》《匆匆》，周作人的《乌篷船》《小河》，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许地山的《落花生》……这些作品描述的多为朴实寻常的生活，却淡远而有韵致，真淳而有情思，篇篇皆为美文。这些美文的字里行间绽放出真善美的光芒、积极乐观的情趣，鼓舞读者认识人生、创造人生。
美文也有“美景”相配，开明书店的图书无不装帧精美，品位雅致。由叶圣陶与丰子恺合作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除却言语优美、童趣满溢，还辅以丰子恺简笔勾勒的插图，充满艺术气息。叶圣陶在其“编辑要旨”中谈到：“本书图画与文字为有机的配合；图画不单是文字的说明，且可拓展儿童的想象，涵养儿童的美感。”对书刊装帧设计的重视不仅为开明的特色，也是同时期现代出版企业的艺术追求。民国时期的书刊装帧是现代书刊装帧的肇始。[75]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20－30年代，装帧艺术家辈出，如鲁迅、闻一多、陶元庆、钱君匋、郑慎斋、庞薰琹、叶浅予，等等，他们在中国传统线装书的基础上与西洋理念结合，进入一个自觉、主动而创新的探索阶段，装帧设计百花齐放的局面出现。这一时期的北新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等文艺类书局在书籍装帧设计方面独树一帜，佳作纷呈，像鲁迅设计的《心的探险》《引玉集》，闻一多设计的《猛虎集》《落叶》，构思新颖，手法丰富。钱君匋的《两条血痕》《丁宁》《结婚的幸福》；丰子恺的《棉被》《海的渴慕者》；陶元庆的《朝花夕拾》《彷徨》《回家》；还有叶灵凤的《幻洲》、丁聪的《新华画报》、孙福熙的《伏园游记》；等等。装帧设计者们通过自己对书稿的理解，用具有美感的装帧形式传达出版物的精神和主题，从而引导读者更为广阔的想象，去理解具体形象之下的内涵。丰子恺曾论，“盖书籍的装帧，不仅求其形式美观而已，又要求能够表达书籍的内容意义，是内容意义的象征。这仿佛是书的序文，不过序文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装帧是用形象色彩来表达的。这又仿佛是歌剧的序曲，听了序曲，便知道歌剧内容的大要。”[76]这些独具个性与魅力的作品提高了近代出版物的美学品质，日益丰富的书籍装帧艺术为读者营造出生动、鲜明的阅读氛围，阅读不仅是一个获得知识的途径，也成为一种审美享受。
处于推陈出新、有破有立的时代，批判性是近代出版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批判代表了一种立场，孤立于社会现实、无益于社会进步的出版是苍白无力的。早在维新时期，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就把创办报纸放在首位，以“起天下废疾”，抑扬舆论。旨在倡导民主、平等、自由，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腐朽伦理道德；倡导科学理性，批判偶像崇拜和传统迷信；倡导新文化，批判旧文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发端。之后，以《新青年》为旗帜，《每周评论》《新潮》《晨报》《湘江评论》《京报》等相继涌现，发挥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先导作用。《新潮》骨干罗家伦曾撰文呼吁杂志的“批判性”，“中国人思想上缺乏判断力，所以没有批评。因为没有批评，所以思想上越没有判断力、辨别能力。这样长此以往，我们中国人真要变成糊涂虫了。现今补救的办法，就是由各种杂志多开展批评。而且在开展批评时不要怕社会阻力，不要怕他人怨恨，以批评去坚持真理，秉公说公道话。”[77]这些报刊将思想文化斗争和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与救亡此起彼伏的两条主线。可以说，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是历史背景所赐予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先天禀赋。
作为进步出版机构的代表，生活书店一直走在时代前沿，保持着激流勇进的品格。作为生活书店建社基础的《生活》周刊早期曾有大量文字是用来批判封建文化、传统礼教对个人的种种摧残，如妇女缠足、婚丧习俗、包办婚姻、封建大家族制度等问题都曾在“小言论”和“读者信箱”专栏得到探讨、倾诉和呼吁。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生活》周刊刊载了大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丑恶行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政策的文章，直至1933年12月因“言论反动、思想偏激、诽谤党国”的罪名被查封。[78]尚在国外考察的邹韬奋早就料到这个结局，他在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的最后一期发表了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79]正是因为这种独立、批判的精神，《生活》周刊成为一个“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进而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发行量由1926年的2 800份提高到1931年的15．5万份，与当时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80]曾有读者回忆《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文风，“他的那支笔，比匕首、枪炮锐利百十倍，唤醒万众，横扫千军。……成千上万的人，就是受他主编的《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以及他几百万字的文章的熏陶，觉醒成长起来的。”[81]而生活书店能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依然是因为它关切时代的脉搏与呼吸，直面黑暗现实、勇于针砭时弊的作风。同样风格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最终合为一体，即“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当代学者许纪霖如此评价“三联”，“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82]这是对以生活书店等为代表的进步出版机构的最高敬意。
开明、文化生活等出版机构并非以进步文化机构自居，但它们同样本着社会良知，出版了大量批判现实的作品。以开明为例，开明人如夏丏尊、叶圣陶、顾均正、周振甫、徐调孚、周予同等都是谦谦君子，胸怀正气，故开明的新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义。1936年，纪念开明创立十周年的短篇小说集《十年》出版。该小说集共收录26位作家的26篇作品，其中有22篇是揭露社会黑暗、表现社会冲突的作品，如巴金的《星》、老舍的《且说屋里》、萧军的《四条腿的人》、丁玲的《一月二十三日》、鲁彦的《银变》等。这部小说集是开明所出版的新体小说的一个缩影，开明的文风，从中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人们始终坚持文学的艺术特性和独立标准，但他们在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同样首选了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斯华绥、都德等具有民主抗战意识的作家的作品，以及俄罗斯、保加利亚等遭受奴役的国家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虽然疏离政治，却从文学伦理的层面，在更广阔深沉的天地里关注人生，陪伴它们的读者们一起“呼吸正义，诅咒黑暗”。无论开明人、还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人，面对中国文化事业，都做到了“仰俯两无愧”，体现了近代出版人的现实关怀与道德良知。
不管是出于经营的考虑，还是为了文化的追求，近代出版业中的佼佼者无不珍惜自己的羽翼，在出版选题上慎重行事。叶圣陶曾将开明的出版方针总结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就是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83]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反映的恰是“选家的眼光”。而“选家的眼光”不可能摆脱文化价值体系的大背景。直面落后就要挨打、没有文化就失去尊严的社会现实，近代出版主体严谨、客观的选择性莫不是因为心中有杆秤。1924年，陆费逵在《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陈言，“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84]
“团结作者、服务读者”的大众立场是出版的社会根基
近代出版人不仅重视自身主体性的发挥，同样也认识到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全体民众的共同参与，即“一个文化市场之形成，不能光有作家而无出版家，进一步，又不能说与读者无关。”[85]在这种文化主体观的指导下，他们既注重与作者队伍的密切联络，也重视与广大读者的平等沟通。
与知识人士的团结合作是近代出版业取得迅速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这种合作一方面体现在出版社与文化机构的携手并进，一方面体现在出版人与作者的相互扶持。
民国创立之后，建立社团一度成为社会风尚。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兴社团更是百舸争流，其中尤以文学社团最为瞩目。据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所述，1922年至1925年间，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86]这些文学团体囊括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如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鲁迅、林语堂、田汉、钱玄同、茅盾，等等。他们因共同的文学趣味与主张走到一起，以集体的力量行走在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时间各种文学观点林立，各种流派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些社团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时代最佳的文化资源，它们也成为各大出版机构的合作首选。以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的合作为例，在1921年至1924年的三年时间内，泰东出版发行的创造社书刊主要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社丛书”“世界名家小说”等。正是凭借这些出版物，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在中国新文学界异军突起。也正是凭借这些出版物，泰东图书局开启了它的黄金时代。泰东与创造社的共赢是出版机构与文学社团合作的佳话。这一时期的各大出版机构都以与文学社团合作的形式对其提供出版的便利。例如，商务与文学研究会合作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作出版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丛刊”“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与尚志学会合作出版的“尚志学会丛书”，与共学社合作出版的“共学社丛书”，与弥洒社合作出版的“弥洒社丛书”等；中华书局与少年中国学会合作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与中华学艺社合作的“中华学艺社学艺文库”等；北新书局与新潮社合作出版的“新潮文艺丛书”、与语丝社合作出版的《语丝》等。
除了与文化社团合作外，出版机构也非常注重与高等教育机构的结盟。当时许多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开明书店等都与著名学府北大或其他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互动互利、互惠互助的良好局面。以商务与北大为例，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严复就是商务早期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其影响中国思想界近半个世纪的译著《天演论》《原富》等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京大学第三任校长蔡元培曾在1902－1903年间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与张元济等商务元老更是私交甚笃。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和张元济执掌商务期间，北大与商务的合作甚为密切。一方面，商务负责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同时支持北大教授的专著或讲义的出版，如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陈映璜的《人类学》、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就以“北京大学丛书”之名出版，之后列在同一丛书名下相继出版的还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等。另一方面，商务邀请北大学者为其组织编辑学术著作，如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北大学者组织编译的“二十世纪丛书”（后易名为“世界丛书”）等。商务与北大合作的出版物中不少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为北大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便利，更为商务的学术品牌立下汗马功劳。双方的通力合作各得其所，共创辉煌，故有学者将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比作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朱光潜曾评价，“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87]这里所谓的“势力”，即社会影响力，可以理解为出版机构与文学社团、教育机构在推动文化发展中所展现的协同的力量。
近代出版人多为文人出身，有些兼任创作和出版工作，如鲁迅、郑振铎、郁达夫，有些是从作家身份转换而来，如恽铁樵、巴金、叶圣陶等。他们因自身的文化背景而与众多的作者惺惺相惜，发现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引导他们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出版人与作者在相互扶持中形成的共识、结下的友谊在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中是一份难以消磨的力量。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被誉为出版界的伯乐，经他慧眼识珠，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量级人物的作者包括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沈从文、施蛰存，等等。作家丁玲的处女座《梦珂》、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短篇《暑假中》《阿毛姑娘的故事》都是经叶圣陶指导后连续发表在《小说月报》的重要位置，之后开明书店于1928年10月推出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从此奠定了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位置。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被叶圣陶相中后连载在《小说月报》，叶圣陶先后两次以编者的身份推荐给读者。《灭亡》发表后，巴金一举成名，从此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多年后，巴金曾深情回忆，“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我感谢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88]在开明书店工作期间，叶圣陶依然保持着对作者真诚无私的态度。开明书店在选择稿件时，看重的不是作者名气，或与出版社的私人关系，而是稿件的质量。社会名流的稿件有可能会被婉拒，不出名的小作者的作品也有可能得到发表机会。开明书店对作者的扶持使它赢得了越来越多文人学者的信任。叶圣陶曾说，“开明书店能给读者留下一点印象，同仁的团结和努力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许多作者愿意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开明出版”。[89]事实上，开明书店能得到作者的广泛支持与叶圣陶以文会友、以诚待人的作风不无关系。
曾被叶圣陶关心支持过的巴金后来也走上出版之路，他将这份关心、支持延续到自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之中。巴金不仅认为发现新作者、挖掘新作品是出版人一份重要的责任，而且他从发展文学艺术的视野中看出，也唯由此，一国之文化才能注入新鲜的血脉，从而更新、延续。在他的帮助下，曹禺、芦焚、卞之琳、何其芳、罗淑、臧克家、丽尼、刘白羽、荒煤等纷纷在文坛崭露头角。20世纪30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了巴金主持的大型丛书“文学丛刊”（共160本），该丛刊集中了20世纪20－40年代国内最出色的一批作者、最优秀的一批作品。在战争频繁、文化萧条的年代，丛刊的成功与巴金一以贯之的尊重作者、团结作者是分不开的。此外，“文学丛刊”通过出版作品而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它虽然不是什么文学团体，但实际上参与了三四十年代作家群（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培养与建构。[90]这些青年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陈原说过，“商务联系了多层次、多倾向、多学科和多学派的知识界人士，这些智者，都是在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远大目标下支持商务印书馆的。”事实上，这一时期成功的出版机构周围都紧密团结着时代的知识精英，像梁启超、蔡元培之于商务，陈独秀、胡适之于亚东，鲁迅之于北新书局……如果没有取得知识界义无反顾的支持，整个中国近代出版的发展不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所以说，近代出版的繁荣不仅在于出版人自身的努力，也更是近代出版人“取诸社会，用人唯才”，团结文化阶层、共同发挥文化主体性的结果。
有学者评论茅盾的读者意识，认为他是“把读者看成生动活泼、自觉自为的文化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的书刊商品的倾销对象”。[91]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意识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出版人对广大民众文化主体身份新的认识。
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原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设立了“通信”专栏，作为“中国杂志中首次出现的一个有效而真正自由表达公意的场所，很多重要的问题和观念都曾在此得到严肃的讨论和发展。”[92]此后，“读者专栏”之类的栏目在杂志中频频出现。1919年6月，创刊15年的《东方杂志》以“顺应世界之潮流”之名，开设“读者论坛”。1920年第11卷1号起，创刊10年的《小说月报》改用茅盾主持“小说新潮”栏目，此后《小说月报》逐渐发展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刊物之一。在文学研究会鲜明的“为人生”文学倾向的影响下，茅盾对读者互动的重视远远超过他的前辈：设立“通信”栏、“最后一页”（与前者互为补充）等栏目，激发读者的阅读需求、引导读者的阅读走向；设立“读者文坛”、举办读者征文活动等活动，鼓励更多的读者从事文学创作。1921年，《学生杂志》自第8卷第7期开始改版，改版后的杂志由杨贤江主持，强调面向新思潮、解决读者切身问题，并新设《通信》栏，后应广大学生读者的要求自第10卷11期起又加设了《答问》栏目，“专登简短的学术上及其他和学生生活有关的疑问和解答”。[93]在三年两个月的时间里，杨贤江总共回答了742个问题，可见其用力之勤。[94]1928年11月，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中提出，办刊应该“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95]，为此他设立了“读者信箱”和“小言论”专栏，每天花整个半天的时间读信、回信，最多时一天收到一千多封来信，最长的回信达到数千字。他认为，办刊物“要把读者的事看成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96]，这样作者、读者的“精神可以连合为一”。在邹韬奋以后所办的刊物中，“读者信箱”和“小言论”作为固定栏目成为邹氏报刊的一大特色，更有学者将邹韬奋开创的“读者信箱”称为“一种对话式的新闻评论的新型文体”，是“中国新闻评论史上光彩的一章。”[97]而创刊于1930年的《中学生》为了鼓励广大青年的积极性，专辟了青年文艺、青年论坛、文章病院等栏目，大量介绍读者的信件和投稿，为杂志既团结了读者又培养了新的作者队伍。当年经常给《中学生》投稿，后来成名的有徐盈、子冈夫妇、胡绳及吴全衡夫妇等。[98]
五四时期“读者专栏”之类“有效而真正自由表达公意的场所”频繁出现，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了解读者需求和意见，一方面在于唤醒读者文化建设的参与意识。这种兼有理性探讨和感性沟通的平等对话在构建中国近代公共领域[99]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活跃在这些公共领域的读者大多为有一定思想觉悟的年轻人，他们受五四精神所鼓舞，随后也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之中，由“读者”变为“作者”，成为五四新文学发展和深化的生力军。
不仅杂志报纸如此，各大出版机构为了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也尤为在意与读者的紧密关系。例如，商务一直致力于与读者的沟通和互动：自20世纪20年代起，商务就建立了调查和管理读者意见的“读者调查卡片”[100]，不断吸取读者意见，以改良质量、优化服务；至30年代，商务已在全国建立起约40所销售门店[101]，这些门店不仅利于售书，也便于推广新书、征询读者意见。开明书店早期出版的图书都附有一张“读者调查卡”，用来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接受读者的监督。之后，开明还推出《开明》《读者俱乐部》两份不定期免费刊物，前者以刊登读者的读后感为主，后者以刊登作家的序、跋、出版信息、新书预报为主，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信息反馈、双向交流。对于近现代出版人而言，任何一家杂志社或出版社的成功都离不开读者的参与合作。这种读者意识用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巴金的话来总结，就是“把心交给读者”。[102]
创造社创始人之一周全平（笔名霆声——笔者注）指出，“出版界该负培养著作界成长之责，同时又应担任解除读书人的困难之职。出版家在著作家和读者底中间像是两岸间的一条渡船。著作家要得出版家的帮助才能把自己的工作普遍宣示公众，读者也要得出版家的帮助才能便利地获得著作家的工作。三者合力同心，一国的文化才能日日上进。”[103]随着相互选择、自由平等的互动传播的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思想局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得以形成。在这些纷繁的论战和起伏的思潮中，各种观念不断互动、融合、更新，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文化不断从表层向深层，由粗率向缜密，由幼稚向成熟，由少数人向多数人拓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的时代精神。近代出版人在文化自觉的历程中所形成的对文化本质、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主体的认识正是用以支撑近代出版业发展、影响其成败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激励下，他们秉持出版立人立国的宗旨，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在这种力量的激励下，他们坚守科学理性、伦理道德、审美价值和社会批评；在这种力量的激励下，他们引领大众参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型，“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为一个以民族国家为认同的共同体，一种‘社会的’结构。”[104]
【注释】
[1]梁济：《梁巨川遗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2]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13页。
[3]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同上。
[5]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6]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7]同上书，第366－367页。
[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1），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页。
[9]转引自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10]《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11]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0－171页。
[12]同上。
[13]《〈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案语》，《外交报》第3期。转引自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14]张元济：《〈埃及近世史〉序》，《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7页。
[15]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0－171页。
[16]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17]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8]《鲁迅文集》（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19]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4页。
[20]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2页。
[21]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
[22]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0－171页。
[23]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6页。
[24]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79页。
[25]《邹韬奋全集》（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6]《邹韬奋全集》（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2页。
[27]《邹韬奋全集》（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页。
[28]《邹韬奋全集》（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448页。
[29]《邹韬奋全集》（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0]胡愈之：《韬奋文录·序》，《邹韬奋全集》（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662页。
[31]《辞海》（缩印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页。
[32]李济生：《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33]《巴金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364页。
[34]巴金：《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35]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36]张元济：《致蔡元培》，《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47页。
[37]汪家熔：《大变动时期的建设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38]据汪家熔分析，此数据应是入学人数，而非毕业人数。参见汪家熔：《大变动时期的建设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39]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页。
[40]转引自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41]汪家熔：《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1期。
[42]张静庐：《在出版界三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7页。
[43]陈平原指出，在近代中国文化的雅俗对峙中，精英文化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在绝对数量上，通俗文化早就占有明显优势，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仍然系于精英文化的诠释。清末民初的上海，各种或“品花”或“嘲世”的游戏文字风行一时，追求的都是“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的娱乐效果。这一通俗文化潮流，同时受到两种力量的夹击。先是传统士大夫斥责其伤风败俗，若《游戏报》主笔李伯元便受到“文字轻佻，接近优伶”的指控；后又有新文化人批评其拜金主义，若文研会和创造社联手“攻击《礼拜六》那一类的文丐”。五四以降，拜金色彩浓烈的通俗文化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很大原因是遭受到新文化的沉重打击。参见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6期。
[44]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45]周武：《张元济与近代文化》，《史林》1996年第3期。
[46]董进泉：《现代出版楷模张元济》，《中国大资本家传》（九），时代文艺出版社，第418页。
[47]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61页。
[48]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王荆公诗注》，转引自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49]《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2页。
[50]董进泉等：《现代出版楷模张元济》，《中国大资本家传》（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页。
[51]武迎新：《主旨惟在益人——鲁迅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6期。
[52]吴永贵：《鲁迅，真为文艺尽力的高明编辑》，《光明日报》2006年10月11日。
[53]《臧克家全集》（第9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54]“新文学”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体现了反帝反对建、民主科学意识的白话语体文，体裁包括文学理论、小说、散文、随笔、诗歌、话剧、戏剧剧本等。按照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间划分，新文学的起点被定在1917年。
[55]《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56]《郑振铎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149页。
[57]郑振铎：《世界文库》（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58]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14卷1号。
[59]参见《上海出版志》，http：／／www．pubhistory．com／img／text／8／1578．htm。
[60]王振铎、赵运通：《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61]〔美〕小赫伯特·贝利：《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王益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62]唐锡光：《开明的历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
[63]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6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7页。
[65]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7－239页。
[66]《本馆四十年大事记》“民国十二年（1923）条”，《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第691页。
[67]以上数据参见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48－249页的表格。
[68]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1页。
[69]张元济：《最新修身教科书·编辑大意》，转引自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70]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2页。
[71]当时政府规定的修身课程内容为朱子《小学》，刘忠介《人谱》，即宣传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读物。参见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
[72]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2页。
[73]转引自冯春龙：《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25页。
[74]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中华书局月报》1923年第7期。
[75]吴道弘：《艺术与出版的交融——〈民国书衣掠影〉序》，高信：《民国书衣掠影》，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76]高信：《民国书衣掠影》，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77]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1919年第4期。
[78]徐伯昕：《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中国民主促进会：《怀念出版家徐伯昕》，书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79]邹韬奋：《与读者诸君告别》，《生活》第8卷第50期。
[80]徐伯昕：《韬奋先生的一生》，《出版史料》2004年第3期。
[81]钱俊瑞：《韬奋永留人间》，《出版史料》（第3辑），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82]李鸿谷：《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9期。
[83]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创建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政协报》1985年第29期。
[84]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进德季刊》1924年第3卷2期。
[85]《茅盾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0页。
[86]赵家璧主编，茅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页。
[87]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88]巴金：《致〈十月〉》，《十月》1981年第6期。
[89]叶圣陶：《怀念过去，为了开拓将来》，《中国出版》1985年第12期。
[90]孙晶：《巴金：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贺圣遂、姜华主编：《出版的品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91]李频：《编辑家茅盾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92]〔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00页。
[93]杨贤江：《编辑余谈》，《学生杂志》第10卷第11期。
[94]叶圣陶：《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杨贤江纪念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3页。
[95]邹韬奋：《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生活》第4卷第1期，1928年11月18日。
[96]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5页。
[97]胡文龙：《韬奋在言论宣传中的创造性贡献》，《新闻与写作》1995年第11期。
[98]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99]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公共舆论为表征的社会政治生活空间。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我们能够形成某种类似于公共舆论的东西。凡是公民都享有参与该领域之活动的充分保障。不同的私人团体通过交谈行为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公共团体。在他们之间的每一次交谈活动中，都产生出公共领域之一部分。……当公民们不受任何限制地——亦即在集会、结社自由以及表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交谈时，他们便是以一个公共团体的身份在活动。若要在一个大型的公共团体内进行这种类型的交往活动，那就需要有某种特定的手段来传播信息，并对信息接受者施加影响。在今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便是公共领域的传播媒体。”具体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等：《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另可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100]邹尚熊：《我与商务印书馆》，转引自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6页。
[101]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48－750页。
[102]巴金：《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33页。
[103]霆声：《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1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页。
[104]旷新年：《1928年的文学生产》，程光炜：《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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