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播音创作的起步

一、电视事业的开创

50年代初期，世界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先后恢复或开办了电视广播。1954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办电视的意见。1955年2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就1957年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规模电视台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周恩来2月12日批示：“将此事一并列入文教五年计划中讨论。”我国电视事业的筹备工作自此拉开序幕。195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向中共中央汇报广播事业发展规划时对广播工作作了十点指示，其中明确提出：要尽快创办电视，自己生产电视发射机和电视接收机，先黑白，后彩色。在这个精神的指导下，1957年，电视事业的创建进入实质筹建阶段。曾经在战争年代担任播音员的孟启予，带着她在莫斯科电视台访问的第一手资料和苏联创办电视的经验回国，加入电视实验广播工作当中。1957年8月17日，中共广播事业局党委决定成立北京电视实验台筹备处，任命罗东为主任，孟启予和胡旭为副主任。1958年春我国生产出自己设计的一部1000瓦图像发射机、一部500瓦伴音发射机、一套播送室低周控制设备和七架摄像机，为建立电视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1958年4月29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在给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并转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北京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这个报告为我国的电视事业明确了任务和方向。

1958年5月1日19时，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29]开始实验性广播，新华社特为此播发一条消息，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的第一座电视台诞生，从此全国人民从声音传播开始逐渐接触到声像传播。北京电视台实验广播期间，电视节目都是直播的、黑白的，每周播出两次，即星期四、星期日的19点至22点，期间试办了新闻性节目、社会教育节目和文艺节目等。北京电视台虽然只覆盖了北京一个地区（半径25公里），但它担负着全国性的宣传任务，因此被视为中央级的电视台。经过4个月的试验播出，北京电视台机器设备工作基本稳定，节目播出正常。在正式开播之前，我国从苏联进口了500台红宝石牌黑白电视机，并将其分布在北京的各机关、部队、大学、工厂、人民公社、医院等单位，首先供集体收看。虽然电视机并不多，但这一形象化的传播媒体在北京出现，引起了首都人民的兴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对这一新生事物十分关心。1958年9月2日晚上7点半，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节目由每周两次增加到每周四次，每次两至三小时。1959年元旦，节目增加到每周六次。不久，一些省、市也开始建设电视台，从此电视为全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二、电视播音创作概况

（一）借鉴电台经验，磨炼播音业务

尽管我们在广播播音创作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在电视播音创作领域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中央电视台的播音体系是在完全没有可与前人经验参照的状况下、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中，由沈力同志为先锋，在各部门领导和老同志齐心协力支持下开创出来的。”^[30]而最初的电视播音创作主要是对广播播音的借鉴，语言的规范、语调的处理、语流的顺畅都是以电台的播音为标准进行的。

北京电视台建台初期，对于挑选播音员有一定标准和程序：“具有中等文化程度，能操标准的普通话，口齿流利，有一定表达能力，相貌端正，在摄像机前试一下正面和侧面的镜头，念一则新闻和一篇短文，经局领导和有关同志一起决定试用一些日子，最后确定。”^[31]包括孟启予在内的相关负责人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的中学生，以及广播剧团的演员中进行挑选，最终确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沈力作为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之所以能在诸多临时试用人员中脱颖而出，被选定为最适合人选，是因为“她一贯是一位具有十分朴实的情感与十分内向而不会张扬也嫌弃轻飘、浮躁的人……符合民族的审美取向”^[32]。1958年5月1日，24岁的沈力以端庄、亲切、自然的形象与观众见面，预告当晚实验播出的电视节目。

北京电视台在初创的近两年时间里，只有沈力一名播音员，几乎样样都由她干。周恩来在视察北京电视台时得知电视播音员紧缺这一情况后，随即做出指示：到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播音员。于是，广播局人事处向北京市委打报告，经过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的批示，再送交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一场播音员的大选拔拉开了帷幕，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电视台挑选播音员经过了总理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了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播音员，当时全北京100多所高中，每一个班级选10到20人参加选拔，光是试音就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接下来还有四到五轮的挑选、试镜、检查声带……竞争非常激烈。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就读于北京第22中学的赵忠祥脱颖而出。同年，参演过电视剧的吕大渝也被挑选成为电视播音员。

我国最初的电视播音员只有沈力、赵忠祥、吕大渝3人，由于日常工作繁多，他们基本上都是边干边练，逐步摸索电视播音的创作方式。早期的电视播音创作由于缺乏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相结合进行声画传播的经验，广播播音的特点多，而电视独有的创作特点，如镜头前的状态把握、体态语的结合等则比较少。在电视播音创作摸索发展的过程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很多老播音员给予了电视播音员很大的帮助。沈力在到电视台工作之前在电台工作，赵忠祥和吕大渝参加工作时都曾经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学习。在播音老前辈身上，年轻的电视播音员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不仅对严谨认真、艰苦奋斗的播音传统有了认识，也对“准确、鲜明、生动”的播音风格有了了解，同时对具体的播音业务，包括用气发声的方法、字正腔圆的吐字都进行了练习和实践。而老一辈播音员在话筒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对每个字读音的严格要求，更是深深地感染了他们。吕大渝还得到了到广播学院播音班学习的机会，她进修了文学、历史、语法修辞、语言技巧、播音业务、国际知识、新闻学、广播史等多门课程，得到了许多在语言艺术方面颇有造诣的老前辈的指导。赵忠祥在工作的同时一直不忘学习，他一有空就到资料室，看各种报纸杂志，阅读大量书籍，他上过4次“夜大”，取得了新闻编采专业的毕业证书。“除夏青、林田、齐越等，还有侯宝林、白凤鸣、马增芬等老艺术家，把他们在语言艺术上艰辛探索的体会传授给我们。每天早上同学们一起念绕口令、唱京韵大鼓，练气息，练嘴皮子的功夫。”^[33]沈力、赵忠祥、吕大渝还跟随中国歌剧院演员王嘉祥学习发声，刻苦进行声音训练，赵忠祥和吕大渝更是坚持了三年之久，每天早上在北海公园，面对开阔的湖面，跟随老师练声，主要是练京剧《击鼓骂曹》的几段念白，不论寒暑，风雨无阻。正是有了来自多方面的帮助以及自身的刻苦练习，他们每个人的业务才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沈力、赵忠祥、吕大渝是我国最早的电视节目播音员，那时，播音员不像现在这样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部门，而是面对全台，因此他们需要播报新闻、社教、专题、文艺、体育、少儿等各类节目，还要承担天安门节日庆祝实况、大型文艺晚会转播等。在沈力的带领下，大家逐渐摸索出了中国电视播音的初步规律，在新闻、专题、文艺三大类支柱节目中的串场、报幕、口播新闻、新闻影片、图片新闻画外音、现场采访和大型活动以及实况转播等环节都积累了大量经验。“沈力开创的工作格局与工作细节的要求及走向，影响了几代电视播音员，如对观众讲话（对镜头讲话）一定要把讲稿背下来，神态要亲切、自然，一对一地进行播讲，在内心培养成‘目中有人’与‘心中装着观众’，如今已蔚然成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央电视台开办不久就已形成了自己的播音风格，后来一代一代传下来，形成如今多姿多彩的中央电视台播音与主持的特色。”^[34]沈力、赵忠祥、吕大渝三人组成的播音组承担整个电视台的播音工作长达十年之久，三人在开创中国的电视事业中共同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

（二）新闻播音为主，紧张有序直播

电视台开播以后，台里开办电视节目的各方面能力比较低，播放内容只包括新闻性节目、社会教育节目和文艺节目，而除纪录、科教影片外，其他电视节目都是直播。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电视台确立了“新闻立台”的方针。在电视台创办之前，中央广播事业局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规定：“新闻节目要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报告中特别强调“尽可能”，正是因为电视节目制作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台里领导对新闻类节目特别重视，亲自抓新闻节目的采访、编辑和播出。《图片新闻》是我国电视新闻的最初形态，1958年5月15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播出了时长4分钟，介绍我国制造的小轿车《“东风牌”小轿车》的《图片新闻》。1958年5月29日，电视台播出了记者采访的《朱德副主席为石景山钢铁厂扩建工程剪彩》，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条以现场图像为基础、具有电视特色的新闻。同时，电视工作者开始努力争取新闻的时效性。1958年7月1日，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新闻《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就是对当天发生的新闻事件的报道。1958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使用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第一辆黑白电视传播车，转播了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电视新闻的另一种形式是《简明新闻》，1958年11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种口语形态的消息类新闻节目，稿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提供，由播音员沈力在演播室出图像直播，每次约5分钟，在晚间电视节目结束前播出。电视新闻的出现开始逐渐打破广播和报纸二分天下的格局，使电视媒体在新闻界的位置越来越高。

初创时期，电视播音面临很多难题，由于当时技术设备非常落后，没有录像设备，全部节目都是直播，所有播出节目都必须一气呵成，具有相当的难度。由于电视播音创作工作头绪繁多、准备时间紧迫，因此播音员在电视播出流程上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了播音创作本身，他们的工作严肃、严谨、紧张、紧凑、刺激，环环相扣。任何人在任何环节只要稍一走神，就会出现问题，破坏集体的劳动成果。

当时每天节目的播出，基本由一个播音员完成常规工作，另一个播音员则担任诸如《春江花月夜》乐曲介绍、《国际知识》等专稿和《电视台的客人》等现场采访节目的播出工作。那时的演播室是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播音员、灯光师、摄像师、美工师、技术员等好几个工种的工作人员全挤在里面，时常出现的一些意外状况都非常容易分散播音员的注意力。“有时是照明灯泡突然爆炸；有时是灯光师‘老范头’的光头又穿帮，耳机里传出导演对他大叫的声音；同在‘小播’里工作的同事一举一动也都尽收眼底。”^[35]在这种情况下，天塌下来，播音员也必须若无其事，临阵不慌。

每天播出时，播音员先要坐在被称为“小播”的小演播室镜头前向观众致以问候，并播报当天的节目内容。摄像机的红灯一灭，播音员又必须立即拿着厚厚的一沓稿件离开另有任务的“小播”，冲进对门被称为“插播”的播音室。因为距离接下来的《电视新闻》只有几十秒标题音乐的空当，播音员要对着监视器上《电视新闻》的画面现场直播稿件，稍有耽搁，就会错过有关画面。

在每天的播出中，如果还有文艺节目或其他专题节目，那么在完成了画外音解说工作后，播音员就要或是继续留在插播间播报各类节目的剧情介绍和演员表，或是返回“小播”在镜头前为下面的节目播报开场白，或是赶到被称为“大播”的大演播室为演员现场报幕。电视播出的压轴节目一般都是电影、文艺晚会或球赛及歌舞戏剧的实况转播。最后，则以播音员播报《简明新闻》《天气预报》和次日的《节目预告》作为结束。

由于设备条件所限，当时播音没有提词机，播音员出图像的口播部分都必须全部背诵稿件播出，并且当时的电视节目一般都没有充裕的准备时间，无论是口播需要全部背诵的内容，还是配画外音的部分，备稿的时间都非常短，要做到快速上口、准确流畅，对播音员的理解力、记忆力、应对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工作的难度、强度、紧张度也非常高。但正是因为电视播音这种极具挑战性的特质，使第一代电视播音员练就了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语言基本功。

在最初的工作中，播音员们轮流值班，由沈力分配稿件，大家分头准备，有时赵忠祥和吕大渝也会各取所需，准备自己适合的节目，比如吕大渝一般会选择文艺和少儿节目，大家利用下午有限的时间进行准备。早期播出新闻与专题节目的画面是16毫米影片，晚上播出的内容就需要播音员下午对画面。通常播音员拿到编好的一卷影片和解说稿，就会到小放映间，一边放电影，一边根据画面的内容，把解说词一段一段对上镜头，一般只能对一遍。音乐编辑在一旁一起工作，用秒表卡长度，然后选音乐。晚上播出时，播音员在播音室，一边看画面，一边配解说词。画面解说与电台播音不同的是，不能只低头念稿子，即使在一段解说中间，也要不时抬头看看画面，因为下午对好的片子，很可能在临播前编辑又要增加或删去一段画面，要临场决定语速或调整前后顺序。播音员在对着画面直播的时候，尽管有时候手中的稿子修改得比较乱，画面也只能在播出前比较匆忙地进行浏览，但直播时必须声情并茂，并尽可能使解说与音乐的情绪吻合，同时照顾到语句的完整。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看来，当年播出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几乎和电影厂的成品片一样，而实际上却是由值班导演、放映员、美工师、摄像师、音乐编辑、音响员、播音员等七八个工种现场合成的。当时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图片报道》等节目加起来，有时要直播一个小时左右，再加上出镜前还需要化妆修饰，这对于播音员来说时间紧、任务重，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电视与广播的最大不同在于电视具有可视性，电视播音员必须注意自己的形象气质。当时电视播音员收入比较低，上屏幕时穿的都是公家的演播服。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置装经费紧张，播音员的服装非常少。大家在装束上追求朴素、大方、整齐，在化妆上追求适当、自然，因此尽管当时是黑白电视，着装的样式也比较单一，但播音员在屏幕上仪表整洁、容光焕发，展现了庄重大方的形象。

6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视还是一个新生事业，发射功率不大，电视机没有普及，覆盖面很小，制播经验不足。尽管起步艰难、历经坎坷，但第一代电视人不怕困难、爱岗敬业、充满热忱、团结协作，不断摸索、总结经验，充分发挥了电视又能看又能听的无可替代的多功能优势；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表达人民群众的呼声，歌颂人民群众的先进事迹。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电视事业稳健发展，为之后电视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2]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3]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4]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5]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6]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7]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8]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9]姚喜双：《播音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10]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31页。

[11]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8页。

[12]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13]方汉奇主编，方汉奇、丁淦林、黄瑚、薛飞著：《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页。

[14]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15]张颂：《播音专业教育40年启示录——为庆祝北京广播学院50华诞而作》，《语言传播文论（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16]张颂：《中国播音学发展简史》，《媒介研究》2007年第2期。

[17]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8]齐越奖励基金办公室编：《永不消逝的声音》，“缅怀齐越教授专辑”（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19]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20]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21]焦裕禄1922年出生，穆青1921年出生，齐越1922年出生。

[22]施旭升：《艺术创作动力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23]这些文章分别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4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

[24]此资料整理统计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杨涛老师，各地方台可能还保留着其他的播出录音。

[25]林如：《继承前辈经验端正对播音工作的认识》，选自《中国广播》1999年第2期。

[26]齐越播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约为每分钟210个字。

[27]林如：《继承前辈经验端正对播音工作的认识》，选自《中国广播》1999年第2期。

[28]仲梓源：《听君细陈，如饮甘醇——陈醇播音艺术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硕士论文。

[29]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

[30]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持人节目研究委员会编：《中国荧屏第一人——沈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31]同上，第19页。

[32]同上，第11页。

[33]吕大渝：《走近往事——一位共和国第一代女电视播音员的自述》，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34]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持人节目研究委员会编：《中国荧屏第一人——沈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35]吕大渝：《走近往事——一位共和国第一代女电视播音员的自述》，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