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主持创作发展概况

在全国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1980年，时隔14年之久，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广播电视工作经验，对广播电视的宣传工作拨乱反正，明确了新时期的宣传方针、任务和奋斗目标，并重新提出要坚持“自己走路”的方针，广播电视开始从内容、结构、形式到编排进行全面改革。1981年8月，第二次播音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着重讨论了新闻播音的特点和要求及当前新闻播音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议认为，“发布新闻”是电台的首要任务，播好新闻是播音员的重要职责，播音工作必须根据改革的需要，勇于创新，探索新的播讲方法，在语言表达上有新发展，在播音理论上有新建树；会议还指出播音语言要“降调”，提出了“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会后，全国各地播音员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和实践，播音业务研究和语言实践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1983年3月，在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这是中央广播事业局改为广播电视部后第一次召开的本系统全国性工作会议，会议名称加上了“电视”二字。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革广播电视工作和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会议提出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以新闻改革为重点，推动广播电视宣传的全面改革；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事业方针和技术政策，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适当加快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的步伐；要贯彻落实中央指示，做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争取更大的宣传效果。根据两次会议的精神，广播电视各级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改革宣传报道方式，使整个宣传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80年代，广播在几十年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革，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电视作为新兴媒体也迎来了发展机遇。尽管从1958年5月开始试播已有三十多年，但长期以来，电视事业基本上生活在广播的影子里，受重视程度不够，再加上电视机不普及，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凭票购买，因此电视一直处于弱势。“从7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电视事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影响，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电视节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了严重的概念化、口号化，单调枯燥的画面配以假话、大话、空话，成了那个时期电视节目的基本模式。人们把当时的电视新闻描述为‘大批判，学习班；抓革命，促生产；工厂机器转，田间麦浪翻’。欣赏性、知识性、娱乐性节目一概被认为是‘封、资、修’而被取消，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优秀艺术作品被打入冷宫。文艺节目只剩下有数的几首歌曲、8个‘革命样板戏’与被称为‘老三战’的3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整个电视屏幕百花，凋谢一片萧索。”^[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视事业开始逐渐恢复并快速发展。1980年2月，先于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的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历史性地提出“要把加速发展电视事业放在优先地位”，并展望“在本世纪末，要使我国的广播电视在事业规模、设计设施、覆盖指标等方面都具有相当水平，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4]。1980年5月，作为中美邦交正常化结果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开始热播并风靡一时。1982年1月，中央电视台每晚开始播放源自BBC的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引发了社会上学习英语的热潮。198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改为广播电视部，名称中加上了“电视”二字。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级办电视”政策，打破了过于集中的管理模式，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使电视走进了越来越多老百姓的家庭，这一年更是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节目。1月1日，生活服务类节目《为您服务》播出，2月12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现场直播。8月7日，25集介绍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话说长江》播出。这些节目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反响空前热烈，中国观众被深深地吸引在了电视屏幕前，这些优秀的电视节目对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到1988年，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建设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全国电视台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平均每年递增30%以上。到1988年底，全国广播电台数量达到461座，比1982年增长2．9倍；电视台数量达到442座，增长近8倍。在覆盖率方面，1988年与1982年相比，广播人口覆盖率从64．1%提高到70．6%；电视人口覆盖率从57．3%提高到75．4%。^[5]八十年代，广播电视事业步入全面改革振兴的新阶段，人民播音事业也进入了继承传统、逐步恢复、稳健发展的时期，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一、播音创作的新内容

（一）时代反思，回归真实

由于“文革”前后政治运动频繁，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被过分凸现，而报道新闻、提供信息的功能被弱化，并且假、大、空的传播内容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远远偏离了广播电视传播的正确轨道。另一方面，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每一个经历过的人来讲几乎都是一场痛苦的回忆，在这场浩劫中，真理被践踏，是非被颠倒，人性被扭曲，悲剧一幕幕上演。“文革”结束以后，全国人民都在进行反思，大家迫切地需要重新摆正是非对错的天平，重新建立心中的相互关爱、良知与信任，重新唤起心中的真情、热情和激情，全国人民都渴望听到打动人心、真情真意的声音。因此“文革”过后，广播电视开始反思、总结那个时代留下的教训，地方电台以及“文革”前一些有影响力的节目逐渐恢复，各项工作开始陆续走上正轨。

1978年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分两天刊出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这篇文章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报社收到几千封读者来信，人民群众强烈呼吁为被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昭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这篇文章，播音员林如在这篇稿件的播音中真情流露，深刻细腻地展现了女儿对于父亲的思念以及人们对还原事情真相的渴望，感人至深，这成为“文革”结束后一段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播音作品。林如准确地把握住了“我”和“爸爸”的心理定位，以及倾诉者与倾诉对象的语言形态，有亲近，有敬重，有仰视，更有怀念，虽然阴阳两隔但心却是如此接近。久久积蓄的情感终于爆发，压抑已久的思绪一发不可收拾，倾泻而出，一泻千里，准确细腻，饱满深厚，一个有情有义、忍辱负重的好女儿让人动容，一个不屈不挠、忠诚为党的革命者形象也如在眼前。林如用真挚的情感、真切朴实的语言告诉我们：历史能够证明一切，正义永远能战胜邪恶，希望永远都在。从播音创作上来讲，林如播出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吸取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播音创作的优势，是一篇继承之作；同时，林如在创作中运用了由内而外、含蓄饱满的表达激情的方式，这又使其成为一篇转折之作，林如在播讲方式上的尝试给后来的播音创作者们带来了很多启发。从社会影响上来看，《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的播出引起了强烈的时代共鸣，无数人为之动容，更对推动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起了积极作用。

（二）转变方向，突出重点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围绕“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工作所犯的错误展开讨论，探讨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的问题。从此，中央和各地的广播电视宣传部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重点宣传“四化”建设。1983年10月26日，中央〔1983〕37号文件强调：“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6]广播电视宣传注重舆论导向，突出了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面向生活、面向社会的指导思想，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同时重视和改进批评报道，在宣传内容上狠下功夫，增加了经济宣传的比重，改变了节目内容的构成，突出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努力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努力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朋友。

在政治宣传方面，广播电视工作主要围绕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罪恶行径展开。新闻界陆续进行了大量揭批四人帮利用新闻媒介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制造冤假错案以及塑造假典型的报道，过去不能报、不敢报的事件、人物、观念，得到了肯定性的报道。很多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的新闻报道领域，被一个个突破，一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观念被质疑乃至抛弃。

在经济宣传方面，随着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广播电视工作从过去以宣传政治运动为主转变为以宣传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广播电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并在报道中解读政策、推广经验、总结得失。同时，宣传工作紧紧抓住了“变化”两个字，多角度地进行报道，联系实际、宣传政策，同时也找出问题，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到工作方法，从经济结构到产品结构，从企业生产、管理到产品的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市场的供应，人民的经济生活……令人兴奋的新事物和新气象，经济建设中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等等都被报道出来，经济改革先行者勇闯商海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分享，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深受鼓舞，经济建设更加红红火火。

在大力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广播电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和政府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件、法律、法规，通过媒体得到了及时而充分的宣传报道。为了配合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广播电视突出宣传先进人物、先进集体，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伟大实践和创造性劳动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通过先进人物、先进集体的事迹来体现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旋律。广播电视采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专题特写，消息、评论、通讯等方式，在全国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典型，如雷雨顺、罗健夫、蒋筑英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无私奉献、坚韧不拔的精神感染了无数人，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系列报道《重唱创业歌》和《深情的黄土地》，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催人奋进的精神食粮，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类节目、服务类节目恢复了生机。文艺节目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同时，努力走出自己的特色，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语言创作的艺术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陈醇1977年播出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1979年播出的长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关山1980年录制的《四世同堂》、1986年录制的《生活变奏曲》、1987年录制的《平凡的世界》都非常有代表性，是文艺作品演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同时，综合性的文艺节目开始出现。服务类节目由于节目形态的改变，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

二、播音创作的新样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播电视宣传指导思想和理念发生了变化，内容更加翔实、方式更加丰富、手法更加生动，除了新闻、简讯、评论、通讯、特写等等，还有录音报道、录音采访、热线电话等，也出现了现场报道的形式，突破了很多定式和框子，这给播音创作带来了生机和创新。

（一）降调

在全国反思的浪潮中，播音工作者们也从自身的创作思想、创作内容、创作方式上进行思考总结，但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976年“文革”结束的几年中，播音创作经历了一个过渡调整和适应渐变时期，这段时间的播音在创作的思维方式、创作风格上依然带有“文革”时期的特点，基本上是对“文革”时期的延续，但这其中包含了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优良播音传统的继承、恢复、延续，又包含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思考、变化、总结，从此播音事业才回归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播音创作的变化是建立在整个宣传指导思想变化的基础之上的，稿件的内容、节目的形式有了变化，创作方式也随之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追求“降调”，这个“降调”不仅是语言形态上的“降调”，更是创作观念逐渐变化的直接反映。“文革”结束以后，四人帮反动派被打倒，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开展，扭转了全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局面，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逐渐缓和，国家开始重新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播音创作也开始摆脱政治专政工具的局限，把视野投向了整个社会生活，对“人”自身的关注逐渐在创作中凸显出来。播音创作者把自己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直接决定着其能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开始意识到播音工作不仅要为政治、为国家服务，还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口吻完全不适合人民群众收听收看，必须要有和人民群众平视的心理定位。尽管此后这种心理定位的转变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放低视线、摆正身份已经成为播音创作者的共识。形式上的“降调”在新闻播音中反映得最为明显。虽然在播音创作中依然比较追求力度和强烈的鼓动性，但播音音量和语调已经开始逐渐降低，在用声上相比“文革”时期放松了不少，有了虚实结合的自如变化，不再一味求高求亮。“文革”时期播音断句强制生硬，句句都像喊口号，这个时期则开始尝试“声断意连”“停中带连”的处理方式，在节奏把握上也有了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变化。形式上的“降调”是播音工作者对“文革”期间播音创作反思以后从内心引发的一种语言形态的外在表现，在降调的过程中，播音员需要调整状态不断适应，如果找不到准确的感觉，则容易显得随意，出现调值不准、抓不住意思，清晰度、工整度削弱的问题。

由于播音工作者在创作心态和形式上都做出了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调整，使得这段过渡时期很多播音作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方明、葛兰播出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王欢、常亮播出的《年产三千万吨钢》等消息让浩劫之后的人民精神振奋；1979年，方明播出了通讯《生活的目标》，讲述了石油部劳动英雄、大庆标兵、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电机技术员耿玉婷的事迹。在工作中失去双臂的耿玉婷身残志坚，顽强地学习和生活，她的事迹一经播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生活？”耿玉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积极乐观的回答，鼓舞了无数的人勇敢地面对生活。齐越播出的长篇纪实作品《大地的儿子——周恩来》《在彭总身边》《巍巍昆仑》，播出时几乎是万人空巷，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让人印象深刻。《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由一个个故事组成，齐越的演播真实质朴，给人安慰和力量，其中《野菜饭》《总理和理发员》等故事感人至深；演播《在彭总身边》时，齐越与时俱进，改变了英雄人物一味激情澎湃的演播方式，采用了小音量的讲述方式，给听众娓娓道来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齐越老师说，备稿时感情酝酿十分甚至十二分，播出时则只需要七八分，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听众受到感染由自身来补充完成的，要有激情又要善于把握与控制，播音创作这项审美活动不是播音员一个人完成的，还必须要有听众的参与。”^[7]以前大家在领导人物的形象塑造上都会使用方言，在《巍巍昆仑》的演播中，齐越采用了普通话来塑造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中央委员的形象，并且抓住了五位领导人各自讲话的特点，比如毛主席指点江山，讲话充满激情，起伏变化大；朱德军人出身，讲话自信沉稳、厚重大气。齐越由内而外引发真实感受，抓住人物性格特征，结合口腔控制和气息变化，将五位领导人塑造得惟妙惟肖，让人过耳难忘。这些优秀的作品给经历了混乱压抑“文革”时期的人们带来了心理安慰和慰藉，同时也成为播音创作史上的重要转折，成为新时期播音创作的起点，对播音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主持人节目和主持人

1980年7月12日19点35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观察与思考》是我国经电视机构正式批准、首次冠以“主持人”身份的节目。这期节目由播音员出身时任记者的庞啸担任主持人，屏幕上正式打出了“主持人”这一称谓，内容是和观众谈《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的问题。但当时《观察与思考》节目播出时间不固定，而且除了庞啸以外还有其他记者出镜主持，主持人也不固定，因此这只是对主持人节目的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的由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开播，每天播送10次，每次15分钟，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越，开创了中国国内广播节目采用主持人形式的先河，标志着广播电视中一种新节目形式——主持人节目的出现。在节目中，主持人采用“近距离、小音量、入话筒”的方式，和听众交朋友，促膝谈心，沟通思想。开播不到20天，节目就收到台湾听众经美国寄来的信件，向节目主持人徐曼表达敬意，之后信件数量越来越多。徐曼逐渐树立起了“甜而不腻、软而不嗲、轻而不飘、美而不妖”的主持风格。1981年4月，节目主持人李一萍、李东在广东电台《大众信箱》节目中和听众见面，之后，四川、江苏、浙江、黑龙江等省级电台和一些市台也相继办起了主持人节目，在一些专题节目、《信箱》节目中陆续出现了节目主持人。1981年7月至11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临时性的《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节目，由赵忠祥担任节目主持人。1983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为您服务》节目，节目的主持人沈力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位固定节目主持人。主持人节目的出现是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个突破，是遵从广播电视发展规律的成果，它突破了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固有模式，使受众耳目一新，给广播电视带来了新的活力。主持人节目很快在全国推广，除了徐曼、沈力等中央级媒体的主持人，北京电台《生活顾问》节目的张玉兆、浙江电台《文艺之友》节目的海娟，四川电台《农村信箱》节目的李民等地方台节目主持人也成为听众熟悉的好朋友，开始拥有较高知名度。

主持人节目是在长期以来我国广播电视自身发展实践积累以及参考国外广播电视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节目形态，我国自己的节目主持人从此出现在大家面前。节目主持人的特点是，以个人的身份相对长期地在固定节目中使用第一人称“我”直接和听众面对面地谈话交流，为听众服务。他既不同于新闻播音员，也不是单纯的编辑和记者，他必须或多或少地参与节目的编辑、制作过程，充分理解节目的意图和内容安排，灵活地掌握节目的进度。我国最初出现的节目主持人，基本上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打出主持人的标签，但实际上是由固定的播音员将编辑写好的稿子以交流的口吻播出去，其中编辑的作用很重要，这种形态的主持人在早期以及基层台比较多；第二种类型是主持人与编辑、记者合作，编辑记者用谈话体的方式写稿，由相对固定的主持人播出，主持人进行少量采编工作，基本上也只是对稿件进行有声语言表达加工，突出交流感；第三种类型是主持人在整个节目制作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不仅是文字语言转换成有声语言的执行者，也是文字语言创作的参与者，在节目中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节目的需要，在保证政治导向和宣传效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即兴发挥。80年代出现的大部分节目主持人都属于第二种类型，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身份感和语言形态发生了变化，但在节目的参与度上是不充分的。1988年，中央电视台首开先河，举办了第一届“如意杯”主持人大赛，反响热烈。一时间，主持人大赛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主持人”这个职业角色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程前、鞠萍、张泽群在比赛中表现精彩，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80年代的磨炼和积累，“主持”这种创作方式在9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直播兴起以后，主持人的参与程度、主导意识不断增强，创作空间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主持人”逐渐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名嘴”。

（三）“珠江模式”——“互动”带来的变化

1986年12月15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二台正式更名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并开始播音，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了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功能性，使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创作有了新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广播电视改革向整体全面过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珠江经济台采用了主持人串联直播的大板块节目形态，以两三个小时为一节，播出综合性内容节目。同时加大信息密度，每天逢整点播出信息，逢半点播出新闻，各19次，平均每天播发科技和经济信息110条。此外，经济台大量播出听众参与的谈话节目，以及群众来信、点播、评论、意见等等，使听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到节目中，收到了良好的播出效果，“一年中听众来信超过一百万封，每天打来的听众电话达300多次。”^[8]开播后，听众普遍认为经济台内容丰富、形式生动活泼、节目富有时代气息。珠江经济台的这套做法被称为“珠江模式”。它改变了以录播为主、分类清晰、风格相对单一、缺少必要反馈的“中央台模式”，转而以直播为主，其精髓在于让听众参与到节目中，和听众平等交流，改变了过去带说教色彩的传播模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模式，使整个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发生了变化，开拓了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丰富了广播电视为人民服务的内容。“珠江模式”很快在全国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借鉴。实际上，“珠江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广东邻近香港，当时香港商业兴旺，广播理念开放、形式活跃，对内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和香港的广播竞争，吸引更多的听众，广东电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珠江模式”受到了香港广播模式的影响，借鉴了香港广播的节目播出形态。

“珠江模式”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带动老百姓参与到节目中，这说明广播电视工作者已经将目光从原来更多地关注宣传内容、关注播音员主持人转向关注传播对象，他们开始思考怎么样制作出老百姓喜爱的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5年11月提出了缩短战线、精办节目、提高质量、全面调整的改革设想和接近群众、接近生活、接近现实的方针。从1987年1月1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实行全台节目调整和改革，在加强新闻的同时，按照精办专题、提高质量的要求撤销或合并了一些缺乏特色、内容重复、效果不佳的节目，增办了两个综合性的重点节目，一个是融新闻性、知识性、服务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新闻综合节目《午间半小时》，一个是融欣赏性、知识性、娱乐性、服务性为一体的文艺综合节目《今晚八点半》。《今晚八点半》以听众点播的内容为主，涉及音乐、曲艺、电影剪辑、人文知识等多方面内容，每年收到听众来信10万多封，深受广大听众喜爱。“这种时代感强、可容性大、内容丰富、格调清新、形式别致、雅俗共赏的节目，受到广大听众的青睐，在广播界风靡一时。各级地方电台也纷纷推出这类节目，如山西电台的《空中大观园》，安徽电台的《空中交流》，湖南电台的《今天好时光》，吉林电台的《多彩的60分钟》等。”^[9]在这些综合性的主持人板块节目中，主持人以听众的知心朋友身份出现，谈身边事、说家常理、抒人间情，自然亲切，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办次年，上海经济台、辽宁经济台开播。1988年，郑州、沈阳、重庆经济台先后试播，在此之后几年间，又有一大批省级或市级的经济广播电台诞生。1987年2月1日，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由面向北京改为面向全国，播出以经济节目为特色的第二套节目，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要，播音创作方式的专业性、针对性、贴近性也越来越强。

三、播音理论建设

“文革”期间，播音教学和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广播学院恢复办学，播音专业也开始恢复招生，马尔芳等老师还专门前往上海调研。1973年，全国播音员进修班开办，30多人参加学习，研究业务并进行实践，齐越亲自进行点评，之后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涉及用气发声、吐字归音以及不同文体稿件的播读方式。197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齐越到广播学院从事播音教学工作，和在话筒前播出了很多经典的稿件一样，齐越在教师的岗位上为中国播音事业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成为了中国播音史上第一位播音学教授。

播音理论建设在1977年以后广泛开展起来，不断总结播音创作的优良传统以及“文革”时期播音创作的成败得失。1979年，全国播音基础教材研讨会召开，由张颂编写的《播音基础》（尚未正式出版）得到了会议的认可，书中出现了“正确的创作道路”“新中国播音风格”“播音表达规律”等重要业务理论内容。经过多年的努力，播音学科理论建设已经初具规模。1980年，播音专业由新闻系下面的播音教研室变成了独立的播音系，并且建立了硕士学位授权点，齐越开始招收播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播音理论研究更上一层楼。1981年8月，第二次播音经验交流会会后，出版了《话筒前的工作》一书。1982年1月，张颂发表《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文章构筑了播音理论研究的框架，并由此拉开了播音学研究全面发展的序幕。1983年，张颂出版了专著《朗读学》，内容涉及朗读规律、具体感受、态度情感、目的对象、朗读状态以及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朗读技巧，并对文字语言转换为有声语言创作的基本要求、基本流程、基本规律等进行了总结。此书立足于朗读的独特性，进行了建立学科体系的理论探索，构筑了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播音学学科建设的前奏。1986年8月在宁夏银川召开了“首届播音学术研讨会”。1987年8月16日，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后改为播音学研究委员会），齐越任名誉会长，夏青任会长，张颂、铁城、陈醇、关山等任副会长，学会的成立对于播音理论研究全面、深入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会议将《播音界》这本刊物确定为播音学研究会会刊。^[10]该刊是反映播音界理论研究成果、宣传播音界人物与事迹的综合性刊物，常设栏目有《理论讲坛》《播音札记》《争鸣之页》《播音史话》《各台简介》《图片报道》《嗓音保健》《演播风仪》《语音指南》《业务白话》《播音员名录》等。此后，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各城市电台、电视台之间，也纷纷成立了研究会和协作会，这为促进播音理论建设和播音业务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80年代中期，“中国播音学丛书”开始陆续出版，其中主要包括：1985年张颂出版的《播音基础》（后改名为《播音创作基础》）、1985年徐恒出版的《播音发声学》、1988年吴郁主编的《播音学简明教程》、1989年毕征主编的《播音文体业务理论》等。此外，1986年，齐越出版了《寄语青年播音员》；1987年，陆茜出版了《新闻播音理论与实践》；1988年，李钢等出版了《语言发声原理语言发声练习》，姚喜双等出版了《语言表达艺术》；1989年，齐越出版了《献给祖国的声音》……这些理论著作为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了充分准备。

四、播音人才培养

从1940年人民广播第一位播音员徐瑞璋开始，人民广播播音事业经过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累，已经有了大量的专业从业人员，但“文革”十年，播音队伍建设受到重创，出现人才短缺的现象。1974年、1975年、1976年，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招收了三年工农兵学员，但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大量的精力用到了学工、学农、学兵上。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我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恢复高考后，北京广播学院对“编采”“播音”和“电视新闻摄影”三个专业进行了招生，其中，“播音”和“电视新闻摄影”两个专业按艺术院校招生办法进行。“在77级录取的103名学生中，编采专业39人，播音专业33人，电视新闻摄影专业31人。”^[11]从77级开始，播音专业改为四年制本科培养，播音教育实现了按计划教学，回到了比较正常的道路上，“实现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从‘计划型’到‘自主型’的转变。这期间，播音专业采用了‘教学组老师’面对‘全班每一个学生’的整合思路，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2]此外，山西、辽宁、湖南、山东等地的广播电视学校在“文革”后陆续恢复办学，浙江、四川、云南、新疆等地也陆续开办专门的广播电视学校，广播电视人才培养走上正轨。

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就广播电视人才培养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提出要加速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广播电视工作队伍，并根据三十多年的经验，决定从3个方面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第一，由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机构分级负责对在职干部实行分类培训；第二，增办培养中央和各级专门人才的广播电视专业院校，同时争取在其他大专院校增设与广播电视业务对口的专业，委托他们代培各种专业人才；第三，改革人事制度和职工录用制度，使之更有利于人才的吸收、交流和合理使用。”^[13]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广播电视人才培养、播音事业队伍建设积极开展起来并且成效显著。到1984年底，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地职工总数达到271218人，其中播音员9563人，^[14]专业队伍日益壮大。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在杭州开办了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于学校中设立两年制播音专业并开始招生，播音专业人才培养得到加强。

1986年3月12日，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了《广播电视播音专业职务试行条例》，条例根据广播电视宣传所承担的任务、实际工作需要和现有播音专业人员水平等情况把播音专业职务名称定为：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一级播音员、二级播音员、三级播音员。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为高级职务，一级播音员为中级职务，二、三级播音员为初级职务。条例明确了播音专业职务的任职条件和岗位职责，为播音员主持人规划了个人成长不同阶段所应掌握的基本技能和达到的工作要求，使播音人才培养标准、发展目标更加明晰，这对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播音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播音水平，搞好广播电视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播音人才队伍的素质也开始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