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值得大书特书。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思想文化杂志，当时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都成为杂志探讨的热门话题，诸如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新诗技巧等等，甚至开设“专号”，如“易卜生专号”、“人口问题专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对思想流派和重大社会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由这一杂志倡导的“文学革命”，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历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从编辑学角度看，《新青年》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重大选题。选题策划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取决于策划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洞悉社会问题动向、本质的敏锐性；取决于对实施策划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和高超的运作艺术。本文就以《新青年》杂志如何掀起“文学革命”风暴为例，通过一个完整的编辑策划过程，来看一看20世纪初的杂志编辑具有怎样的个性风采和编辑艺术。
选题的酝酿—“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文学领域同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充满了萎靡、没落景象。旧的文学改良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依然充斥文学领域，僵死的文言文依然是文人学者顶礼膜拜的偶像。抨击时政、揭露现实的文学作品不复多见，而以黑幕、艳情、武侠、侦探、宫闱为基本题材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庸俗低级趣味的“文明戏”，反而风行一时。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文选派宣扬“代圣贤立言”，江西派诗词刻意模仿，文学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只成为少数文人消遣、营利以至相互标榜或相互诋毁的工具。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不仅大肆鼓吹“尊孔读经”，而且利用文学散播封建思想毒素，攻击革命派人物。清末报刊上一度出现的将文言加以改良而成的“新文体”，也在封建文人的排斥下逐渐消失。旧文学的陈词滥调和八股流毒，继续影响着许多人。文学上的这股逆流，是当时封建势力更为猖獗的政治气候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它不但背离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进步传统，阻塞了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道路，而且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有助于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不利于人民的觉醒。
这种情况自然要遭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新青年》创刊后不久，主编陈独秀即针对国内文坛状况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陈独秀并在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这是陈独秀适应当时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酝酿的一种文艺进化论，实际上他是主张以写实主义文学扫荡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腐败恶风。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斗争。在创刊号上，他疾呼“民主”与“科学”，高扬这两面大旗，向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愚昧思想奋力讨伐。“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这说明陈独秀在杂志创办之初就在思考文学的变革问题，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文学革命的思路，却充分强调了对于欧洲文艺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性，初步意识到文学革命势在必行。
1916年10月，胡适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说：“今日偶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在信中，他针对“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的现状，提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胡适提出的“八事”，虽然既注意到文学“精神上之革命”，又顾及到“形式上之革命”，但比较笼统，仅仅是略举要领而已；他希望“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的陈独秀，能够将这“八事”揭载于《新青年》，供世人展开直言不讳的讨论。陈独秀接胡适信后，马上给胡适回信，并把两信同时刊发在最近一期—第二卷第二期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在回信中高度评价了胡适的“八事”，除五、八两项略有疑义，“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他还在信中进一步阐述敦请理由：“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文艺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至所盼。”中国“无写实文艺以为模范”，他主张以写实主义文学扫荡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腐败恶风的理想就不能实现；“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他倡导对于欧洲文艺的学习于借鉴又没有实质性的效果，所以痛切感到前路渺渺，而“实无办法”。胡适的来信无疑让陈独秀顿觉眼前一亮，撕扯不开的黑幕竟被人撩起一角，透出的光深深慑住了他敏感的神经。作为杂志主编，作为立志文学变革的革新人物，陈独秀时刻警觉着，寻觅与己同道的新作者与任何可能的突破口—这既是思想境界，也是编辑压力。一旦遇到，便不会放弃。一则读者来信，蕴含了一种“新说”—文学革命当从“八事”入手，也就是首先进行文学形式的改革。陈独秀大彻大悟，要想将文学革命推到前台，必须以白话取代文言为基本话题，这是启动文学革命的导火索。而陈独秀的催稿，正是编辑家的敏感和革命家的气魄的具体体现。这次行动使文学革命从酝酿转入明确的号召，陈独秀终于通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提出了一个影响一代文学发展的重大选题—“文学革命”。
选题的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胡适果然不负厚望，很快寄来调整充实后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欣喜不已，立刻将这篇文章刊登在第二卷第五号《新青年》上，并附“识语”。“八事”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信号，将“文学革命”由酝酿阶段导入真正的倡导阶段。
胡适的“八事”，显然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毛病而发的。在文学远离生活、陈词滥调盛行的情况下，最初提出这些意见，自有其积极作用。他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确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较之清末梁启超等所提倡的“改良文言”式的“新文体”，毕竟前进了一大步。正如蔡元培所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4]这里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但是，胡适的主张本身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多着眼于形式上的名副其实的点滴“改良”，没有真正触及文学内容的革命，并未同旧文学鼓吹的“文以载道”划清界限。果真按照胡适的这种主张，则文学除了白话的形式以外，不会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更不可能出现。鲁迅说得好：“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5]但这种以倡导白话文学为突破口的文学变革，既是戊戌变法前后裘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倡“白话为维新之本”思想的延续，又比那时的思想要深刻得多。
胡适发出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但他初涉文坛，又远在异邦，对这场斗争心中无数，态度并不坚决，一再宣称“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6]。陈独秀明白，单靠胡适的一篇文章，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自己预定的效果和目标，又加上胡适的态度小心翼翼，更使陈独秀感到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他一方面给胡适鼓舞士气，“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7]一方面亲自撰写《文学革命论》，以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相呼应。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一反胡适的温和，以其一贯决绝的口吻，将“文学革命”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斗争层面，并把文学革命与伦理革命、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他说：“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反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的矛头是对准封建主义的，他不仅反对旧文学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着重地反对了“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封建思想内容。他把文学革命当做“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陈独秀大胆指斥封建文人一向崇奉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等为“十八妖魔”，号召人们“不顾迂儒之毁誉”而与之宣战。他以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为楷模，要求新文学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他以此广纳将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这种态度比起胡适“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来，显然也要勇猛得多。可以说，陈独秀才是坚决地承接和发展了晚清资产阶级的文学改革运动，并把它推到了最高点。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传播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主张对于打击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学，扩大文学领域内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文学革命”在《新青年》爆发，是陈独秀一手策划的，他借助了胡适的文学形式的变革思路，以武断的态度对胡适的意见予以充分肯定，又适时发表自己的“三大主义”推波助澜。胡适最关心文学形式的革新，着眼于从学理上阐释其文学革命的主张；陈独秀首重内容改革，主要着意于从时势的需要发表其文学革命的观点。他们充当的是文学革命中相辅相成的两翼，一个着重从文学史的研究中揭示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必然性，一个侧重从时势的发展上揭示文学发展的必要性，前者以学者立言，后者以革命家立言，这就有了态度的平和与决绝的区别。正是“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8]，文学革命才得以迅速展开。
选题运作的深入—上演“双簧戏”
“文学革命”的论题提出以后，陈独秀密切关注着社会上的反应，唯恐反对的声音太少了、反对的力度太小了。他利用通信、论文、读者论坛等形式，不断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热情。随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学者的加入，讨论日趋激烈。其时，封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和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最为猖獗，但陈独秀还是感到社会反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新青年》同人在陈独秀的导演下上演了一出具有深远影响而又略显滑稽的“双簧戏”。
所谓“双簧戏”，是由钱玄同、刘半农两人合伙干的。先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集合众多反对言论，撰成一挑衅之文，再由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复王敬轩书》，逐一批驳。[9]
化名“王敬轩”的文章维护古文，故意漏洞百出，主要观点大概有以下几点：其一，说西洋各种学说，中国原来就有；其二，谓中国古文即文言文如何比白话好；其三，讲中国文学构造原理如何奥妙高深，非浅夫所能解。譬如“人”字左一撇清轻上扬以象天，天为男，为夫；右一捺重顿以象地，地为女，为妇，夫妇合体，人伦之始，这才是“人”字的意义；其四，他拥护林译小说，说林氏翻译某书，书名曰“香钩情眼”何等温柔香艳？倘采新青年直译主义，则必曰“革履情眼”，那岂不大煞风景……全篇浓圈密点，满纸琳琅，好像说他自己这篇绝世奇文，是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而且摆出了这种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新青年这些毛头小伙子从此非挂起降幡不可了。
刘半农的那篇答复，开始用各种俏皮话把这个王敬轩先生挖苦了个不亦乐乎，最后才摆出正经脸孔，提出许多学术和文字学原理，把他重重教训了一顿。
王敬轩的信忽儒，忽道，忽阴阳五行，思想夹杂不清，极乌烟瘴气之致，且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正足以代表旧式读书人的思维；刘半农的答复，则条理明畅，笔锋犀利，且学养深厚，议论宏达，处处可以表现新时代学者逻辑的思致和科学的精神。
这两封双簧信发表后，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新文化运动方面的战鼓擂得更紧了。但是这种做法却遭到质疑，有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看到上述两篇文章以后，写信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回答说：对于妄人“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者，滥用讨论学理之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10]就是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胡适便认为这样“有失士大夫身份”，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胡适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反对腐朽的封建文学本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举，何必采用如此手法？但是，陈独秀“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11]杂志最怕办得寂寞，捧也好，骂也好，热闹起来才是杂志的活路，寂寞久了，没人赞同没人反对久了，就自行消亡了。王敬轩、刘半农两篇文章的发表，正是陈独秀的高明之举。鲁迅说这出“双簧戏”是一次了不起的大仗，并且评价刘半农说：“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12]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这次战斗，是经过一起商量和研究的。鲁迅后来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13]可见，当时“双簧戏”的战斗，给鲁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认为，刘半农的声名鹊起，是和他与王敬轩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
钱玄同、刘半农的这两篇游戏文章刺激了读者心理，实远胜于百十篇庄严的论文。昔人谓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兵苦战疆场，一时未必取胜；奇兵自天而下，往往使敌人措手不及，而获全功。陈独秀及同人的“双簧戏”正有如此作用，固然近乎恶作剧，却是陈独秀高超主编艺术的体现，也是现代报刊史上精彩的一笔。
启示和思考
由陈独秀酝酿、策划的以文学形式变革为切入口的文学革命终于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遥相呼应，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讨论的问题不断深入。周作人根据文学思想革命的需要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使“文学革命”由形式的革命逐渐转入思想的革命，在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形式变革的基础上奠定了新文学的内容基础。之后，李大钊、鲁迅、沈雁冰等人加入到新文学运动的行列，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等人借助《新青年》杂志阵地掀起一场文学革命，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一、办刊物要善于借势，要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文学革命运动在不多几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这是它符合和适应时代历史要求的结果，其倡导之功不能不首推陈独秀。陈独秀正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基于彻底批判和否定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而思考文学变革问题的。同时，没有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觉醒，同样也不可能有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果敢和决绝。
二、办刊物要善于发现有助于自己思考的话题，并能使之按照自己的思路形成理论主张，为我所用。文学革命所进行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运动，带来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大革新、大解放。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同书面文学隔绝，固然有社会政治方面的根本原因，但同难读难懂的文言文长期在文艺领域所占的正宗地位也是有关系的。陈独秀正是以胡适的文学形式变革的“八事”为突破口，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论题，表现了一位编辑家的敏锐眼光和责任意识。
三、要善于将学术观点大众化，普及化。最令人赞叹的就是钱玄同、刘半农“双簧戏”的上演。胡适的不满，是以学者的眼光看问题，但陈独秀的着眼点是要将学者的书斋著述转化为大众的公共话题，借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进而推动讨论的深入发展。这是编辑家和学者的不同之处。
四、办刊物要有“咬定青山”、一干到底的精神。陈独秀这个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大事，就执著不放，奋进搏击，从不瞻前顾后。对于陈独秀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胡适在五年以后回忆起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时说，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检讨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14]这个评论是非常公允的。
作为杂志主编，陈独秀的个性精神和编辑艺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但是，透过陈独秀来看《新青年》，我们则不得不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文学革命这样一个足以改变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大题目只有在《新青年》上才得以完成，这份杂志的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新青年》在1919年以前可以说是中国唯一倡言新文化的大型文化学术杂志，它把一大批出色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共同塑造了杂志的鲜明个性。它用思想文化作武器，唤醒一代青年人，推翻一切传统的东西，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论陈独秀文学革命的策划，就不仅仅是感佩他个人的编辑才能，还应该直面《新青年》的品格。《新青年》是编给青年们读的，它有明确的读者定位；《新青年》力倡科学与民主，它有鲜明的办刊宗旨。正因如此，它敢于猛烈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倡导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等，昭示了新文化的方向。《新青年》所刊登的文字，所讨论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文学革命的策划，构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和精神品格，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占据着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中心位置，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关键之所在，更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关键之所在。
（原载《编辑之友》2003年第4期）
【注释】
[1]陈独秀：《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2]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l卷第1号。
[3]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4]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香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0页。
[5]鲁迅：《无声的中国》，《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6]胡适：《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
[7]陈独秀：《致胡适之》，《新青年》第3卷第3号。
[8]胡适：《逼上梁山》，胡适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香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7页。
[9]王敬轩：《刘半农.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0]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2号。
[1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8页。
[12]鲁迅：《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4—55页。
[13]鲁迅：《趋时和复古》，《花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6页。
[14]胡适：《文学革命运动》，《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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