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理想出版”

“理想出版”体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整体文化追求和文化抱负，使自身特殊的“自主性”得以表达，积累了“象征的资本”，出版社的文化形象和品格得到不断提升，从而最大程度地获取到经济上的利益。

一

文化生活出版社“始建时纯系‘朋友试办’，类似同人组织”^[1]。创办人之一吴朗西曾说：“把这个书店作为共同的事业，培育它，扶持它，切切实实，认认真真地干罢。”^[2]对文化生活出版社颇有研究的李济生说：“它完全不同于一般书商经营。既非官办，又不是个人独资创立，也不是几位老板有意文化，投资合股经营，更非规章齐全的有限公司组织，仅是当时三个从事文化工作的青年，既不为名更不是图利，全凭忧国忧民之思以满腔之热忱，要在乱世中为祖国文化积累做点贡献。虽是‘经商’却视之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事业，锲而不舍地埋头实干下去”。^[3]看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办者们是把出版当成一种“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共同的事业”来“培育”，来“扶持”的，而且抱定了“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办者们所奉持的“理想”，其实就是安那其主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通用的名词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于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其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和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的两大思想核心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反面的是社会没有了政府，成了无法无天的恐怖世界；正面的是社会没有了政府，人人享有绝对的自由，达到太平康乐的乌托邦（Utopia）世界。在当时，这两大思想核心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吸引了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广州、上海、漳州等地出版期刊、丛书、小册子，对安那其主义进行广泛传播，主要内容为：蒲鲁东的社会革命论及私产制度论，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人生哲学及补充达尔文进化论的互助论；反对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备黩武；反对剥蚀人权的买卖婚姻而主张自由恋爱；强调个人自由、大众平等、社会有组织但没有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国界壁垒，促进世界大同；反对麻醉性的宗教，集中人类智慧，充实物理世界等。吴朗西、巴金等的出版实践正是安那其主义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的体现，也是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三大信条超越政治范畴回归民间文化领域的道德境界的升华。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为第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所作的广告中指出：“在闹着知识荒的中国社会里，我们现在来刊行这一部《文化生活丛刊》，这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书读’、‘买不起书’……这样的呼声我们随处可以听到。……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至于以我们的薄弱的能力能否完成这一个宏大的志愿，那就完全靠着读者大众的支持了。”^[4]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没有成立宣言，而作为出版社第一个出版行为的“广告”完全可以看作是它的创办宗旨的告白，于此便不难窥见出版者如何规约自我的文化逻辑和商业逻辑。很明显，他们是把文化的逻辑作为终极目标，看轻商业的逻辑，只求民众“享受”知识的“利益”，不求任何的物质回报。事实上，吴朗西、巴金、朱之先、伍禅、丽尼、柳静等人在出版社完全是“义务劳动”，都不领报酬。

吴朗西、巴金等信仰安那其主义，从事安那其运动，自然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政治。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使他们陷入迷茫和困惑。如果以出版活动视为理想的回归的话，那么文化生活出版社正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好舞台。然而，回归安那其主义，并不是要放弃理性和排斥理性，而是要以新的感觉状态来纠正以往脱离现实的情感波澜所造成的人格失衡。对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巴金来说，他是从作家进入编辑行列的，他的角色转换，使他超越了一己的创作，而进入到文学生产的组织活动中来，在这种民间岗位上他就必然会用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文学，来对待文学过程中的要素。也就是说，只有这样，他才能遵从文学生产的规律，进入到一个新的个体自由的状态，体验欢愉和充实，从而弥合所谓人生理想不能实现等的种种焦虑和不安。一般来说，文学编辑的价值是由思想和审美意识共同决定的，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的信仰者，巴金文学编辑角色的自我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规定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整体文化追求，或者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文化品格主要是靠巴金的编辑实践铸成的。

二

巴金说：“我们谈理想，是要努力把理想变成现实；我们要为理想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5]“脚踏实地”地做好出版工作，首先就要处理好出版者与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巴金在自己的出版活动中始终把自己定位为读者和作者的“朋友”，他说：“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搞好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项目之一，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6]把读者当“朋友”，就是一切为读者着想，不仅使自己编辑的图书有益于读者，还要尽量让读者买得起。他编辑《文化生活丛刊》，所贯穿的主导意识就是“满足读者求知的欲望”，“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而策划编辑《文学丛刊》，更是预先确定出编选的四大特色，即“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这“四大特色”无一不是把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

把作者当“朋友”，就是“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7]巴金尊重作者，与作者坦诚相见，作者的来信、来稿，他都亲自复信，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或说明未刊用的原因。巴金还认为：“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8]以曹禺为例：1935年巴金在《文学丛刊》第1集中出版了《雷雨》单行本，接着又在第3集中出版了《日出》单行本，在第5集中出了《原野》单行本。正是曹禺《雷雨》、《日出》等的问世，才真正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坚实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巴金“发现”了曹禺，是巴金促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实质性发展。巴金的这种做法，对当时的文化界而言，无疑有着前瞻性、开拓性和导向性的意义。再如何其芳，巴金和何其芳初次见面时，何其芳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巴金在《文学丛刊》第1集中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画梦录》，后来又为他出版了散文集《刻意集》和《还乡杂记》。陈光英（荒煤）是一位失学失业的青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被巴金采用，刊登在《文学季刊》上，后来巴金又把他的第一本书《忧郁的歌》收入《文学丛刊》第2集，极大地鼓舞了这位20来岁的青年，使其从此走上文学道路。萧乾也是巴金积极扶持的一位文学青年。他曾说：“尽管我最初的三本书（包括《篱下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在文艺上，我自认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拉扯起来的。在我刚刚迈步学走的时候，它对我不仅是一个出版社，而是个精神上的‘家’，是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9]萧乾在《忧郁者的自白》一文中写道，他应该称巴金作“师傅”，巴金是他“推心置腹的知音”，“没有人能公平地衡量这个师傅所给我的影响”。其他如胡风、萧军、沙汀、张天翼、靳以、李广田、师陀、荒煤、方敬、穆旦、林蒲、李白风等这些30年代的文坛新秀，也是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舞台，成就了他们的文学生命。如果没有巴金，很难说中国现代文坛能出现这么一大批优秀作家。陈荒煤曾对巴金作过高度评价，说他“一直是热衷于发现、培养、扶植青年作家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对中国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0]

三

吴朗西、巴金等秉持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并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从而使文化生活出版社具有了“理想出版”的特征。

文化生活出版社“理想出版”的根本要义就是要“为了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11]20世纪3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殃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上海工商业界面临连年萧条、经济不断衰退的局面，现代出版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受到巨大冲击。1934年7月施蛰存在给戴望舒的信中曾感慨：“现在一切的书局都不收单行本，连预支百元的创作集也没有出路，这是如何不景气的一个出版界啊！”^[12]鲁迅对当时的出版状况也十分不满：“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13]鲁迅的境遇尚且如此，至于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文学爱好者所面临的出版困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吴朗西说：“当时不景气的风已经吹到上海工商界身上来了。书店出版社争出销数比较大、资金周转比较快的刊物杂志，至于单行本，一般连创作的小说都不愿意出，更不用说翻译小说了”；“当时书店都不大愿意出单行本，我们就来填补这个空白。”^[14]在当时，多数出版社放弃单行本的出版，很明显是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无非是书籍出版资金投入大，周转慢，而且所获利润少，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单行本”的出版思路，舍弃单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纯商业出版理念，说到底就是“为了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

有计划地出版大型丛书，更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从1935年5月开始至1937年抗战爆发，短短两年时间里，文化生活出版社就推出了9套丛书，即《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新艺术丛刊》《少年读物丛书》《战时经济丛书》《综合史地丛书》等。出版社一成立，吴朗西就策划了《文化生活丛刊》这一选题，选题思路来源于日本的《岩波文库》，他说：“我们出一套像《岩波文库》那样综合性的丛书，有文学，有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有翻译的，也有创作的。”^[15]不难发现，吴朗西的这一策划是在借鉴一种成功的范例，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读者大众的文化需求。但是当我们设身处地地感受文化生活出版社当时的境况—初创，缺少资金、人员等—的时候，就不能不为这一宏大的出版计划感到惊叹，而且这套丛书实际上成了当时新文学最大的展示平台。“丛刊”陆续出版49种，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新宇宙观》《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等少数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之外，绝大多数是译介的俄、法、英等国作家的文学作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学丛刊》和《译文丛刊》两套丛书。陈荒煤曾高度评价《文学丛刊》：“从30年代到40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大约出了百部各种文体作品……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30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16]而《译文丛刊》前后共出版63种，有选择、有重点地介绍了以俄罗斯文学为代表的世界文学经典，其价值和影响均可与《文学丛刊》相媲美。这些丛书的出版，使文化生活出版社呈现出文化建设的盛大气度，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0年代，新文学文坛上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巴金不画地为牢，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出版形成多样化融合的态势，最大程度地展示了不同流派与风格的作家作品的风貌，成为新文学图景的“重构者”。以《文学丛刊》为例：“丛刊”作者阵容庞大，涵盖面广，极具包容性，吸纳了当时聚集于京沪两地的文学主力军，既有左翼作家，也有巴金在北京办《文学季刊》《水星》杂志时结识的京派作家，还有在上海团结的一些作家朋友如丽尼、朱洗、吴朗西、陆蠡等。《文学丛刊》为这些不同流派、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发表作品的园地，不仅使“丛刊”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为当时的文学创作营造出一个活跃、宽松的空间，客观上促进了30年代文学的发展。“丛刊”自1935年11月至1949年6月，历时14年，共出版10集160册，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学丛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文学丛书。“丛刊”包括三四十年代86位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杂文、书信以及电影（文学脚本）等。“丛刊”中的许多作品多次重版：《雷雨》1936年1月初版，至1943年6月已再版19次；《故事新编》1936年1月初版，到1947年5月已再版15次；《秋花》《江上》《画梦录》《鹰之歌》等都是出版一月后即再版。《文学丛刊》以其内容之丰、销量之大、影响之广，堪称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文化性与商业性结合得最好的出版工程之一。

“理想出版”体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整体文化追求和文化抱负，使自身特殊的“自主性”得以表达，积累了“象征的资本”，出版社的文化形象和品格得到不断提升，反过来又最大程度地获取到经济上的利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理想出版”启示我们：出版社只有首先坚持崇高的“理想”，立志为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做出贡献，才能赢得读者和市场，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原载《出版广角》2007年12期）

【注释】

[1]纪申：《记巴金及其他—感想·印象·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2]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3]李济生编著：《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4]《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申报》1935年9月20日。

[5]田一文：《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6]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88页。

[7]同上，第489页。

[8]巴金：《致〈十月〉》，香港《大公报》1981年8月8～9日。

[9]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汇月刊》1982年第1期。

[10]荒煤：《“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人民日报》1982年6月16日。

[11]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89页。

[12]《施蛰存致望舒函》，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13]鲁迅：《致孟十还》，《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2页。

[14]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15]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16]陈荒煤：《我所认识的巴金老人》，《冬去春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