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进步思想，倡导民主政治
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中华职教社主任黄炎培。黄炎培创办这样一个刊物的最初设想，是让它宣传职业教育。因为中华职教社在全国有多处分支机构，黄炎培还想利用这份刊物沟通各地职业信息。这份刊物，实际上相当于机关报，发行量很小，只有两千多份，在读者中影响也不大。创办一年后，原来的主编去职，黄炎培便邀请邹韬奋接手主编。邹韬奋接编以后，首先在内容上进行革新，变机关刊物为大众刊物。他回忆说：“我接办以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1]他在内容上也独出心裁，反对模仿，使刊物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正如他自己所说：“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制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2]认为“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3]。于是，邹韬奋确立了自己的办刊思想，那就是:“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4]这其实也就是邹韬奋的办刊宣言，这一宣言确定了刊物的价值追求和思想面貌。具体表现为：一、关注社会现实。邹韬奋认为“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5]他既重编辑又重写作，《生活》周刊“小言论”是社会瞭望台。二、指导青年人生。当时的中国，在启蒙、民主、爱国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的大背景下，启蒙与改制、保守和改革、师夷与反帝等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生活》周刊刊载了大量指导青年人生选择、剖析社会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呼应着当时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青年的立场”、“大众的立场”，因此吸引了大量读者。三、反抗日本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又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即由综合性的青年大众读物，转变为围绕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时事政治刊物，受到爱国青年的追捧，发行量也突飞猛进。《生活》周刊刊载了大量鼓舞民众抗日、呼吁团结御侮的文章，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掀起全民抗日浪潮的主要舆论力量。
总之，《生活》周刊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倡导民主政治，呼吁抗日救亡，成为一个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和一处爱国主义的精神高地，在当时的进步刊物中，无论是创办宗旨、内容特色都独树一帜，深受读者欢迎，而不断增长的发行量也显示了杂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二、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利益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把“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利益”作为办刊宗旨。“努力为社会服务”，主要是从内容上说的，强调的是杂志的功能和要达到的目标；而“竭诚谋读者利益”，既注重于内容为读者所容易接受，又注重于与读者建立紧密的关系。为了实践这种办刊宗旨，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开辟了《读者信箱》，目的就是为了解答读者来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到1931年《生活》周刊鼎盛的时候，每年收到的读者来信达3万余封，即使是别人写了回信，邹韬奋也坚持每封回信都亲自审核，然后再盖上自己的印章发出去。这种对读者的热心和热情，换来的是读者对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高度信任。
另外，《生活》周刊还设立“书报代办部”。“这‘书报代办部’是附属于‘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书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完全是‘服务’做它的产妇，‘服务’成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6]可以说，《生活》周刊的成功是邹韬奋和他热心服务的读者共同创造的。他真正做到了“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7]。
邹韬奋做出版一直强调事业性和商业性相统一。他在主编《生活》周刊时也在实践着这种经营理念。他说：“要把单张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钱；要开展事业，要有钱；要增加同事以分任过忙的工作，也要钱，所以我们天天想赚钱。”[8]那么《生活》周刊的钱是怎么赚来的呢？“拉广告”是一个重要的赚钱办法。但是，对于广告，邹韬奋并不是来者不拒，他给自己定下了什么样的广告能登、什么样的广告不能登的规矩：“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9]杂志发行量大了，广告来得也多了，赚钱了，那么赚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邹韬奋说：“《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10]办刊物、做出版，要做到事业性和商业性相统一，这正是“韬奋精神”的重要内涵之所在。
三、“花园”景致宜人，“园主”功莫大焉，“花匠”无怨无悔
邹韬奋把中华职业教育社比喻为“园主”，把《生活》周刊比喻为“花园”，而把自己比喻为“花匠”，通过描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华职业教育社，特别是职教社主任黄炎培的充分信任才是《生活》周刊得以发展壮大的第一关键因素。他是这么说的：“好像园主把花园交给一个花匠，付以全权。这个花匠生性耿介憨直，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但知根据明确规定的宗旨，为社会努力；但他深觉这样耿介憨直的花匠不是任何园主所能容的，所以这个花园之有今日，第一就不得不归功于园主对于花匠之信任专一，毫无牵掣。”[11]
邹韬奋1926年10月任主编，至1933年11月杂志被迫停刊，为《生活》周刊这个“花园”忙碌了整整7年时间。在这7年中，周刊内容不断革新，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生活》周刊改为本子之后，内容更充实，销数突增至八万份，随即增至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12]，创下了当时刊物发行的最高纪录。至此，在邹韬奋这个“花匠”的精心培育下，《生活》周刊变得花团锦簇，生机盎然，景色宜人，声名远播，而邹韬奋也逐渐成长为一名进步的、革命的出版家。
《生活》周刊社隶属于中华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自然是《生活》周刊这个“花园”的“园主”。黄炎培对邹韬奋给予了高度的信任，放手让他自主经营，从不干涉。在邹韬奋看来，“花园之有今日”，黄炎培才是第一功臣。《生活》周刊创刊的时候，邹韬奋已经在中华职教社任职，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生活》周刊创刊一年后，原来的主编王志莘去职，黄炎培便将邹韬奋从《教育与职业》调到《生活》周刊，让他接任主编一职。黄炎培对邹韬奋委以全权，周刊办刊宗旨的调整、经营思路的确立等，都完全按照邹韬奋的设想付诸实施，结果是周刊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也不断增长，周刊社的经济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1929年，为了周刊更大的发展，黄炎培决定让周刊社作为中华职教社的一个隶属机构独立运营，并任命邹韬奋为周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这就给了邹韬奋更大的自主权，为周刊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后，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发表声明，表示其“与国人共赴难”，还是发动舆论声援抗日将士，号召社会各界捐款，《生活》周刊都冲锋在前，成为掀起全民抗日浪潮的主要舆论力量。因为《生活》周刊所刊载的抗日文章和反政府内容，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党部的很大不满，有关方面要《生活》周刊公开表态拥护政府。邹韬奋不为所动。他们又找到《生活》周刊的主办单位中华职教社。蒋介石将黄炎培由上海请到南京，亲自与他谈话。黄炎培回来与邹韬奋商议后决定，《生活》周刊社脱离中华职教社，独自经营，仍由邹韬奋主持。从如何对待《生活》周刊独立发展这一点上来说，黄炎培不愧是一位保护“花园”、爱护“花匠”的受人尊重的“园主”，他给予邹韬奋以充分的信任，而且在关键时候能够予以切实的保护，为邹韬奋办刊营造了一个良好环境。《生活》周刊这个“花园”之所以能够如此景致宜人，“园主”黄炎培当然功莫大焉。
邹韬奋自喻为一个“花匠”，表明他对辛苦的劳作是无怨无悔的。因为对“园主”持有一种责任，对社会和时代怀有一种使命，所以要担当责任，不辱使命，就必须“根据明确规定的宗旨，为社会努力”。邹韬奋的“园主”、“花园”、“花匠”的比喻，形象而贴切，而且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相当深刻的。
（原载《中国编辑》2015年第6期）
【注释】
[1]邹韬奋：《韬奋自述》，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邹韬奋：《几个原则》，《韬奋新闻出版文选》，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3]同上，第225页。
[4]邹韬奋：《我们的立场》，《韬奋新闻出版文选》，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297页。
[5]同②，第226页。
[6]邹韬奋：《生活史话》，《韬奋新闻出版文选》，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7]邹韬奋：《生活史话》，《韬奋新闻出版文选》，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8]同上，第340页。
[9]同上，第338页。
[10]邹韬奋：《<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韬奋新闻出版文选》，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11]邹韬奋：《辛酸的回忆》，《韬奋新闻出版文选》，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286页。
[12]邹韬奋：《生活史话》，《韬奋新闻出版文选》，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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