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依照自身对于政治传播的理解，尽可能地把我们的看法贯穿在对每一个具体观点的分析之中。由此，我们从整体上作出如下综合评析。
第一，从研究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看，无论是项目还是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从单纯的传播学角度来研究政治传播的。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把政治传播置放于传播学的视野，比较侧重于微观实证层面的研究，充分展示了传播学的研究魅力。但是，这也直接反映了过去我们对政治传播研究的“传播学导向”，我们已经撰文论述了这种沿袭西方传统的定势思维，是对政治传播本质的“偏狭”的理解，我们认为这种偏狭的理解直接导致了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科壁垒”和相应的“学科短视”。[54]这种学科短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传播的研究侧重于其“形式”，而难以深入其“腹地”，即其所传播的政治内容。
第二，从研究重点看，近几年来，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内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矛盾尖锐等现实背景，政治传播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意识形态控制”“舆情”“危机传播”“新媒体影响”“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能力”等方面。其中，传播学对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几乎锁定在“国家形象”上（数据显示，作为研究主题，“国家形象”的频次是其他研究主题的5倍以上）。这些研究展现了理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及时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策略。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当前政治传播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应用研究。比如，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更多地是对“中国国家形象”被丑化这一具体现实的应激反应，很少从诸如政治合法性等政治文明的深层角度来认识和阐述，仍缺少深层次的价值思考和系统的理论思考。
第三，从研究层次上看，研究政治传播策略的成果比较突出，有些甚至下沉到政治传播的“技巧”研究。相对而言，研究政治传播战略的成果很少。当然，政治学对“政治战略”的研究、传播学对“传播战略”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成果（相比较而言，政治学关于“政治战略”的研究要比传播学关于“传播战略”的研究更深入、成熟）。但是，对政治传播而言，其缺乏的恰恰是对“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这种研究需要的是“政治战略”与“传播战略”的有机融合。现在的情况是存在两个“两张皮”：“政治战略”与“传播战略”是“两张皮”；政治中的战略与策略、传播中的战略与策略是“两张皮”。
第四，从研究取向上看，一大批学者要么仍然继续热衷于“传播”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翻译、解读、评论不亦乐乎；要么急于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学科体系。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对西方政治传播理论消化和“本土化”的阶段。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尚没有研究透彻，一些观点和理念在“本土化”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偏差。这种研究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却较少关注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现实需要。在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针对政治传播的研究，首先需要对“基础”即中国政治的研究下足功夫，应从“着力点”的传播反推到作为“基础”的政治本身，从而在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更为广泛的、真实的、有力的传播，以及什么样的“政治”更能广泛地、真实地、有力地传播这些政治传播研究中更根本的方面下足功夫，只有这样的理论研究才是真正接地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第五，就国家对政治传播重要性的自觉意识而言，从文中所选择的项目名称和外部形态上看，五年以来的165项国家级的社科研究项目中，没有一项是直接研究“政治传播”的，甚至在课题题目中连“政治传播”这个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点十分令人遗憾。
当然，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理论形态，是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并举的系统工程。我们认为，着眼于深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完全有必要提出科学严谨的前提预设，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实践的中国经验和世界意义，而且有助于夯实中国政治传播理论走向未来的学理基础。
首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形态，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实践形态、思想理论的传播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陷入一定危机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描绘人类美好社会前景的政治信仰，更加显示出了激励人们前进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同样，信仰只有靠真诚才能赢得尊重，靠坚定才能付诸实践，靠传播才能赢得未来。面对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新媒体发展的日新月异，进一步总结政治宣传的历史经验，探寻更具时代特色的政治传播方法，科学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然要求用发展着的方法论不断展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过程。为此，我们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还应考察在不同时期信息源、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环境、传播方法、传播受众的历史变化，这样才能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打好主流意识形态基础，给政治传播过程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形态，需要加强对中国价值的观照。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必须超越西方那种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技术层面。我们不难发现，以政治竞选活动为中心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旨在捍卫所谓的普世民主价值及其实现这种价值的竞争性政治运作模式，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是基本前提。而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对象的，这一具象化的设定，不仅规定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体现着全党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必须致力于真切表达和体现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愿望，致力于破解难题，凝聚共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贯穿于政治传播实践中，在积极的理论建构中为宏阔的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传播的和谐化提供应有的解释框架。因此，增强中国政治传播理论的现实观照，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学术需要，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指向。
最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形态，需要完善中国政治传播话语体系。“预设”是生成的前提。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政治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政治传播“理论自觉”的内在要求。其现实意义在于，总结中国以往在政治传播领域的基本经验，解决中国当今政治传播面临的重大问题，服务于中国未来政治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治传播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空场域，通过拓展知识存量体系促进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要围绕学科元理论的基本命题群，切实完善学术坐标的研究与建构，特别是要全面总结与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政治动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同时围绕党和政府传播这一主体，将新媒介发展、新的社会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纳入研究视野，吸收前沿研究成果，使理论研究真正契合科学发展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需要。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学科的“问题意识”，做到学术命题有“执政意识”，价值指向有“人民意识”，理论分析有“中国意识”，范式创新有“建构意识”，逻辑论证有“说服意识”，政治表达有“传播意识”，研究视野有“全球意识”，思想交锋有“阵地意识”；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陷入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殖民化，不断增强我国政治传播理论的学术创造力、影响力和传播力。
总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研究任重道远。可以肯定，针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所面临的现实与党和国家的政治传播工作的现实需要，努力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框架、知识产品、话语体系方面积极推动更高层次的学术生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YU F．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M］．New York：Praeger，1964．
[2]LIU A．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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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邹谠将“全能主义社会”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不能侵犯的领域”，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7．
[11]HISA T A．Metaphor，myth，ritual，and the people’s commune［M］／／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Studies in Chinese Communist Terminology No．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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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何舟．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J］．新闻大学，2008（2）：34．
[23]在CNKI搜索以“政治传播”为名的文章，1979－1999年二十年间仅9篇相关论文，2000年2篇，2001年3篇，2002年6篇，2003年3篇，2004年8篇，2005年5篇。
[24]BLUMLER J G，KAVANASH D．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influences and features［J］．Political communication，1999：210．
[25]如武汉大学博士生郑一卉在《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百年回望》一文中，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成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勃兴期”，本课题认为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传播都没有“勃兴”的形态。参见郑一卉．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百年回望［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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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何舟．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M］．新闻大学，2008（2）：34．
[32]丁柏铨．论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之关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进行考察［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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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参见相关学者的主要著作：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赵月枝，罗伯特·哈克特．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M］．沈荟，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姜飞．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向［J］．中国记者，2011（7）：18；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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