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确定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轴心是政治宣传品质提升的时候,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边界自然也就清晰了。这个边界就是:并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谈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并不能离开政治宣传的历史和现实谈论政治传播,并不能在政治宣传以外寻找新的要素,并不能摆脱政治宣传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重塑政治传播的过程和框架。超出这种边界,肯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歧途,至少也是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越来越无关的无效劳动。
现在学界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的转型,认为传播与宣传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宣传关心主体,传播关心受众;宣传偏重单向,传播偏重双向;宣传侧重直接,传播侧重间接;宣传强调覆盖,传播强调渗透;宣传具有刚性,传播兼有柔性;宣传重视信息筛选,传播重视信息公开,等等,因而宣传应向传播转型。其实,稍加思考便可发现这几点并不能成为所谓宣传与传播的区别,所以努力做到这几点也并不意味着“从宣传到传播转型”,倒不如说,这仍然是在政治宣传范畴内提升其品质的努力,仍在我们所强调的边界之内。
包括政治宣传的政治传播,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主体、受众与媒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资本的无孔不入,资本越来越多地渗入政治传播过程,逐步成为独立于主体、受众与媒介的基本要素。基本要素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运动过程构成了不同的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比如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等。政治传播基本要素中的主体即政治权力主体,始终居于统摄地位,因而政治权力主体与媒介的关系是任何政治传播中决定政治传播性质的主导性关系。媒介若完全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将导致政治运行过程中的政治信息传播成为一种无视受众的“主观意志推行过程”;相反,若媒介独立行事且完全受资本制约而危害到政治权力主体甚至正当的政治本身的时候,由其主导的政治传播也将成为以媒介操控为目的的媒介政治传播。这两种政治权力主体与媒介的关系及其所主导的政治传播,都不是我们所要主张和提倡的,相反,是我们所极力反对的。这正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边界——要保持政治传播中政治权力主体与媒介的合理关系,要警惕新的要素即资本的腐蚀力量。
因为对政治宣传的误解和对过去的政治宣传的反感,一些人在批判过去的政治权力缺乏媒介监督的同时有些矫枉过正,极力主张“媒介独立”,从而使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有可能成为像西方那样只为政治竞选服务的专业化媒介操弄。所以,我们这里针对一种行不通的可能性而划定边界的善意提醒,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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