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突然兴起了所谓“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时髦，似乎终于找到了很先进、很有效的研究方法。其实，所谓“质化”与“量化”的研究方法，在哲学中就是普通的逻辑论证与实验实证的研究方法，说得再通俗一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案例的研究方法。就像其他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一样，政治传播研究当然既需要质化研究，也需要量化研究，但是，难处就在于如何在思维深处将二者统一起来。从哲学上讲，质化与量化或者逻辑论证与实验实证并不是可以割裂使用的、彼此独立的两种研究方法，而是始终贯通融合的思维范式。这种范式要求，再抽象的理论逻辑必须有实证能够证实，再复杂的实验实证数据必须有理论逻辑的支撑。
深入观察现在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突出：一方面，重要的选题只是在理论的层面被抽象空泛地论证而没有实证实验数据的支持；另一方面，非常先进的实验实证研究却缺乏对选题意义的理论判断，以及经过严密的实证实验研究之后得出的有效理论分析，从而使这种研究仅仅“看上去很美”。从严谨的研究方法上追究，有很多的实证研究严重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批判”。一是没有批判的前提选择盲目而没有意义，导致整个过程滑稽可笑，十分类似中世纪时期西方花费很大的力气在论证“上帝究竟有多少头发”上。笔者曾遇到过一个实际的例子：一位传播学的博士生花了4年的时间写出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证明了“宁波动车事件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最后笔者所给的评审结果为“不合格”。二是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前提与结论的支持和反驳关系，结果由于前提的“不真”，研究结论发生背离甚至反转。
以笔者个人之见，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在这个方面的难题，不在于我们如何用实验实证的大量案例来描述中国政治传播的经验，而在于我们的经验如何能抽象出超越中国文化语境的普遍价值，以使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能为人类的政治文明作出贡献，进而通过传播实现全球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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