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信息的分层

民主的传播是指民主信息在政治共同体范围内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过程，即民主信息系统的运转。有学者曾将民主比作陀螺，认为民主只有像陀螺一样运转起来才会生效。同理，民主的传播也需要运转起来（其本身也是一个运行、运转过程），以驱动民主信息的交流、融合。民主的运转问题就是民主的传播机制问题。理解民主信息，即传播视域下的民主，是进一步探讨民主传播机制的逻辑起点。从信源来看，民主信息的编码不仅来源于对民主实践经验的描述、总结，也来源于民主理论家的理论建构，还来源于人类对民主价值的向往和想象。民主信息的不同层面既为理解民主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表明民主不是铁板一块。对此，民主理论家达尔曾提出：民主问题涉及两种判断，经验判断和价值判断。^[1]萨托利也曾提出经验民主与规范民主的区别。^[2]可见，面对这个复杂但重要的问题——民主时，宜有不同的视角、分不同的层面。因此，本书亦采用分层的视角来理解民主信息。^[3]

（一）经验层面

经验层面民主信息的形成，是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的，这种判断多数是对各种民主实践材料的感性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种较低层次的理论总结和概括。首先，经验判断是用来回答像“我们能做什么？哪些正是我们所面对的？当我们选择做X而不是Y的时候，这种选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4]这些问题的。对民主的经验判断则是，从政治运行中的政治制度、政治现象等元素中，运用较低层次的感性来判断哪些是民主的、哪些不是民主的，即将民主信息与其他非民主的信息区分开。其次，建立在不同条件基础之上的民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往往是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民主实际状况的描述和总结。所以，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上的民主信息，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国别性色彩。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在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抽象路径中处于特殊性一端，还未达到具有更高普遍概括性的程度，这也就使其解释力无法达到普遍的广泛程度。所以，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较为直观，并具有较强的特殊性或较弱的普遍性。

（二）规范层面

与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面向现实不同，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一般面向的是未来，是理想。但是，其又没有“终极层面”民主信息（下文将涉及）的抽象程度。其涉及的信息是“民主应该是怎样的”“怎样的政治是民主的”。这就意味着规范层面民主信息的编码，离不开民主判断标准这个问题。因此，研究民主的学者总是会提出一系列的民主标准。例如：美国学者达尔提出了民主的七大要素、五项标准。^[5]中国学者俞可平则提出了民主的六个标准：普选、参与、法治、透明、人权、责任。^[6]与经验民主的经验判断基础不同，民主标准的形成过程不是对感性材料的简单归纳、总结。其思维历程呈现出一种双向交织又曲折上升的形态：既基于感性材料，又用理想民主价值对感性材料所体现的价值予以审视。可以说，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赋予了民主以批判性。现实政治被这一层面的民主信息所检验，并通过对照而找到其想要的东西。^[7]也就是说，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具有指引民主发展的作用和目的。因此，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已经超越了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的表面性，既抓住了后者的本质，又不囿于其中；既深入后者的核心，又跳出来站在价值高地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这种来源于经验又超越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其方法论上更高层次的理性、抽象，决定了其比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概括性更高、解释力更强。

（三）政治文明层面

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8]。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共享的政治成果，其中民主不仅是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民主信息的最高层次或者终极层面是以政治文明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类共同、共享的政治成果，政治文明具有抽象性，这就意味着处于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也是抽象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规范力。当然，这不意味着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是“远离人类生活的虚无表面的精神幽灵”，是人类大脑臆想出来的乌托邦。实际上，其不仅以经验和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为基础，而且超越了其地方、国别特殊性色彩以及有限的解释、规范力度。在高度上，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站在了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是对全人类政治的思考与规范，它根植于人类思想感情之中，并与人类的价值追求和目标理想相联系。这一高度决定了，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已经从意识形态、政治性中摆脱出来，更加具有普遍价值。在深度上，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深入到了人性之中，是人性对自由、平等的需要和向往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展现与放大。正因为人性如此，政治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才被塑造为这样的结构，才能以这样的方式运转、发展。这体现了这一层面民主的人性特点。人类性—人性这两方面构成了政治文明层面民主的本质属性——民主实际上是“非政治冲突性”^[9]的。因此，对民主的认识应该去除政治的、阶级的、种族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有色眼镜，应看到其本质属性，站在它的高度和深度思考人本身和人类共同体本身的需要和发展，即看到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人性—人类性属性所决定的其普适性的意义。从信息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最具抽象性同时也最具普遍性意义。

（四）三者之间的关系

萨托利对民主的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三者的关系。首先，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是一个宏观理论，而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对于它打算验证的通则——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来说太小了，前者很难证实或驳倒后者。因此，当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与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相悖时，并不意味着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是错误的。其次，“民主是什么”同“民主应是什么”是分不开的。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有助于我们面对理想——民主应是什么？其对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具有规范意义。最后，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价值压力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目标政体”，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民主过程，民主是从其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10]因此，民主信息不是一旦形成就不变的，而是将经历一个不断更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又不是随意的，其最终受到民主政治文明价值的指导和框范。从这三点可以看出，经验、规范与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并不是将民主分为不同的三种，而是为了更好地以一种完整而又辩证的视角来理解民主信息。这种区分意味着民主信息复杂性中的可知性，体现的是对这种可知性的肯定和尝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们在进行民主传播时既要看到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的具体性、多样性，又不能忽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共同特征以及受更高层次一致性价值的指引；既要怀有民主的理想和价值追求，又不能忘记只有付诸实践，其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既要看到民主的时代必然性，又要看到民主本身意味着人类民主政治的不断探索和前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民主的传播，而其本身也是一个民主传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