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过程的公共性

拉斯韦尔将传播过程总结为“Who（传播者）—Say what（讯息）—In which channel（媒介）—To whom（受众）—With what effect（效果）”^[9]政治传播作为一种“传播”，它与一般传播过程的主要区别在于传播主体为既定的政治体系（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等）。这种传播过程是由政治体系、传播媒介与公众三个政治要素互动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从更大的范围或者更本质的属性来看，它是通过传播媒介实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信息流动的过程。

从政治体系来看，作为权威性价值分配主体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的关系是一个“输入（要求和支持）——输出（决策和行动）——反馈”的过程的两个参与者，^[10]政治传播过程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不同的信息流动模式体现了制度设计模式的不同。在一些系统中，政府决策是输入，社会变化是输出，政府对来自社会的反馈信息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在另一些系统中，输入是社会系统的变动，输出是决策，来自环境的信息的输入—输出就比较畅通。政治支持，即对政治体系输出的认同，包括对当局（执政政府、执政党）的支持、对体制（政治制度）的支持，以及对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支持。^[11]对政治传播来说，最常规的支持对象是政策与行动。

从传播媒介来看，大众传播媒介本身信息流动单向化的特征使得公共性的讨论无法成为可能，这也是哈贝马斯批判大众传播媒介导致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理由之一。但是由于当代民意调查发挥的关键作用，公共舆论成为政治传播中信息双向流动的保障。而且随着互联网等强调互动性、个人性的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政治组织、政治家与普通民众的直接交流至少在媒体属性上成为可能，这也赋予了政治传播公共性更丰富的内涵。

任何政治体系都需要合法性，获得这种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获得公众的支持而最大限度地具有公共性。在大众传播时代，政治传播是通过民意调查实现这种公共性的。在这一意义上，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政治传播强调的是政治信息的传递，政治宣传强调的则是政治意志的执行，它是国家等政治传播主体单方面设定的一种政治意志的推行，因此往往并不考虑合法性问题，当合法性降低时，形式的强制性要求就提高了。例如，与宣传相配套的必须是：传播形式仅限于大众传播；强调政治体系对信息流动渠道的控制；对原子化的受众的培育等。政治宣传在战争时期、国家建立初期具有强效力，即使在当前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选举中，政治宣传仍然是常常使用的手段，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常态。当下的政治生态和传播生态已发生改变，尤其是新媒体所搭建的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以及空间内公民精神的萌芽，都强化了信息双向沟通的强要性。政府与政策的合法性成为政治治理的重要基础和议题。据此而言，政治传播的公共性在此体现为基于说服的沟通过程，它在本质上强调社会与公众对议题的认同。